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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办高中？ 本文以对话稿的形式发表于《光明日报》2016年12月6日第15版（基础教育版），题目为《从“升学”转向“成人”重新定位高中教育》，对话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北京市玉渊潭中学校长高淑英。 在所有正式教育阶段里，或许高中是最令人困惑的。高中之前是义务教育，每个人都必须接受；高中之后是高等教育，只有少部分年轻人能够进入大学。 这两个阶段的定位和目标相对清晰。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办高中呢？它既不是每个人必需的因而是强制的，也不是每个人向往的因而要追求的。 咋看起来，这个问题有些令人错愕。2015年中国高中毛入学率已经达到87%，面对这样显著的成就，难道说我们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吗？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理论上，教育学中有关高中教育的价值与意义的文献汗牛充栋，但在实践中，高中教育却被简化为一条向上攀升的升学直线上的一个环节——更准确地说，是大学预科班。越是有名因而家长越愿意送孩子就读的高中，越是把全部资源和力量投入到能够有效提高高考分数的领域。这些备受瞩目的名校呈现出明显的校格分裂状态：一方面，校长们在各个场合不断提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教育理念，热闹非凡；另一方面，在教室里却上演着最残酷单一的刷题策略，冷彻骨髓。“虚情假意谈教育理念，真心实意搞应试训练”，对于高中校长而言，既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选择，又何尝不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如果一个校长真的要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去办学的话，一旦他（她）不能实现升学率的有效提升，就连家长都会群起而攻之。倒是在那些已经产生不了北大清华学生的高中里，教育改革反而做得有声有色，校长也更加从容。这常常使我陷入了迷惘：从更长远的人生来说，到底是谁接受了更好的教育？是那些在名校里埋头刷题的学生？还是那些在“一般”中学里自然接受教育的学生？ 这并非一个新问题。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反对“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越反对中学追求得越厉害。人和机构受利益驱动。改变人们行为的不是理念、口号和文件，而是利益。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中学追求升学率——无论是“片面”的还是不“片面”的——那么，与其反对“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倒不如勇敢地正视并承认中学追求升学率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通过对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引导中学在追求升学率的过程中，能够为学生提供好的教育，从而使中学追求升学率这样一种自利行为，可以自动地实现家长和社会所期待的良好教育生态，其效果可能比政府的反对或提倡还要好。当然，这样做意味着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努力和付出。 在讨论高中教育时，我们尤其要关注两个数字：一个是高中毛入学率87%；另一个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前一个数字表明，我们国家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接受了高中教育；后一个数字表明，我们国家年轻人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对于高中教育而言，这些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这两个数字决定了我国高中教育的目标必须从“升学”转向“生活”。上学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但人的一生并不需要全部用于正式教育。总有一天，人会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升学”只是人生中短暂的几个节点，但生活却意味着人生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中的确是正式教育中的一个环节，但这个环节的任务不是或不仅仅是为下一个教育阶段做准备。教育的本质的确是做准备，但高中教育应当为下一阶段乃至以后更长时期人的生活做准备。无论这个阶段是指教育阶段，即升入大学；还是指走上社会的阶段，即就业。 如果我们把高中教育的价值局限在升学上，将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个是不公平。未来只有少数人能够升入大学，或极少数人能够升入好大学。对于那些不可能升入大学的学生而言，定位在升学上的高中教育就失去了意义。即使对于那些能够升入大学的学生来说，也可能意味着不公平。因为一旦以升学为目标，学校资源就会流向能够对升学率产生最大贡献的领域，这只会对考试成绩最顶尖的那部分学生有利，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不利的。 另一个后果是学生有可能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在许多人的意念里，教育等于上学，上学等于接受并掌握知识，掌握知识等于记住知识点和唯一答案。知识点的确能够帮助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得到更高的分数，但它们解决不了人可能面临的道德困境，内心的挣扎，面对复杂问题时的艰难抉择，以及精神上的救赎，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总有一天它们会反过来吞噬掉人的灵魂。人的心灵就像是一面布满灰尘的镜子，真正的教育之风将会拂去这些尘土，帮助人建立起正确生活的精神基础，救自由的灵魂于矇昧之中。高中生恰好处于心智将成熟未成熟的阶段，更需要成年人对他（她）们进行心灵上的呵护和引导。因为孩子正值青春期，家长往往对此束手无策——许多孩子根本不和家长交流——这个责任只能而且必须由学校承担起来。 上述两点关注的是个人层面，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或许我们正在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意义上的高中价值。高中教育全面普及意味着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高中层次的教育。这些人在想什么做什么，决定了我们社会的状态。他（她）们构成了社会的主体，而不只是那些读了好大学的人。随着人们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人和人之间开始出现分化，社会开始分层，由此产生了分裂和对立。教育应当提供与之平衡和对抗的力量。因此，高中教育的任务就绝不仅仅在于只把成绩最好的那一部分孩子送进大学，更重要因而也是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它同样也要为那些成绩不好的孩子提供改善和进步的机会，通过教育凝聚社会共识，凝聚起绝大多数学生对这个国家、社会和本土文化的基本一致和有约束力的理解，不至于造成社会分裂。 分裂源于越来越残酷的竞争。十一期间，朋友带两个孩子来看望我们。我们很不识相地问了一个让孩子最不开心的问题：“学习成绩怎么样啊？”姐姐倒是痛快地给出了答案，弟弟则垂头丧气地说：“我学习不行。我是学渣。姐姐才是学霸。”在听到这两个词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陡然一疼，仿佛被针狠狠扎了一般。两个9岁的孩子，已经在他（她）们的社会——学校——里被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学霸和学渣，而且这种分裂得到了自我预言式的认同。 不要以为竞争只是对“学渣”造成了伤害，事实上，“学霸”受到的伤害可能一点儿也不少。这种伤害部分来自“学渣”心中的愤怒——他（她）们认为自己的不利处境是因为“学霸”的存在而导致的——一旦这种愤怒失去了约束和控制，冲破了可以忍受的界限，他（她）们就有可能对自己的“学霸”同学痛下杀手。这种恨意是一种戾气，应当也只能通过教育加以消弭。 凝聚社会共识最重要的方式是让人们学会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共赢，最终给每个人都带来幸福。人们只有在合作中才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对自己而言是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确存在着竞争，有时竞争还很激烈，但竞争并非生活的全部。即使在竞争中，人和人之间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共存共生的关系。 实际上，让人们学会合作并不容易，让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的观念、意识和方法就更加困难。我们需要在课程设置、学习内容、教学方法、考试评价等诸多方面进行更有意识和目标的设计，为学生提供更有效的训练。 去年，朋友的孩子代表中国参加了一项国际机器人比赛。所有国家的选手分成不同的小组，两两对垒，就像我们通常在足球比赛中看到的一样。比赛的规则是，先完成任务者获胜，同时获得相应的积分。能否进入下一轮比赛取决于各队的积分。每一队的积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自己完成任务后获得的分数，另一部分是对手获得的分数。比如，假定你得了100分，对手只得了50分，那么你的积分就是150分；另一队也得了100分，但对手得了80分，那么它将得到180分。虽然你们都战胜了对手，但由于另一队的积分高于你，所以它将获得最终胜利。因此，在这项比赛中，仅仅战胜对手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最终胜利，你不仅需要保证自己能够获胜，同时还要想办法帮助对手，让它和你之间的差距不至于太大，以实现积分最大化的目标。这个比赛的最大特点是体现了竞争中的合作：作为比赛，它仍然是竞争性的，但最终胜利却取决于你如何和对手之间进行有效合作。通过制度设定，所有参赛选手都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利益体现在合作之中，只有合作才能实现最大利益。这位医生出身的朋友由此感叹到，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因为在全球化时代，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传染病也许只隔着一道机舱门。仅仅实现你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你还要而且必须帮助其他人共同发展。 这个真实的故事可以启发我们更深地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微小变化去影响甚至改变学生们在合作问题上的思维和行动？事实上，如果跳出教育的视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上述这些复杂的问题单靠学校是不可能解决的，同样需要多方合作。学校和家长可以只关心分数和升学率——事实上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但政府不行，它必须超越这些，关心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大学更应该通过招生录取的变革在引导基础教育发展和年轻人成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媒体、企业、文化界等其他社会力量也共同肩负着教育年轻人的责任。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面临这样一副图景：学生日复一日地上课、考试，有的人升入大学，有的人没有；教师日复一日地上课、下课；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在照常进行，看不出和往日有什么不同，但也许就在这表面的平静之下，可能涌动着一股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不寻常的暗流。无论如何，升学只是一个结果。在教育问题上，结果并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全部。和升学结果相比，还有一些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而言更重要的东西应当受到我们更大程度的关注，而这样做的原因并不依赖于社会性的后果。 今天的高中生就是未来社会的成年人。今天他（她）们在高中里的生存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就决定了未来十年后社会的生存生活状态。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社会里吗？那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关注所有的高中生。不只是关注那些能够进入大学的“好”学生，更要关注那些可能进不了大学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可能只隔着一道机舱门。这才是今天高中教育可能面临的真正危机。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她）们成为一个群体，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两个群体，尤其是一个群体的成功建立在另一个群体的失败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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