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参加了两场同学聚会。感叹时光逝去之余，不由得想起了从小生活过的胡同和上过的学校。这些天翻阅了一些资料，整理笔记，试做草厂胡同和草厂小学寻根溯源。
北京叫草厂的地方很多，东西南北城都有。我儿时生活过的草厂胡同在北京北城鼓楼东大街附近。
说起草厂胡同，不能不先说万宁寺。 万宁寺建于元朝大德九年(1305)，是元朝皇帝成宗铁穆耳敕建的皇家庙宇，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万宁寺在大都时代规模宏大，其范围包括今天的鼓楼一带，是大都中轴线北端最大的建筑群落。据现代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所绘元大都地图，万宁寺占地广大，今天整个草厂胡同范围和鼓楼之地，均属万宁寺。就连皇城北门厚载门外的天桥（今后门桥），那时也称之为万宁桥，其庙可谓大矣。万宁寺内的中心阁位于今鼓楼的位置，是元大都城市的中心点，南北中轴线上的重要标志，因而备受史家瞩目。 元代蒙古皇帝笃信佛教，和尚喇嘛地位崇高，常有僧侣藉此横行不法。其时万宁寺的皇家背景世人皆知，庙中和尚备受尊崇，势焰熏天。据《元史》记载，直到成宗皇帝死后的若干年（仁宗皇庆年间的1313年）还有万宁寺主持僧米普云济以所佩国公之印移文有司，干涉地方行政，导致仁宗皇帝下诏，予以明令禁止。 成宗驾崩以后，其侄辈继位，相沿数代，支脉渐远，成宗影响式微，万宁寺亦随之衰落。至元朝灭亡，万宁寺庙宇规模也日渐缩小，几近荒废。 到了明代永乐年间，朱棣皇帝建都北京，在原万宁寺中心阁地方，修建了今天的鼓楼。中心阁由元朝万宁寺的寺产，变成明朝的国有资产。此时，昔日煌煌大庙万宁寺偏居鼓楼东北隅，地位尴尬。
 明末清初的《析津日记》记述万宁寺时说:“今寺之前后皆兵民居之。从室而入，有穹碑二，尚存，长各二丈余。西一碑国书，不可读，东一碑，欧阳原功文，张起岩书，姚庆撰额，题曰:成宗钦明广孝皇帝作天寿万宁寺神御殿碑。其北列明碑四，一为冯祭酒梦祯文，一为焦太史文。”
据专家考证，今草厂胡同12号即是元代万宁寺的残址。民国以后，当时的市政府，做过几次寺庙调查，其中，1936年的万宁寺是这样的:
坐落内五区鼓楼东大街草厂七十四号（即今草厂胡同12号）……不动产土地约三亩，房屋四十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所有殿房除供佛僧人住外，余房外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三尊，神偶像九尊，礼器六件，法器两件，另有水井一眼。时有两名僧人，主持叫全祥。
上世纪五十年代，万宁寺已无僧人，成为大杂院，仅余山门与一座大殿。山门坐西向东，大殿坐北朝南。山门与大殿均为三间，硬山筒瓦箍头脊。1986年调查，山门与大殿也拆掉，在殿基建起民房。据说，有一座石碑被砌在居民房屋的墙壁里。
即便今日，我辈曾居住过草厂胡同的人仍称呼该院为“大庙”。我的几位小学中学同学就曾经在大庙院里居住。他们的名字，至今仍能记起来。那时候，大庙早已是民居了。小的时候，我上草厂幼儿园，在大庙里还有幼儿园的几间房子，印象中，好像是大院之中套着一个小院。虽然大院比较嘈杂，但小院里却很安静。我因生病曾被隔离在那几间屋子里。当时条件所限，只在大院里有一间公用的厕所。听小同伴讲，厕所里有“吊死鬼”，甚是骇人。每次，不是憋急了，我绝对不往厕所方向去。即使非去不可，也得叫上一两个伙伴，草草了事，仓皇逃之。现在回忆起来，那厕所里光线幽暗，确有很粗壮的梁檩暴露其间。也许，不知是何年何月，曾有谁家的痴男怨女，因为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在那儿了此一生，也未可知。悲哉！
如今的万宁寺已经在历史的变迁中淹没于杂乱无章的民居之中，再无700年前的丰采。也许在未来，会有人出来对万宁寺的残址加以修葺整理，为鼓楼地区的历史增添一点更深刻的诠释。也许吧。
 草厂胡同在鼓楼东边路北，草厂胡同南口西墙上（东西南北都有了）嵌有一块铜牌，上面是草厂胡同的简介。牌云：“胡同全长214米，呈南北走向，北段曲折多分岔。草厂胡同，清代属镶黄旗，称草厂，因此地为储草之所，故名。民国后沿称。1949年后称草厂胡同。草厂北巷现存翠云仙院及石碑一通。现胡同内有草厂小学，余为居民住宅。”
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1507-1566）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是最早专门记录北京坊巷胡同的书籍。该书在记载这一地区时称：
“金台坊 九铺 倒钞胡同 点铜厂街 万宁寺 钟楼鼓楼 亭子张街 豆腐陈胡同……”
此书没有草厂的记载。该书在介绍地名时，是从“倒钞胡同”为起点，由东往西，到旧鼓楼大街（亭子张街）再折而北，至豆腐池再折向东，然后，到宝钞胡同再向南回到原点。倒钞胡同即今宝钞胡同。源自元代此地设有倒钞库，以兑换旧钞。今天，当我们从宝钞胡同南口向东走到鼓楼，路北经过两条胡同，东边为原北醋胡同（现草厂东巷），西为草厂胡同。按《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介绍，倒钞胡同至钟鼓楼之间是点铜厂街和万宁寺。据此似乎可以推断，明代时称为点铜厂街的，可能是后来的北醋胡同。而现在的草厂胡同，当时称之为“万宁寺”。
草厂一名最早见于在清乾隆十五年(1750)的《京城全图》。在其二排六图上，通往宝钞胡同的今草厂东巷处标注着“草厂”二字。而草厂东巷南北走向的胡同，当时是大片的空地。在其三排六图中，北醋儿胡同也出现在图上。而点铜厂街和万宁寺均未见。
到了清朝末年（1885年），朱一新编著的《京师坊巷志稿》中，有了草厂胡同的记载：
“鼓楼大街 …… 三官庙 北醋儿胡同 东、西草厂胡同 东井一，西井二。”
此后的各种北京地名书籍中，均对草厂有所记载。现在的草厂胡同，是从南口进入，向北约二十米往西有一条岔路，可达万宁寺大庙。沿主路向北八、九十米（与草厂北巷衔接），然后东折约100米，至草厂东巷。按门牌计算（双号26、单号37），沿胡同左右，应有32个院落。按每个院落居住5户家庭，每家4人计算，大约有将近600多人居住其间。不过胡同的门牌是1965年编制的。自那时以来，50年间人口孳生、政治变迁，胡同里已经搭建了数不清的永久性“临时建筑”，供街道“官方”办公或出租给外来人员经营生活之用。现在究竟住有多少人，恐怕连居委会也是说不清了。
关于草厂胡同地名来历，有人说，从胡同名字看，可能这里以前是堆放薪柴草料之处。但如果结合周围胡同的功用和名称看，也有可能“草”为“钞”的变音。如其东在元大都时代有宝钞库与倒钞库。钞是纸币，宝钞库是存放纸币的处所，倒钞库是更换旧币的地方。那么“草厂”可能是由“钞厂”演变而来的。
其实，钞厂谐音一说，未必可信。首先，草厂地方靠近钟鼓楼，自元代以来就是商贾云集之地，其中便有一处柴炭市记载于元代的《析津志》，其薪柴草料应在左近堆放。其次，草厂地名出现于清代。在清代，草厂属满洲镶黄旗所辖，其东边宝钞胡同曾有神机营所属左骁骑营抬枪队，再往东，有顺天府衙署，南边地安门外鼓楼街前有镶黄旗满洲都统署和汉军都统署。古时大批人马屯驻于该地，自需有堆放草料之处。因此，在这一带留下草厂之地名是合乎情理的。从清代至民国出版的各种北京地图上看，草厂胡同内确曾有较大片的空地，这似乎也可说胡同内有堆放大宗物资的空间。这从侧面佐证了草厂应为储草之地，而非储钞之所（钞票储存能占地几何）。
乾隆时所称的北醋儿胡同一直沿用至文革前，它北起草厂胡同东，南至鼓楼东大街。1965年，因其位于草厂胡同东侧，遂与草厂东部合而为一，改称为草厂东巷。北醋儿胡同之名遂亡。其实，历史上，北醋儿胡同，只是“醋儿胡同”的一部分。由北醋儿胡同穿过鼓楼东大街路南，后鼓楼苑以西一带，历史上还曾有过东、西、中醋儿三条小胡同。也都在1965年改革时消亡了。
草厂东巷之名称始于1965年，是将原来草厂胡同的东部分出来，加上原北醋儿胡同合成的。它由草厂胡同东起南北走向，向南是原来的北醋儿胡同，通往鼓楼东大街；向北行约50米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其东口汇入宝钞胡同。
草厂东巷汇入宝钞胡同的还有一条超级小巷。我们儿时叫做“箭杆胡同”。在陈宗蕃先生1935年出版的《燕都从考》一书中，这条胡同被称为“笔管胡同”。不过，在同时期（1935-1940年）北平市政府出版的几张地图上，这条胡同还是称为箭杆胡同。直到1965年改革后，箭杆胡同的名称也就没了。
草厂东巷按门牌（双号28、单号35）计算，应有院落32座，人口600余人。
 草厂北巷，原称西草厂，东起草厂胡同北，胡同分西路向北，和北路向西，而后二者合而向北，最终西向汇入钟楼湾。因其位于草厂胡同北侧，1965年改为草厂北巷。 按门牌（双号72、单号49）计算，北巷应有院落61个，约1000人口。
和草厂胡同一样，因为后来的无序搭建，草厂东巷和北巷的院落及居住人口也难以准确统计了。
草厂北巷内值得一提的是翠云仙院。 它位于鼓楼草厂北巷8号（原46号），坐北朝南。此院建于何代，无考。但至晚在清朝中期1750年的《乾隆京师全图》中，此地已标为“三皇庙”。到清朝末年，此庙又被称为三皇翠云仙院。因何改称现名以及改名的年代均不得而知。
清末著名太监刘诚印笃信道教，依靠个人财力和权势，修缮北京寺观多处，对北京地区寺观曾有重要影响。光绪年间，刘太监捐款重修钟楼后边的宏恩观，同时一并重修了位于西草厂的三皇翠云仙院，“鸠工庀材，购买地址，添建神祠，炉鼎法器俱备，内外焕然一新”。
进入民国以后，翠云仙院逐渐荒落。1929年春，有佟姓居士出资购得此院，将道观改成佛家禅院，作为其家庙。佟佳氏家族，满洲镶黄旗，在清朝历史上可谓是名门望族，累代显赫。佟养真、佟养性、佟国纲、佟国维、隆科多、鄂伦岱等均系清廷名臣，佟国纲之女为顺治皇帝妃，是康熙皇帝的生母。朝中叶以后，佟佳氏大多省文简化为单姓佟氏、童氏、仝氏等。清初镶黄旗驻军安定门内。因此，北城一带多有佟氏后人居住。此佟姓家庙是佟家何人，待考。
上世纪50年代调查，院内主要建筑有山门、正殿及配殿。山门一间，面阔2．4米、进深1．3米，筒瓦大脊硬山顶。正殿面阔三间，10.8米，进深8.4米，筒瓦大脊硬山顶，前出廊，西边带三间耳房，殿内供三皇（伏羲、神农、轩辕）及关帝像。殿前有民国十六年（1927年）立碑1座，碑首雕龙纹，前刻“万古长春”，背刻“因果不昧”。碑高2．6米，厚0．3米，宽0．95米，碑文略称：“北京城内钟鼓楼迤东草厂胡同有翠云禅林者，昔为居士焚修之所”等。东西配殿各三间，为筒瓦硬山顶。
60年代，该院门额上仍有石雕“翠云仙院”四字，字体隽秀。院内石碑耸立，高槐成荫，据说里边还有尼姑居住。我辈小儿每由此路过，必于门外向内张望，冀图一睹尼姑之丰采。如今说来，真如天宝遗事。
1985年调查时，该庙尚存，但已改为民房，碑已砌在一居民厨房内，佛像均无。2001年调查时庙内正殿、西耳房及两配殿仍存，配殿屋顶改为合瓦顶，庙碑仍在。
据记载，翠云仙院的东边，还曾经有一座“弥勒庵”。惜乎，因时代变迁，年深日久，已了无痕迹可考。同学之中，如有方家，望赐教于我。
上面提到，清末《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的在草厂胡同附近的“三官庙”，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我查过民国以后的相关文献和地图，没有发现在草厂附近有三官庙的记载。但是如果把时间向前推，在清嘉庆年间（约1805年），有日本人冈田玉山等编绘出版了一套介绍中国的书籍《唐土名胜图会》，其中在一张北京鼓楼地区的地图上，在鼓楼的东北角，也就是万宁寺的位置上标有“三官庙”。（顺便提一句，这套《唐土名胜图会》将钓鱼岛明确标注为中国领土，是研究钓鱼岛历史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时间再往前推至清康熙年间，由吴长元编著的《宸垣识略》中也有一张鼓楼地区的地图，在鼓楼的东北角，也就是万宁寺的位置附近，同样标注着“三官庙”。
这就让人感到困惑。从康熙到光绪，是有清一代万宁寺改名叫三官庙了？还是万宁寺衰落后地盘缩小，致使老道们趁虚而入，占据鼓楼与万宁寺中间的一部分地面修建了一座三官庙？然而民国以后，各种文献中此地再未出现过三官庙的记载。何以改朝换代之后，三官庙消失得如此之速？我曾在鼓楼湾一带请教过两位当地耆老，也是语焉未详，不得要领。此处只好存疑，留待方家。
翻检北京史书，关于草厂胡同的记载多简略，寥寥数语，少有典故。草厂自古无达官显贵居住，是中下阶级民众的安居之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胡同内建筑虽然已斑驳陈旧，而且还是土路，但街道两旁尚属整齐干净，民居大门上依稀可见“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久”的门联，小门墩儿雕工精致。记忆之中，胡同深深，老人们树荫下把扇纳凉，三五稚子追逐嬉戏。午后时分，胡同里传来一声抑扬顿挫的“焊洋铁壶唻……”，往事历历，却又恍如隔世了。
春节期间，再访草厂，但见胡同被各种临建挤占，变得狭窄扭曲，错落狼藉。操着南腔北调的小商小贩往来其间。真如同学所说，“不忍直视”。唯一略感欣慰的是，当年（1964或65年）所植小树，如今还在，已是粗壮参天之材了。
惟愿旧城改造之春风早日吹进草厂胡同，还草厂旧时的容貌。不知我辈能否有幸见到那一天。
草厂小学  草厂小学的前身是“直钧小学”。它是由知名贤达、教育家李直钧先生创办的，故取名直钧小学。学校位于草厂胡同中部的22号（原草厂胡同68号）。
李直钧先生（1893-1989年）早年毕业于北京四中和北京大学，自1924年至1940年在北京四中任物理教师，1940年出任北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先生一生投身教育，业务精湛，蜚声京城，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据直钧先生后人回忆，1934年，直钧先生斥资创办了直钧小学。学校初建时期，只有5、6两个年级的住宿生，教师是原来教私塾的先生。后来学校不断发展，规模日渐扩大，直钧先生的一些学生也来此教书。
查民国24年（1937年）北平市政府财政局测绘股编印的北平内五区略图上，今草厂小学的位置被标为“空地”。
1940年出版的北平分区详图上，在内五区草厂胡同今草厂小学的位置上已经明确标注了“直钧小学”。
地图由测绘、制图到出版都有一个时间差，何况那时的民国正是政局板荡，多事之秋，出版地图谈何容易，一拖几年不足为奇。直钧小学创建于1934年应是准确的。
从1941年拍摄的“北平市私立直钧小学第十一级乙组学生毕业师生合影”的照片上看，校舍整齐宽敞，在那个时期，条件算是较好的。照片中，除李直钧先生（中间着西装者）外，还有教职员13人（可能是全校的老师了），毕业学生51人。从学生外貌看，年龄大的有20多岁，小的也就14或15岁。反映出当时的教育发展之不平衡。
解放以后，实行国家办学，直钧小学被政府接管，但直至1955年尚未改名。还有一张拍摄于1955年的照片，题为“直钧小学幼儿大班一班毕业纪念”。照片中有成年人5人（4女1男）似为幼师和领导，幼儿41人，年纪都在5到7岁。由此照片可知：一、直钧小学之名称直到1955年还在使用；二、1955年及之前，学校设有幼儿班。 我等在校学习期间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已改称草厂小学了。学校占地十余亩，有教室十余间，教师预备室两间，校长室一小间，还有传达室、教师食堂等。均为平房。其时幼儿班已经没有了。学校有教职员工十数人，在校学生约600名。设6个年级，每年级分为2个班，每班45-50个学生。每年有约100名学生毕业。其规模在京城属于中等。由于缺乏经费保证正常的维护修缮，学校设施设备已经普遍老化，陈旧不堪了。
坦率地讲，虽然学校领导和教师们都是殚精竭虑，一心一意努力为国家培养人才，但由于当时各个学校情况大致如此，所以我们草厂小学与北京市或东城区甚至是安定门地区的其它小学校相比较，无论是学校硬件条件还是教学质量，均属一般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不比别人差，但也不比别人更好。直至1960年代初，学校体育老师苑国旺带领一批乒乓球小选手，横扫北京，在全国比赛中崭露头角，这才让教育界、体育界乃至社会对草厂小学刮目相看。未几文革爆发，学校停顿。及至恢复，苑老师调往他校，校乒乓球活动衰落，草厂小学复归沉寂。
进入新世纪，主管部门将草厂小学改为北京二十二中学的分校。后来，又变成了幼儿园。就这样，倾注了直钧老人大量心血、凝结了几代教职员工毕生精力、萦回在千百学子梦中的那所无法忘怀的母校——草厂小学，没了！不能不叫人感叹沧海桑田啊。
历史上，在草厂办学，草厂小学并非唯一。上世纪初，1907年，有日本人服部宇之吉等编著出版了《北京志》。该书1994年由燕山出版社重新出版时，取名为《清末北京志资料》。书中提到，清朝左翼八旗第一初等小学堂于光绪30年（1904年）曾在宝钞胡同草厂办学。当时学堂规模不大，有学生48人分为两个年级、教员2人、职员2人，负责人是柯荫青，学校经费月银80两5钱。学堂校址不详。从规模上看，学堂地址不一定就在草厂小学之地。一般稍大些的院子或庙宇即可容纳。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该学堂的命运不得而知。
鸣谢：
一、 承蒙李贺平同学对李直钧先生的后人进行采访，为本文提供了重要信息。
二、 本文部分照片选自邢少洁同学的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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