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者，趋向之、到达之、彻尽之之义。“知”有两义：义理之知与良知之知。庄子曰：“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庄子·内篇·齐物论》）“怀之”者，良知也，仁德也，“性之”也；“辩之”者，义理也，学术也，“反之”也。“怀之”在宋明儒中，以陆、王为代表；“辩之”在宋明儒中，以程（主要指程颐）、朱为代表。 1.义理之学“义理”一词，此处取其广义，百家学问、各类知识、逻辑思辨、词章考据、礼仪制度、人情事理、修证涵养、律法文教等皆是。朱子所解“致知”之“知”即指此类知识。此类知识又因其认知对象不同，而分为三类：对自然界的认知，发展为自然科学；对社会领域的认知，发展为社会科学；对自身的认知，发展为生命科学。三类科学因为认知对象不同，故认知方式也有差异：自然科学首重实验与数学演算；社会科学要点在于经验总结与调查归纳；生命科学最为强调直觉智慧和实践体证（修行、修炼、修养）。以朱子为代表的义理学系（史称“理学”），其对义理（广义）的重视程度和提倡力度，皆远超前贤。 儒家之学统起自三代圣君仁王，内而圣，外而王，乃是儒家之纲骨。但上文已明之，不可自内圣，直接推引出外王。内圣之学属于生命科学，外王之学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主要指社会科学，尤其是指社会科学里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三类性质迥然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思路向，断然不可相混。 2.传统学术之盲点朱子力倡义理（致知）之学，意在成就外王之道，希望以致其义理之知，发明圣贤之道于天下。但朱子之失在于，他始终没有明白生命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三类性质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学思路向，不可混为一谈。如若不能清晰地将此三者判开，必然于思维和言语上产生种种搅扰、窒碍、混乱和别扭，极易形成三类学科之间相互钳制、相互阻碍之势，致使此三类学科体系不能获得各自的高度独立与自觉发展。 因此之故，朱子之学表面观之，涵天盖地，丰富精深，但其于内圣之道并无实质性的发明与建设，于外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亦无真实之贡献和推动。后世并不能根据朱子之学，以开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若西方近现代那样的科学成就；后世也没有通过朱子之学，更加明彻心性之理，圣贤之道。 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 相反，本来孔孟之道非常平实简易，三根普被，然经过朱子大费周章地讲说辩论，却徒生出越来越多的搅扰、窒碍、混乱和别扭。朱熹出，圣贤之道逾晦，心性之理逾暗。让人联想到禅宗里有位大师悟道后，由衷地感叹道：“吾眼本明，因师故瞎。”不仅朱熹（1130—1200）没有明白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者之间不可相混，属于性格殊异之不同系统、不同架构和不同路向，整个儒家、整个中印传统文化，全部没有明白此三者之别和各自不共之价值与意义。此为东方传统学术最大之盲点，并因此盲点而引生出种种之纠结与窒碍。 程朱理学并非全无价值，其于古籍整理、辞章考据、知识汇集，注重讲学与教育，总结与反省历史经验等方面，成就非常卓著，此丰功伟业，终不可隐。
关联阅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