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文／古丽 在参加了《如何判断一个学说理论体系是否成熟》和《新国学宣言》的学习后，我的第一感受（也是最重要的感受）是：深沉感、历史感和责任感。 课程说，一个成熟的学说理论体系不是由某些（甚至很多个）干巴巴的理论、概念、名词拼凑或堆砌而来的，判断其是否成熟之关键因素在于其是否高度自洽，即该学说理论体系各种观点是否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相互辅承，而不自相矛盾、冲突。听到这里，我粗略地在脑海里回顾了一下前十二天学习的内容，的确如此。从我目前学习到的生命科学提到的“三性”“三类科学”“两种智慧”“三传”“三调”等理论，它们之间是互相融通、互相说明、互相支持而紧密相连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孤立地理解和应用。 下面以“三性”“三类科学”“两种智慧”之间是如何相互融通、相互说明为例，让大家进一步理解其自洽性。 三性 人有三性：兽性（对应着生理层面，属生理需求）、人性（对应着心灵、精神层面，属心理需求）、德性（对应着存在、终极关怀层面，属灵性需求）。人之德性是人之兽性和人性的终极归宿。如果离开德性这个归宿，人类就会在痛苦中无终结地反复循环。若人类任由兽性之堕落面、负面盲目扩张，而不去有效地管控之、净化之、转化之，那么人类可能趋于恶化，终致自我毁灭。 三类科学 由“三性”的概念又可延伸出“三类科学”的概念。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发展为自然科学；人对社会的认知，发展为社会科学；人对自身的认知，发展为生命科学。因为三类科学所认知的对象不同，故在认知方式上也有差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重视经验智慧之积累；生命科学则注重先验智慧的开发和实践体证（修行、修炼、修养）。[1] “三类科学”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智慧之上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重视“外王”，二者是建立在经验智慧（见闻之知）之上的学科体系，其对兽性需求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较初级地成长了部分人性。生命科学重视“内圣”，它是建立在先验智慧（德性之知）之上的学科体系，它始终将德性（人性之高级阶段）摆在首位，并指导人们如何充分实现德性成长之需求（实现生命觉醒和终极关怀）。  我们要提高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就必须注重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也不能一味崇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王）而忘却、抛弃、背离生命科学（内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极大发展的今天，我们不能始终停留在彰显兽性和初级人性的阶段，是时候过渡到更高的追求——彰显德性（人性之高级阶段）了。而这需要靠生命科学来实现。 潘麟先生提出的生命科学，是建立在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之上，是从东方文明中提炼出的精髓。先生指出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生命科学之分野，厘清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二者与生命科学的关系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给人类带来外解放，生命科学给人类带来内解放。因此只有让它们共同发展，人类的解放才是全面、彻底而圆满的。生命科学似乎不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那样，对人类社会之进步有直观的影响，但实际上它一直存在于人类灵魂的最深处，与人类息息相关。 两种智慧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既有经验智慧的发展，更有先验智慧的圣光不灭。经验智慧或许有普遍性，但不具有永恒性。而先验智慧一定是既普遍又永恒的，它如其所是，至真、至善、至美，一直存在，支撑着人类存活于世。我们若是想实现永恒和圆融，必须明白、彰显并融入、成为此先验智慧，才能有效消除、润泽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给人带来的虫洞化、封闭化、分裂化、原子化、碎片化等负面作用。否则，一旦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凌驾于人之上（而非服务于人类），那么人类必然被无限物化，越来越堕落！故我们在发展经验智慧的同时，要重视开发先验智慧。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重视先验智慧？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对自身的认知上：“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往哪里去？我如何去？”面对这些追问，我们只有彰显了先验智慧，才能真正解答之。今天的我们，由于一味注重经验智慧、忽略先验智慧，持续不断地将自己物化、商品化、工具化、冷漠化、边缘化等等，就是没有将自己存在化、生命化、情感化、心灵化。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体（生命）被抹杀得很悲惨，“行尸走肉”就是这么来的：人们因陷溺于各种物欲之中而逐渐趋于物化，导致心灵被放逐到荒漠之中，成了与世沉浮、随风飘摇的游魂。我们生命之真、善、美，逐渐被物欲所遮蔽，而呈现出了自我之贪、嗔、痴、慢、疑五毒，它们充斥着我们的灵魂，将我们封限于形躯之内。故我们之所以渺小，是因为本来伟岸而高大的生命主体被持续蔑视、践踏和抹杀！人世间不被真善美所充斥，就被假恶丑所填塞。由于当今的人们是如此漠视和践踏生命（道德）主体，因此，人世间充满了暴力、冲突、战乱、对立、野蛮等假恶丑。 至此，想必我们已经对生命科学之高度自洽有了一定了解，还有更多的例子有待读者挖掘。我们完全可以说，生命科学体系是一门高度成熟的学说理论体系，因为它是圆融自洽的。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东方文明？因为东方文明，尤其是以中国儒、佛、道为代表的圣学，是建立在先验智慧之上的“人”之文明，它不同于西方的“物”之文明。只有东方文明才能有效纠正、治疗西方现代文明的严重痼疾和各种负面作用，令人类回归生命之真、善、美。当然，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漫长、曲折的过程，需要更多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点，并奋起努力，人类才有望从“迷途”中返回真理（生命）的家园。其实幸福本有，只不过我们把幸福弄丢了。想重新拥有幸福，我们就得认对路，循路找回去，并且时刻警省自己不要再做肤浅、误解、曲解、肢解、闭塞、扼杀、独霸的事，而是要打破“囚笼”，敬畏生命，敬畏先贤，潜心修习圣学，直至抵达终点。 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圣贤祖先早已了悟生命（心性）之奥义，并将生命之理代代相传——中国传统文化（或曰“国学”）的根脉一直存在于生命之中。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至今，中华文化虽然几盛几衰，甚至曾经奄奄一息，但始终存在，没有彻底断绝。它是我们民族之精神的基因，心灵的胎记，生命的家园，人生的归宿，是我们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我们与中华文化须臾不可离也。那么，就让我们从学习中华文化开始，如约而来，觉醒生命，应运重生。 注： [1]参阅潘麟：《〈大学〉广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近期全国课程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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