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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一种最能代表中国的华夏颜色；陶瓷，一项在英文中与中国同名的伟大发明。二者相遇，便有了红釉瓷的诞生。这种充满吉祥寓意的器物，既有民间的热闹，亦有皇家的气派，一经问世，便得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喜爱。在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鞭炮遍地响的正月，在吃穿用度的一切都可着劲儿而地“红”起来的时节，赏玩红釉瓷真是再应景不过了。 一 红釉瓷，是一种单色釉，古玩行也称“一道釉”，是在胎外施单一颜色釉彩的瓷器。这种瓷有高温釉和低温釉两种，高温釉是在生胎上施釉后经1200℃以上高温一次烧成；低温釉是在熟胚上施釉后复烧而成。红釉瓷也就有高温红釉瓷和低温红釉瓷之分，前者以铜为呈色剂，后者以铁、金等为呈色剂。
一般人认为，中国瓷器以青蓝白诸色闻名，红色为主色调的瓷器并不多见。事实上，鲜艳亮丽的红色，一直是古代陶瓷匠人梦寐以求的色彩。但匠人们上下求索，直到元末才制作出这求而不得的红釉瓷。陶瓷学界也常以元为一道分水岭，元以前胎装饰主要是装饰手法，而元以后的主要装饰手法是釉装饰。在元、明、清时期，釉装饰得到极大发展，达到历史的顶峰。大名鼎鼎的红釉瓷就是创于元代而成熟于明代，继续发展于清代。 人们常说，陶瓷是土与火的艺术，在品种繁多、百花争艳的单色釉瓷中，高温红釉瓷的烧制难度最大。它难就难在以铜为呈色剂，而铜的呈色不仅与铜的含量和釉的成分有关，对窑内温度、气氛变化和窑外天气也十分敏感，如果温度和烧制气氛掌握不好，铜就会发黑、变绿，甚至产生“烧飞”现象无法显色。即使用同一配方，在同样的条件下烧制，只因摆放的位置不同，器物的色调也不同。 元 红釉暗刻双凤牡丹梅瓶 正因为高温“铜红”釉如此难以“出彩”，唐宋两代在国力鼎盛时期也烧制不出呈色纯正的红釉瓷。虽然唐代的长沙窑就开始使用氧化铜作为着色剂，但瓷制品仅仅出现少量的铜红彩，且红中带黄；而到了到宋代钧窑，虽然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技术，但在釉面上也仅出现了红斑或紫红斑，且红中泛紫或泛青。直到元代，聪明的陶瓷艺人创烧出著名的釉里红瓷器，并在此基础上经无数次摸索、试验，终于烧制出高温“铜红”釉瓷器。因为是初创，难免会有瑕疵，所以完美的成品极少，且釉色尚不够纯正，器型有：碗、盘、小执壶、高足杯、俑等器物。目前元红釉瓷器的传世品在全世界仅十件左右。 真正釉色纯正，鲜红艳丽的“铜红”釉瓷器出现在明初永乐、宣德时期，学术界一般称永乐时期的红釉为鲜红釉，称宣德时期的红釉为祭红釉，无论鲜红釉还是祭红釉，都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顶峰之作。 明永乐 红釉高足杯 称顶级之作，还在于其烧造难度，从瓷谚“千窑难烧一器”和“祭红”的得名典故可窥得一二。相传，明永宣时，因“红釉器”十分难烧，屡屡试验都没有成功，时间一天天逼近，眼看无法完成官府下达的指令，这在当时依律连同监工及所有窑工都要被处死。在这危急关头，窑工工头之女纵身跃入窑中活祭窑神，这种舍身救大家的精神终于感动上苍，从而烧出“祭红”瓷器。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祭红”真是一个充满血腥和悲壮的名词。 由于“铜红”釉瓷器的烧制技术不易掌握，因此器型少，产量低，这种高难度的颜色“红釉器”也就显得异常名贵了。不仅是后世难得一见的极品，在当时也已万分珍贵，其价格已同宋代官窑相仿。而永乐鲜红釉又在宣德祭红釉之上，正如明人王世懋所说的：“我朝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当时还有“永器鲜红最贵”之说。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同样持此说：“永乐鲜红釉最负盛名，声誉远在元明诸多红釉之上。红釉瓷在元代已有烧造，至永乐时，景德镇已能熟练掌握铜红釉的呈色技术，完全改变前时红釉的泛黑色调。此时的红釉器，多数釉面均匀，莹润透亮，鲜艳如初凝的鸡血，无疑是火候恰到好处的验证。” 二 永乐鲜红釉声誉远播，恰在其胎薄色艳。简单来说，胎骨致密，体轻而薄，而红釉莹润透亮，呈色最好的如初凝鸡血，又名“宝石红”。这红色如此美丽，以至于窑工们，不惜要将内外均施红釉。还有的窑工，别出心裁，反向为之，不在外施而在内施红釉，独具一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有年款的永乐红釉高足碗，内壁为白釉，外壁为红釉，碗心暗刻篆书“永乐年制”四字款，此碗釉色鲜红，亮丽匀净。稍后的宣德红釉瓷，在胎体上比永乐器厚，釉面也就无晶莹感，但匀称更似桔皮纹。因色调厚重，呈色较永乐红釉暗些，但多了庄严肃穆。 明代 霁红釉高足碗 永乐、宣德红釉瓷之所以如此鲜艳亮丽，宝光四溢，据记载是因为“以西红宝石为末入釉”，“用红铜条、紫英石合成”。清乾隆唐衡铨《唐氏肆考》记载：“宣（德）窑造祭红红鱼靶杯，以西红宝石为末入釉，鱼形自骨内烧出，凸起宝光，汁水莹厚。……几与官汝窑敌。”料想，鲜明莹润的红宝石在釉色之中，闪亮出宝光之气，那种美真不可方物。 只不过，宣德以后，这种技法在成化、正德年间虽有烧制，但成功率甚低，且成品的颜色不可与永宣器同日而语。鲜红器的技术自此更是江河日下，到了嘉靖，因用于烧制高温“铜红”釉的紫英石料已断绝用完，几乎烧成暗红中带黑，皇帝不得不下令停止烧制鲜红器，改用矾红器、低温铁红器代替。矾红以铁为呈色剂，故又称“铁红”。明代矾红器多以刷抹方式涂于白釉上，可见刷丝痕，又称“抹红”。从此以后，高温“铜红”釉中断了多年。 时间悄悄溜走了一百多年后，康乾盛世——中国陶瓷史的又一个高峰期到来了！在康熙皇帝的直接干预下，江西巡抚郎延拯亲自督办，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失败，红釉器终于复活！郎君功不可没，人们为了纪念，将他督办的红油器称为“郎窑红”。郎窑红釉层厚润，红艳奔放，有玻璃光泽，见开片和牛毛纹，又称“牛血红”。 明嘉靖 矾红釉描金孔雀花石纹执壶 “郎窑红”虽然也是瓷器珍品，但与明代宣德鲜红器却不能相提并论，正如清代名人许之衡所著《引流斋说瓷》评说的“宣德祭红则为红釉之极轨”。宣德红釉器呈色均匀自然，庄重肃穆，鲜明温润，釉层晶莹，真正体现红宝石的韵味。而“郎窑红”的呈色不大均匀，色浅的太明亮，红色漂浮；色深的太暗，红色死气沉沉且带给人一种带黑的感觉。当然，“郎窑红”毕竟是“铜红”釉瓷器的一种，“铜红”釉瓷器的烧制难度很大，以至今日景德镇还流传一句顺口溜：“要穷，烧郎红”，可见“郎窑红”还是很难得的。 除了郎窑红，清代高温“铜红”釉还有豇豆红、霁红。豇豆红呈色如煮熟的红豇豆皮，有粉质感。因其色调淡雅宜人，以不均匀的粉红色、犹如红豇豆一般、造型轻灵秀美而得名。 清雍正 祭红釉玉壶春瓶 因烧成温度条件有差别，呈色有几种，明艳正红的叫“大红袍”、浅淡粉红的称“豇豆红”、鲜嫩娇艳的称“美人醉”。单听名字就够美了。霁红是仿明宣德祭红釉的产品，深沉红艳，釉面不流不裂，见桔皮纹。清代也有低温红釉，一种是以铁为呈色剂的珊瑚红，另一种是以金为呈色剂的胭脂红。珊瑚红即明代的矾红，因烧成温度较明朝高，红中带黄如红珊瑚。胭脂红有浓淡两种，浓的称“胭脂紫”，淡的称“胭脂水”。
三 明代永宣时期的高温红釉瓷器之所以登峰造极，与元代打下的基础有关，与独有的釉料有关，更重要的是与明代开创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 明正德 珊瑚红釉渣斗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辈子与红色有缘，红色就是他的幸运色。他年轻时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发迹于南方的应天府（今南京），建国后定国号为大明，这些都和红色的意义有关。在他看来，朱姓属火，火的代表色为红色，火代表的方位为南方，他的成功与南方、红色、火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所说，朱明王朝“是起于南方的，和以前各朝从北方起事平定南方恰好相反。拿阴阳五行之说来推论，南方为火，为阳，神是祝融，颜色为赤。”所以，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廷制定了“服色所尚，以赤为宜”的准则。由此可以看出朱家王朝以“红色”在为贵。 因元末景德镇陶瓷艺人已创烧出高温红釉瓷，朱元璋认为这是明朝兴盛的征兆，所以下令继续烧造元代延续下来的红釉瓷器，包括釉里红瓷和红釉瓷等。经过数十年的努力，高温红釉瓷终于取得辉煌的成果，也成为明朝的象征。红釉瓷在明朝的兴衰与明朝的国运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在国力最强盛的永宣时期红釉瓷的生产也达到高峰，明朝国力衰弱时红釉瓷的生产便走下坡路，而到明末时高温红釉瓷的烧制技术也莫名其妙地失传了。 清康熙 御窑豇豆红釉太白尊 另外，往深层次里说，红色，有其自身的颜色之魅，热情，活力，张扬，更有着与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的祥和、吉庆、喜乐相契合的东方审美。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也由来已久，上古时期，古人把陶土加热后得到红色，随后大量应用到壁画、房屋与器物的装饰上，以此表达喜庆的心情。凡有喜庆日子，古人都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插红花，结婚、过年则更少不了红。除了吉祥的寓意，古人还认为，红色有很多实用功能，比如红色可以辟邪，所以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在家中摆放红色的物件；再比如代表权力，古代官印多以红色为印记。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吉祥含义之丰富是没有哪一种颜色比得上的。 岁月苍茫，世事流转，红釉瓷历经兴衰流传下来的整器越来越少，但寄予在那一抹中国红里的愿景却历久弥新。在迎来送往的尘世里，在推杯换盏的人情中，以喜乐、祥和、美丽的心情待人待己，便能在热闹的人间里，又得一份天地的悠远。 《艺术品鉴》2017年1*意趣*栏目 （版权所有 如若转载 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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