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与力量的文学(李建军)理想主义的枯竭 理想主义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和价值理念。它是心灵生活向上的运动，指向价值世界的深层维度。积极性质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精神生活健康和有力量的标志。如果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学者，都成了惟利是图的功利主义者，都丧失了想象未来生活的能力和构建理想图景的激情，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肯定处于缺乏活力的状态和低层次的水平。 理想主义是一种脆弱的价值观，建构起来非常艰难，破坏起来却很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看，对“理想主义”的过度利用，显然严重地造成了这一概念的“话语耗损”和“话语枯竭”，大大地降低了它的影响力和有效性。“理想主义”成了一个“不名誉”的概念，成了“白日梦”和“乌托邦”的代名词，而“经验主义”则意味着对“真实”的追求和对“常识”的尊重，并获得了绝对的合法性和前所未有的尊荣。在文学上，谁若再将“理想主义”与“诗”和“小说”关联起来，那会被当做观念滞后、不懂文学的落伍者，就要受到“先锋主义”和“新潮文学”推崇者的嘲笑。 在那些姿态前卫的解构主义者看来，理想主义意味着空洞的“宏大叙事”，意味着自欺欺人的道德说教，意味着公式化的浮夸和做作。他们宁愿把文学看做“黑暗心灵的舞蹈”，宁愿把它等同于“身体叙事”，宁愿把它阐释为描写“一地鸡毛”的“新写实”，因为，在他们看来，惟有这样的文学，才更真实，更深刻，更现代。这些新潮作家的精神状况和文学理念，与雅克·巴尔赞在《艺术的用途和滥用》一书中所描述的情形非常接近：“人们并不认为，生活可能是高尚的，甚至是美好。人们把人们的生活和现在对人类的看法视为相等的东西，而且并不感到满意。当人们谈到人类的状况时，他们所说的是某种可恨的东西，一种必须苦熬的刑期。人们很少在他们当中发现值得尊敬的人，对社会类型，只有鄙夷态度；人们把社会类型称作角色，似乎是为了强调他们的虚假性。尊重这个词汇的引申意义本身已是一种愚昧无知的‘非现实’心态。英雄已从小说中消失，已从生活中、历史中消失了。艺术大体上致力于显示人类这种动物的可鄙性，或者说，通过有针对性地忽略人，从而显示人的不恰当性和多余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代文学的力量感的缺乏和理想主义的衰微，也与后殖民背景下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有关。虽然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也给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念变革和技巧发展，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积极的影响，但是，从伦理精神上看，现代主义文学过度地表现了人性中的阴暗面，以一种极端的态度追求技巧革新，而对传统文学的经验以及所追求的价值观，则缺乏足够的敬意和充分的吸纳——正是这些不足造成了一种精神上不健全的文学。1962年，安·兰德在《艺术的破坏者》一文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没有“道德标准”和“自尊的概念”的“汪达尔主义”(Vandalism)作家：“现代知识分子膜拜人性的堕落，敌视表现人类才智、勇敢和自尊的浪漫主义文学，但更可怕的是文化和美学的解体。”一个同样可怕的事实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反倒把兰德所批评的那种文学奉为师法的楷模。小说被当做展览人性黑暗的平台，被降低为表现施虐狂心理和“恋污癖”事象的手段。 文学是在苦难中寻求希望、在困境中追求理想的高尚事业，天然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意味着热情和力量，意味着信念和执著。当冷漠和绝望构成的黑暗笼罩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当人们觉得什么都不值得相信，什么都不值得热爱的时候，当文学被当做一种仅仅与个人的体验相关的唯美主义现象的时候，文学的冬季就降临了，文学的理想主义之树花果凋零。 欲望与物象奴役下的文学 转型时期的文学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混乱情形：“真理价值”受到怀疑，而“交换价值”却被当做真理；人的“肉身”被看做人的本质，而人的真正本质却被遮蔽起来。对“交换价值”和“肉身”的迷信，不仅严重地阻滞理想主义的成长，而且导致“欲望化写作”和“身体叙事”的泛滥。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一些以“性”和“身体”为叙事内容的小说，完全把人当做“非人”来写，当做没有人格的“物”来写。人被还原到了失去耻感和人性内容的原初状态。人所固有的人格尊严，都被小说家随意地褫夺了。除了包括性在内的原始冲动和“拜金主义”的低级欲望，在那些热闹一时的作品里，你几乎看不到别的——没有深刻的道德焦虑，没有高尚的精神痛苦，没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赞美。在“我爱美元”的恣肆的叙事里，在对“半坡人”的幼稚崇拜里，在“欲望”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声里，充满诗意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终于被彻底地瓦解了，而庸俗的“私有形态”的写作，则获得了被不断加冕的机会。 文学意味着创造和选择，意味着赋予物象世界以价值和意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即使从具体的写作过程看，作家在对客观的对象世界进行审美处理的时候，也必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目的性和选择性的：“自然中之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然而，一段时间颇为流行的“新写实”主张，似乎反对升华性的思想和理想性的选择对叙事的介入，似乎更强调直接性叙述，更强调描写“日常生活”的琐碎性。这种新样态的写实，极大地排除了文学叙事所需要的概括性和选择性，专注于对外在物象的芜杂的堆砌。形式上看，这种特殊形态的“自然主义”描写似乎具有生动的真切感，似乎具有日常生活丰富的细节性，但是，它们缺乏正常的叙事所需要的评价性，更缺乏伟大的叙事所具有的理想性。对鼻涕、粪便以及大量此类物象的“恋污癖”描写，充斥某些小说的叙事世界，然而人们却不仅见怪不怪，视若无睹，而且还像面对玫瑰花一样，为之陶醉，向它致敬。 满足于堆积物象的描写，不仅会造成对思想的遮蔽，而且必然导致审美趣味的贫乏和理想性的缺失。正因为这样，德拉克洛瓦才认为文学和艺术不应该表现出“对烦琐细节的热情”，才认为艺术家的目的，“绝不是在于准确地再现自然”：“谁想把画画得有趣味，就应该有意或无意地配上基本思想的伴奏，只有这种思想的伴奏才是人们精神愉快的传导体。”他在《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一文中，不仅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艺术家德米尔的“非常低劣”的绘画，还坦率批评了小说领域的琐屑的“写实主义”：“追求描写最微小的细节，是现代文学的主要缺点。细节的堆砌破坏了整体，结果是叫人难以忍受的枯燥乏味。在一些长篇小说中，例如在库泼的小说中，读者为了找到一处有趣的地方，必须去阅读一整卷的对话和描写。这个缺点，尤其损害了瓦特·司各特的许多长篇小说，使它变得佶屈聱牙。作者似乎要在他同自己的对话中寻找满足，而读者的理智却在单调和无聊中懒散地徘徊。” 德拉克洛瓦的结论很简单：艺术和文学的趣味和力量，首先决定于人的“思想”，决定于精神性的东西，所以，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摆脱对“物”的迷恋，必须向内去发掘人性的光辉和理想主义的资源。 文学总根于希望和理想 鲁迅说，文学总根于爱。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说，文学总根于希望和理想。地狱里没有文学，因为那里没有希望；天堂里没有文学，因为那里无须梦想；文学只存在于人间，因为，这里既有灾难和不幸，也存在希望和理想。 一个优秀的作家，既是一个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也必然是一个具有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固然不必是经天纬地的政治理想，但却一定是与人的命运和尊严密切相关的生活理想和文化理想，是与美好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的人格理想和道德理想。这些理想包含着作家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对人的命运的热情关注，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对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讲，无论生活在多么糟糕的时代，都可以创造出伟大的理想主义的文学。一个理想主义的作家不必是一个无所畏惧、仇恨一切的斗士。一个好斗成性、傲慢自大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是浅薄的、爱夸张的，因而本质上是一个“伪理想主义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大都具有温柔的同情心和深刻的悲剧意识。所以，一个作家即使有着感伤甚至悲观的气质，也丝毫不影响他在作品里表现自己的“理想主义”，丝毫不影响他在悲剧的形式里内蓄着照亮人心的理想主义光芒。《红楼梦》讲色空，果戈理爱嘲讽，鲁迅冷峻，契诃夫忧郁，但他们都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他们的作品里，都蕴含着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人类的温暖的爱意，有着对美好人性、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的直接赞美或隐喻性的肯定。 在《笑话里的笑话》里，西尼亚夫斯基就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果戈理的作品所表现的特殊形态的理想主义。果戈理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嘲笑人性的庸俗和弱点，甚至揭示生存的无目的性和无意义性。但是，他却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他所抨击的一切，进行了“高傲的决裂”。不仅如此，他还用抒情的诗意的方式描绘了“理想主义”的生活图景：“作者把自己变成了工地，以便从黑暗和倒伏的乱树堆中筑起一座高耸入云的新的人的纪念碑。与小说所展现的恐怖而丑陋的人世间的客观景象不和谐的离题的个人感慨，尽管脱离了史诗的叙事，却绝未脱离史诗的精神。史诗的这种精神就是作者创作力量中的目的明确的意志，它建造了高大的纪念碑，并大声呼唤生者的死亡，为的是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小说的完成和目的的达到，他们从骨灰中死而复生……” 勃洛克也发现了在俄罗斯作家身上普遍存在的这种坚定的“理想主义”特征。他们内心充满改善生活的热情和信心，致力于摆脱自己身上以及所有俄罗斯人身上的小市民习气，致力于帮助所有人追求理想的生活。就此而言，所有俄罗斯的优秀作家天生就是不甘平庸的“革命者”，正像勃洛克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中所评价的那样：“……他们信仰光明。他们知道光明。他们中的每一位，正如同精心培育了他们的全体人民那样，在黑暗、绝望和经常是仇恨中咬牙切齿。然而，他们明白，一切或早或晚总要焕然一新的，因为生活是美的。” 原谅我总把俄罗斯大师“挂在嘴上”。我这样做，是因为尊重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他们的写作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他们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启示性。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作家都具有极强的“道路感”和“方向感”，都具有向上的价值指向，都具有深沉的浪漫主义情怀和高尚的理想主义精神。所以，我们有必要把他们的经验和成就，当做伟大的典范时时提起。 理想主义：文学的力量之源 1912年的一个夜晚，一个7岁的小女孩躺在黑暗中，听妈妈在客厅里给外婆读一本法国小说。她感受到了其中的“惊心动魄”。13岁那年，她终于意外地读到了这部名为《九三年》的小说。小说的作者雨果，从此成为她终生最喜爱的作家。 雨果的小说在这个名叫安·兰德的女孩心里，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许多年后，她在《洛杉矶时报》专门写文章评价《九三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回首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能够触动心灵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有过怎样的希望。”这本书让她认识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认识到了雨果的“伟大”：“他表现的是人性的本质，而不是某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他无意记录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是努力把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刻画出来。他崇尚人的伟大，并竭力表现这种伟大。如果你想在灰暗的生活中留住对人类美好的幻想，那么雨果无疑能给你这种力量。……如果你转向现代文学，想找到一些人性美好的东西，却往往发现那里面净是些从30岁到60岁不等的罪犯。”许多人像安·兰德一样喜欢《九三年》，也因喜欢它而热爱雨果。这部充满浪漫情调的理想主义作品，深化了人们对“革命”的看法，提高了他们对“人道主义”的理解。 文学的力量，来源于许多方面。描写的真实，语言的绚烂，结构的巧妙，想象的丰富，修辞的优美，都是形成一部作品的感染力的因素。但是，一部作品最深刻的力量，却是决定于它的伦理精神——决定于它的热情和理想，决定于它对真理和正义的态度。所以，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也许让你感觉到了美，但是，如果它不能让人觉得温暖，不能增加人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不能给人提供一种理想的精神图景，那么，这样的美，总给人一种苍白的、不完整的感觉。 德·昆西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理想”和“力量”是构成伟大文学的条件。他写了一篇题为《知识的文学与力量的文学》的文章，试图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知识的文学”是这样一种文学：“它所留存下来的登峰造极之作充其量不过是某种暂时需要的书”；“知识的文学，如时尚一样，与时俱逝”。“力量的文学”就不同了：作为理想主义的文学，作为一种“高级的文学”，它能够对人的精神生活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所以，比较起来，“力量的文学”就更为重要：“实在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了力量的文学，一切理想便只好以枯燥概念的形式保存在人们当中；然而，一旦在文学中为人的创造力所点化，它们就重新获得了青春朝气，萌发出活泼泼的生机。最普通的小说，只要内容能够触动人的恐惧和希望，人对是非的本能直觉，便给予它们以支持和鼓舞，促使他们活跃，将这些性情从迟钝状态中解放出来。”所以，任何一个有抱负的作家，都应该努力赋予自己的作品以温暖人心和激励人心的“力量”，都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没有理想之光的照亮，就不会有“力量的文学”。 既然这样，我们还要继续批量生产小里小气、格调低下的“知识的文学”吗？ 既然这样，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创造雨果式的大气磅礴的“力量的文学”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