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武状元间千年迷团，是虚无缥缈美丽传说，还是历史深处的真实

唐代诗人李白被誉诗仙，唐汾阳王郭子仪年青时曾考获武举异等，即后世所称的“武状元”。唐代这对出类拔粹于古今的一文一武间曾生死互救的故事，既象虚无缥缈的美丽传说，又象是沉于历史深处的真实事件，千多年来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且又是焉非焉，众说纷纭。对此，唐史及郭子仪研究学者贾祝文作出了不同于众的解析：

一、关于李白救助郭子仪的各种史料记载及艺文描述

1、 唐会昌三年所立《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载：“（白）尝有知鉴，客并州（今太原），识郭汾阳于行伍间，为免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后汾阳以功成官爵请赎翰林，上许之，因免诛。其报也。”

2、北宋嘉佑五年成书的《新唐书·李白传》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浔阳，坐事下狱。”

3、北宋乐史所撰《李翰林别集序》载：“翰林（李白）之知人如此，汾阳之报德如彼。”

4、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傳》載：“璘败，累系浔阳狱。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郭子仪请官以赎，诏长流夜郎。”

5、明代陈耀文所撰《学圃萱苏》称：“郭子仪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于哥舒翰帐中见之曰：“此壮士也，目光如火炯人，不十年当拥节旄，屡脱其刑责。翰因署为牙门将。及永王 败，事干李白，子仪请以官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

6、明末冯梦龙所撰《警世通言》及抱瓮老人所撰《今古奇观》皆载李白游长安救助郭子仪一事。所记云：“一日李白乘马游长安，偶遇押赴东市处斩的并州失机将官郭子仪，立即求见天子，讨了赦敕救出子仪，许他带罪立功。后来李白被永王璘所用。永王兵败，李白获罪。元帅郭子仪连夜修本，为之辨冤，李白因而得赦”云云。

7、《隋唐演义》第八十三回载：李白于并州见到因军粮失火罪当处斩的陇西节度使哥舒翰偏将郭子仪，且力劝哥舒翰赦免郭子仪并重用之。”

二、相关史料记载似是而非，艺文类描述所叙不实

关于李白与郭子仪互救一事的史料记载及艺文类书籍所言，基本是依据《李白墓碑》、《新唐书·李白传》及《学圃萱苏》中的记载衍义而来。但这三种史料中关于李白救郭子仪记载的要点部分却似是而非，与史实不符，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郭子仪自二十岁武举及第授官，即“初入行伍”阶段，相继在长安就近及河南、桂州等地任左卫长上、成皋府别将、兴德府果毅、鲁阳府折冲、桂州长史等职，期间并无在并州及其附近任职经历。所以说，李白其时不可能于并州行伍中结识郭子仪。

2、即便郭子仪二十来岁“初入行伍”阶段到过并州，但是，比郭子仪小四岁的李白，其时止十余岁，尚在蜀中，直到二十六岁才出蜀。可知郭子仪初入行伍期间，也就是三十岁之前是绝无可能见过李白的。

3、李白一生中，唯有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五月至开元二十四年秋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并州。初到并州这一年，李白三十五岁，而比李白大四岁的郭子仪已三十九岁。其时郭子仪已是正四品高官，并非“身在行伍间”的一般军将。

4、李白游并州时，虽已三十五岁，但仍身无一官半职。其时已是正四品高官的郭子仪，正处于由安西副都护改任逆方节度副使期间。可见，其时仍为白身的客居文人李白对郭子仪“知鉴之”、“奖重之”、“救免之”，很不现实，纯属自作多情。

5、郭子仪于开元二十年（732年）已任北庭副都护充四镇经略副使，同年继又任左威卫中郞将兼安西副都护，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前后，已任朔方节度副使。而哥舒翰直到郭子仪任节度副使十余年后的天宝六载（747年）时，方一年三升，先任大斗军副使，继为陇右节度副使，是年十一月因王忠嗣被贬而以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而哥舒翰任节度使时，其时的郭子仪也已升为三品高官右金吾卫将军。可见，所谓“郭子仪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时”，郭子仪为“哥舒翰帐下牙门将”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这是因为，李白客并州时的开元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期间，哥舒翰尚未显达，其属下根本不可能配属只有节度使帐下方有的“牙门将”，即便十年后其升任为陇右节度使后，也不可能设军帐于东去近二千里之遥的并州。而且其时已为三品高官的右金吾卫将军郭子仪既不会是其“偏将”，更无可能在哥舒翰位于并州的帐下犯事。

三、李白于并州救郭子仪一事，应是有待浮出历史水面的史实

如果断言李白于并州救郭子仪一事，完全是世人伪托李白和郭子仪而杜撰出的“诗仙知人，王者报恩”的友情佳话和美丽传说，那么，这样的认定还为时地过早。之所以如此而言，并不完全因为《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及中国二十四正史之一《新唐书》应具的可信度，而且，更应引起重视的是，深层次挖掘探究李白客游并州时与李白和郭子仪相关的一些历史背景和事件，或可对李白于并州是否救过郭子仪一事的认定，起到一些促使历史真象浮出水面的作用：

1、李白客居并州期间，郭子仪有无可能也去并州

如果李白于并州结识并救助郭子仪，只能是在开元二十三年五月至开元二十四年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这是因为，李白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到过并州的经历。那么，这个期间郭子仪是否也到过并州，便成了问题的关健。开元二十四年前后，正值郭子仪由安西副都护改任朔方节度副使之际。唐朔方节度治所在宁夏灵武，按说，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其时是不可能去并州的。但是，其时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均由信安王李袆一人所兼，而河东节度治所正位于并州。这就是说，如果其时李袆正在河东节度治所并州履任治事，那么，始为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初往上任，先往并州向兼任朔方节度使的顶头上司李袆报到，应该是正理常例。由此可见，开元二十三、四年间李白在并州时，是有可能与郭子仪相遇的，虽然郭子仪并非“初在行伍”时。

2、李白客居并州时有何特别的身份背景

开元二十三年李白往游并州时，是应好友元演邀约同行的。而其时的唐北都太原（并州）府尹，正是元演之父，而这位唐北都的“军政一把手”元府尹，虽位高权重，却豪义重情。李白曾于赠元演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赞元府尹：“君家严父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行来北京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可见，客居并州的李白虽无职无权，但是如若郭子仪其时于北都犯了什么事，李白虽为白身文人，但也可得元府尹、元演父子相助而施救于之。

3、，李白客居并州期间，郭子仪的仕途有无不寻常迹象

开元二十四年四月，身兼两镇节度使的兴安王李袆，因牵涉温慎结交权贵案而被贬免。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忽也改任朔方属下的定远城使兼本军营田使。唐时禁约诸王与群臣游宴交结及往来私信。已故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慎违禁与兴安王李袆、广武王李承宏、蒲州刺史王琚等交游结宴。事发后，温慎被杖死；李袆被贬为衢州刺史；李承宏被贬为房州别驾；与此有牵连的王琚等亦被贬免。李袆等被处置后，郭子仪也由方任的朔方节度副使改为朔方节度属下的定远城使。郭子仪此次遭遇职务变动，即便非为贬任，但亦非“荣调”，很是耐人寻味。但是，如果用“犯事”后又被“救免”来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就是说，此期间，如果郭子仪不是牵连了其直接上司李祎之案，那么也是由于犯了它事，才导致这次变故的。至于郭子仪犯事后是否因了李白施救，方得转危为安，对此，虽还无据证实，但也不能予以否定。

4、郭子仪由朔方节度副使改任定远城使隐含什么问题

郭子仪改任定远城使后，其仕途忽由顺变滞。郭子仪自武举及第到改任定远城使前，仅二十年就晋升为“从三品”官职，但是，自后其官职品阶竟连续十二、三年再无变化，直到天宝八载才晋为“正三品”。对此，单以“官高难晋”是难以解释的，如，郭子仪比哥舒翰早十一年任节度副使，但哥舒翰天宝六载十月刚刚任陇右节度副使，十一月就接任了节度使。而郭子仪直到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乱起，才临危受命为朔方节度使。那么，郭子仪仕途由顺变滞的缘故，是因牵连了李袆之案？还是犯了它事？至今史料未见记载。但是，《新唐书》提及的“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其言虽语焉不祥，但用来解释郭子仪仕途为什么会受阻，却是合乎事理缘由。

5，关于郭子仪以己官爵作保为李白脱罪的情由

《新唐书·李白传》载：“璘败，（李白）当诛。……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这段记载是指李白客游太原二十四年后，因牵涉永王李璘逆乱获死罪，郭子仪以己官爵作保为李白脱罪。其时，郭子仪已是“功高盖主”的勋帅重臣，正身处“权重君疑”的敏感位置。如若李白当年在并州于郭子仪无特殊的救助之恩，如若郭子仪对李白没有难释的“感恩图报”之心，那么，就当时两人所处的悬殊境遇来说，行事慎微的郭子仪，是不可能以己官爵作保，倾力为一个过往并无交往，且已获死罪的逆王重要幕僚说情脱罪的。

正可谓：

千古英豪一纸尘，随风远逝影无踪。

钩沉史事能知故，尽慰诗仙王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