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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的“性”一般指的是“人性”、“天性”与“物性”。自从春秋末年的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后，关于“性”的来源、内容、性质，以及“性”与人的本质等问题，历来都是各家异说，纷纭复杂。 在“性”的来源上，《孟子-告子上》提出了“生之谓性”之观点。战国末期的荀子在其《荀子-正名》中对此发挥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即认为，“性”是生而具有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学，不可事”的。《礼记-中庸》中也提出了“天命即谓性”之观点。 而东汉的王充则提出了“性由气禀”之观点。其在《论衡-率性》中说：“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 北宋的二程对此发挥说：“天之赋予谓之命，禀之在我谓之性。”（《遗书》卷六）及程颐所说的“在天为命，在人为性。”（《遗书》卷十八）这里二程认为，“性”即天之禀命如此，故称为“天命之性”。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提出了“习成而性与成”之观点。他在肯定人有“初命”之性即“先天之性”的同时，又强调人亦有“后天之性”。其在《读四书大全说》卷八中说：“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也。”即认为，“后天之性”是“因乎习之所贯”而“自取自用”所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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