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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一
近来我常常梦见我的父亲--
他的脸显得从有过的"仁慈"， 流露着对我的"宽恕"， 他的话语也那么温和， 好像他一切的苦心的用意， 都为了要袒护他的儿子。 去年春天他给我几次信， 用哀恳的情感希望我回去， 他要嘱咐我一些重要的话语， 一些关于土地和财产的话语： 但是我怫逆了他的愿望， 并没有动身回到家乡， 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 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
五月石榴花开的一天，
他含着失望离开人间。
二
我是他的第一个儿子，
他生我时已二十一岁， 正是满清最后的一年， 在一个中学堂里念书。 他显得温和而又忠厚， 穿着长衫，留着辫子， 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 眼睛圆大而前突， 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 人们说这是"福相"， 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满足着自己的"八字"，
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 抽抽水烟，喝喝黄酒， 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 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 他十六岁时，我的祖父就去世； 我的祖母是一个童养媳， 常常被我祖父的小老婆欺侮； 我的伯父是一个鸦片烟鬼， 主持着"花会"，玩弄妇女； 但是他，我的父亲， 却从"修身"与"格致"学习人生-- 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 他妻子的好丈夫。
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
知道"世界进步弥有止期"。 成了"维新派"的信徒， 在那穷僻的小村庄里， 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
《东方杂志》的读者，
《申报》的定户， "万国储蓄会"的会员， 堂前摆着自鸣钟， 房里点着美孚灯。
镇上有曾祖父遗下的店铺--
京货，洋，粮食，酒，"一应俱全"， 它供给我们全家的衣料， 日常用品和饮茶的点心， 凭了折子任意取一切什物； 三十九个店员忙了三百六十天， 到过年主人拿去全部的利润。
村上又有几百亩田，
几十个佃户围绕在他的身边， 家里每年有四个雇农， 一个婢女，一个老妈子， 这一切告诉他的安闲。 没有狂热！不敢冒险！ 依照自己的利益的趣味， 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把女儿送进教会学校， 督促儿子要念英文。
用批颊和鞭打管束子女，
他成了家庭里的暴君， 节俭是他给我们的教条， 须从是他给我们的经典， 再呢，要我们用功念书， 密切地注意我们的分数， 他知道知识是有用东西-- 一可以装点门面， 二可以保卫财产。 这些是他的贵宾： 退伍的陆军少将， 省会中学的国文教员， 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 和镇上的警佐， 和县里的县长。
经常翻阅世界地图，
读气象学，观测星辰， 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 但是在祭祀的时候， 却一样的假装虔诚， 他心里很清楚： 对于向他缴纳租税的人们， 阎罗王的塑像， 比达尔的学说更有用处。
无力地期待"进步"，
漠然地迎接"革命"， 他知道这是"潮流"， 自己却回避冲激， 站在遥远的地方观望．．．．．．
一九二六年
国民革命军从南方出发
经过我的故乡， 那时我想去投考"黄埔"， 但是他却沉默着， 两眼混浊，没有回答。
革命像暴风雨，来了又去了。
无数年轻英勇的人们，
都做了时代的奠祭品， 在看尽恐怖与悲哀之后， 我的心像失去布帆的船只 在不安与迷茫的海洋里飘浮．．．．．． 地主们都希望儿子能发财，做官， 他们要儿子念经济与法律： 而我却用画笔蘸了颜色， 去涂抹一张风景， 和一个勤劳的农人。
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
常常鼓动我离开家庭： 为了到一个远方和都市去， 我曾用无数功利的话语， 骗取我父亲的同情。
一天晚上他从地板下面，
取出了发一千元鹰洋， 两手抖索，脸色阴沉， 一边数钱，一边叮咛： "你过几年就回来， 千万不可乐而忘返!"
而当我临走时，
他送我到村边， 我不敢用脑子去想一想 他交给我和希望的重量， 我的心只是催促着自己: "快些离开吧-- 这可怜的田野, 这卑微的村庄， 去孤独地飘泊， 去自由地流浪！"
三
几年后，一个忧郁的影子
回到那个衰老的村庄， 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 除了那些叛乱和书籍， 和那些狂热的画幅， 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 深刻和耻辱与仇恨。
七月，我被关进了监狱
八月，我被判决了徒刑； 由于对他的儿子的绝望 我的父亲曾一夜哭到天亮。
在那些黑暗的年月，
他不断地用温和的信， 要我做弟妹们的"模范"， 依从"家庭的愿望"， 又用衰老的话语，缠绵的感情， 和安排好了的幸福， 来俘掳我的心。
当我重新得到了自由，
他热切的盼望我回去， 他给我寄来了 仅仅足够回家的路费
他向我重复人家的话语，
（天知道他从那里得来！） 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 没有美国式的大企业， 他说："我对伙计们， 从来也没有压迫， 就是他们真的要革命， 又会把我怎样？" 于是，他摊开了帐篷， 摊开了厚厚的租谷簿， 眼睛很慈和地看微笑 一边用手指拨着算盘 一边用低微的声音 督促我注意弟妹们的前途。
但是，他终于激怒了--
皱着眉头，牙齿咬着下唇， 显出很痛心的样子， 手指节猛击着桌子， 他愤恨他儿子的淡漠的态度， --把自己的家庭， 当作旅行休息的客栈； 用看秽物的眼光， 看祖上的遗产。 为了从废墟中救起自己， 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理想， 我又离开了我的村庄， 即使我的脚踵淋着鲜血， 我也不会停止前进．．．．．．
我的父亲已死了，
他是犯了鼓胀病而死的； 从此他再也不会怨我， 我还能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最平庸的人；
因为胆怯而能安分守己，
在最动荡的时代里， 度过了最平静的一生， 像无数的中国地主一样： 中庸，保守，吝啬，自满， 把那穷僻的小村庄， 当作永世不变的王国； 从他的祖先接受遗产， 又把这遗产留给他的子孙， 不曾减少，也不增加！ 就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可怜他的地方。 如今我的父亲， 已安静地躺在泥土里在他出殡的时候， 我没有为他举过魂幡 也没有不服穿过粗麻布的衣裳； 我正带着嘶哑的歌声， 奔走在解放战争和烟火里．．．．．．
母亲来信嘱咐我的去，
要我为家庭处理善后， 我不愿意埋葬我自己， 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 感激战争给我的鼓舞， 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 因为我，自从我知道了 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 一个神圣的信仰。
一九四一年八月
1941年6月17日、18日、19日，《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该文大篇幅论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还以“笔法”指涉在延安的某些作家“写不出东西”。周扬的文章导致萧军、白朗、舒群、罗烽、艾青五人联名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五人联名文章发表次日，萧军收到毛泽东的信，信中除表达了爱护之意外，略含批评。萧军接信后，随即复信毛泽东，要求见面，并将双方的“漫谈”文章附上。8月6日，毛泽东回信称“过几天再奉约晤叙”。艾青得知这两封信之后，瞬间“恍然大悟”。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亲自到“文抗”作家的宿舍看望众人。这是艾青首次同毛泽东面谈。
此次“漫谈”风波打碎了艾青对延安文人圈不切实际的幻想。此时，艾青又得知身为地主的父亲去世，乃在1941年创作长诗《我的父亲》。
无论从诗的情绪还是语言色彩看，很显然的，大堰河在艾青的情感世界中替代了生身母亲，成了艾青精神上的妈妈。
这是由他幼时独特的经历所决定的。关于父亲，艾青曾写过一首长诗《我的父亲》，是1941年到延安以后的创作。艾青晚年谈到这首诗时说：“实际生活中，我是对他没有什么感情的……在我的诗里，则是讽刺批判他的。”（叶锦《艾青谈他的两首旧作》）诗中有这么两段，显示出这位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矛盾结合体———
艾青的父亲原名蒋忠樽，另号衡石。他的母亲楼仙筹，是义乌王阡村人。艾青在1949年以后曾四次回乡，遭际不同，心情不同，每次都要到保姆大堰河的坟去看看，父母的墓地却一次也没有去过。
“他是犯了鼓胀病而死的”，“五月石榴花开的一天，他含着失望离开人间”，这是艾青诗中说到的父亲的死。从《我的父亲》看，父亲去世前一年的春天，给时在湖南新宁县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任教的艾青写过几封信（可见艾青是与家里保持联系的），“用哀恳的情感希望我回去”，嘱咐一些重要的话语——关于土地和财产的处置，当然还有关于妻子儿女。一位已知离大去之期不远的父亲此时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他要把身后的重担托付给长子。但艾青“拂逆了他的愿望，并没有动身回到家乡”，只因“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母亲来信嘱咐艾青回去为家里处理善后，艾青没有回去。他“残忍地违背了她的愿望”，走上了和家乡相反的方向——
因为我，自从知道了
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
而是那属于万人的
一个神圣的信仰。
《我的父亲》是以对大动荡时期一名中国地主的典型进行批判为主调的长诗，此时的艾青已从人道主义者向阶级论者提升，社会角色更多地压抑了个人角色，他要表现新的进步就必须首先表示与旧的过去告别。“父亲”是艾青塑造的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
程光炜的《艾青传》写到，“1940年8月中旬的一天”，艾青收到了盖有“金华县”邮戳的家信，信是妹妹希宁和弟弟海济写来的，告诉他“父亲大人已于6月21日在金华福音医院不幸病逝，享年53岁”。可能后来母亲又有信来，要他回去料理父亲的后事。
在畈田蒋村，蒋忠樽是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却是学历最高的，旧文人气息甚浓。他写得一手好字，中堂那块“天伦叙乐”的匾，书房里“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的条幅都是他的手书。村民家里但凡新置办箩筐、篮子、稻桶等用具，都要拿来请他留名以防丢失，他是有求必应的。
他订有村上惟一一份《申报》，蒋忠樽对时局的了解自然使他成了“惟公马首是瞻”的人物。畈田蒋的老村民说，抗日时期中国军队有没有打胜仗，只要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了。如果脸色欣喜开朗，那必是打了胜仗，可以上前打听个仔细；如果阴沉如雷雨前的天空，那一定是日寇逞威，我方遭受损失，失地扩大———连问都不要去问，问了也不愿说的。可以想见，他的心头，承受着比普通农民更为沉重的亡国灭族的痛苦。
艾青讲到母亲之处不少，专门写母亲的诗文却一篇也没有。比起父亲蒋忠樽来，母亲楼仙筹对他的影响要小一些。也许这与他幼时大堰河的“替代”作用有关。
楼仙筹自生了艾青以后，因为难产，身体一直不很好。因为她多病，想求神保佑她的身体，信过佛教，也信过耶稣教。她不识字，但她会背唐诗。她听信算命先生的话，把艾青送到大堰河家之后，不用说她心里是十分舍不得的。
艾青曾说，“我妹妹是吃母亲自己的奶长大的，我是吃保姆的奶长大的，我和母亲亲热不起来。我到姥姥家，总是离母亲远远的，她生气地拽住我说：‘我又不是老虎，你怕什么？’”撇开艾青的感受不谈，在母亲一方，是爱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与她贴心亲近的。
她的疼爱艾青从一件事也可看出：艾青到法国去的行李中除了父亲给的1000元鹰洋外，还有400元母亲给的大洋。楼仙筹担心儿子出国后遇上困难，把平时不肯轻易拿出的私房钱拿了出来。
艾青留法以后，楼仙筹利用小弟楼德权赴法留学的机会，请他带钱给艾青——这位后来做了国民党参议员、南京外国语学校校长的弟弟却把钱私自花掉了，根本没交给外甥。
楼仙筹无疑是喜欢读书人的，上世纪30年代的傅村镇溪口、江沿山、杨家以至义乌苦竹塘村的高中生、大学生都喜欢到蒋家来，一是为阅读蒋忠樽订阅的报纸杂志，二是为陪这位好客的女主人聊天——在长子飘泊异地的日子里，有这些年轻人围在身边，楼仙筹那孤寂的心获得了不少安慰。
艾青曾说过：“妈妈是很幽默的，她见到头发少者来家里做客，忍不住会笑起来，因为——事后她说——她觉得这个人头发少得像稻秆络西瓜”——几根稻草扎着一个西瓜。蒋忠樽的眼睛很大，训人的时候尤其像牛眼似的，楼仙筹却能以轻松的话语“到老虎头上抓痒”，说：“你眼睛瞪得这么大，苋菜籽掉进去都不晓得！”一言既出，常常引来哗然大笑。她的口才不亚于能言善辩的丈夫，艾青特有的幽默天赋可以从母亲身上找到遗传基因。
不管艾青怎么说“和家庭关系不好”，在家里“不受欢迎”，对父母的感情“一直是很淡泊的”，他的父母却是始终如一地爱他———用他们的方式。如果没有父母的爱和支持，艾青也许永远只是一个名叫蒋海澄的人，成不了后来那个“诗坛泰斗”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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