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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瘟疫 本文脉络 前言 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公元541年到约760年） 中世纪的其他“鼠疫” 黑死病的起源、传入和扩散 黑死病的影响 黑死病常指1347—1352年间欧洲、近东和北非爆发的那次瘟疫，一般认为是腺鼠疫（bubonic plague）。常见但不准确的说法是，该名称源于伴随疾病出现的皮肤变色，即黑斑。“morsnigra”（拉丁文，黑色死亡）一词仅见于1350年一首关于那次瘟疫的拉丁文诗歌中，作者是来自今天比利时地区的占星家西蒙德·科维努斯（Simonde Covinus）。更多见于16和17世纪瑞典与丹麦文献中的是“morsatra”，意为“黑色”或者“可怕”的死亡。有人认为，英国人直到1665年才开始用“黑死病”一词特指14世纪的那次疫情，以区别于这一年爆发的人称“大瘟疫”的毁灭性疫情。不过在书面英语中，“黑死病”直到1823年才第次出现在某位彭罗斯夫人（Mrs．Penrose）的历史作品里。10年后，巴宾顿（B．G．Babington）在翻译德意志医生海克（J．F．Hecker）的《黑死病》（DerSchwarzeTod）时也用到了它。所以这个词被普遍使用的历史并不长。中世纪文献中，那次瘟疫有许多名字，如瘟灾、骤死病、时疫、重大死亡或死亡等等，通常要加定冠词表示特指。它衍生出许多比喻，比如穆斯林就称其为装满毒药的杯子、入侵者的军队、箭支或刀剑、掠食动物，蛇，火或者闪电。习惯上，“瘟疫”（plague）一词可以表示各种攻击或打击，既可以是“病瘟”，也可以是“蝗瘟”，具体意思要看上下文。
但1347－1352年那次可怕的流行只是持续了350多年的系列疫情中的第一次，这种常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以后又多次爆发，在法国直到18世纪20年代仍有出现，北美和近东的时间则更晚。医学史上一般把这一系列的爆发称作第二次大流行。流行（epidemic）指较短时间内的单次大面积爆发，而大流行（pandemic）则具有范围广和时间长的特点，通常反复发生，造成大量死亡。19世纪初，东亚出现了第三次大流行，但由于现代医学的研究和发展揭开了鼠疫的秘密并找到治疗方法，疫情才得到了控制。
查士丁尼时代的瘟疫（公元541年到约760年）
第一次大流行指公元541年到约760年间地中海沿岸，可能还有西欧的一系列爆发，很可能是腺鼠疫。由于瘟疫发生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并且主要影响的是他的帝国，所以常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时的资料显示，疫情开始于埃及或者更南面的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称埃塞俄比亚）或者苏丹，然后由船只传播到君士坦丁堡、近东、意大利和法国南部。7世纪时它可能还出现在英格兰和德意志大森林以西的北部欧洲。当时的人注意到，瘟疫开始前出现了地震洪水、大火、彗星和日食。世俗人士相信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这样的古代医学权威的说法，将之归咎于可能由彗星、大火和地震造成的“空气的腐败”。塞维利亚博学的主教伊西多（SaintIsidoreofSeville）认为，腐败是由过度的干燥、炎热和降水造成的，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它是上帝对罪的惩罚，像诺亚时代的洪水一样，是上帝怒火的爆发。著名的英国僧侣和历史学家比德（Bede）采取折中态度，他承认疾病是“创世者的打击”，“来自天上”、“遵照神的意志”，但并没有把人的罪看成原因，他反而提到英格兰瘟疫的结果之一就是有人背教或者放弃了对基督的信仰。 腺鼠疫这个诊断结果是基于中世纪文献中反复提到的死者身上的肿块，或者“淋巴结肿大”。6世纪40年代，君士坦丁堡的宫廷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提到肿块、发狂和昏迷的症状。6世纪晚些时候，安条克一个叫艾瓦格里乌斯（Evagrius）的律师列出了淋巴结肿大、发烧、腹泻、痈以及眼睛肿胀和充血等症状。法国图尔的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在6世纪末这样描述自己的见闻：“死亡很突然。腹股沟或者腋下出现蛇状伤口，毒性发作很快，病人第二或第三天就会断气。此外，毒性还会夺去患者的理智。”腹股沟、腋下或者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是腺鼠疫的常见症状。8世纪晚期，历史学家执事保罗（Paulthe Deacon）写道，在意大利西北部“有人的腹股沟和其他柔软的部位出现了像核桃或者枣子那么大的腺体肿块，随之而来的是难以忍受的发烧，第三天人就会死亡。不过如果有人熬过第三天，他就有希望活下来。 查士丁尼时期的瘟疫 在目击者看来，死亡人数史无前例。格雷戈里继续写道：“由于棺木很快都用完了，只好把六个或者更多的人埋在同一墓穴中。周日的圣彼得大教堂里（位于法国克莱尔蒙）停放了300具尸体。”君士坦丁堡市内和周围一片凄惨。人们出门时要贴上身份标签，以防死时没有亲友在身旁。百业萧条，田地荒芜，查士丁尼派人在金角湾（GoldenHorn）对岸的加拉塔（Galata）挖了许多大墓坑。保罗记录说在意大利“哀号遍野，泪流成河。由于传言说逃走就能躲避瘟疫，居民纷纷背井离乡，只剩下狗看管房子……儿子抛下父母还未埋葬的尸体就逃走了，父母扔下发烧的孩子不管不顾。”普罗柯比宣称君士坦丁堡死了一半人，他同时代的以弗所的约翰（JohnofEphesus）则认为高峰时瘟疫每天夺走1．6万人的生命，总共造成30万人死亡，不过他表示官方统计只有23万，自己的数字是推断的。现代历史学家更加保守，纳菲和斯派瑟（Naphyand Spicer）的结论是20万，相当于总人口50万的40％，布莱顿（T.L.Bratton）同意40％的结论，但他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只有约29万，所以死亡数字约为115320。 显然，即使要确定某座城市的总人口，很大程度上也得靠猜测，而算出死亡率则更加困难。由于中世纪的人口记录要么缺失和不完整，要么不可靠，现代对当时人口数字的重建（包括总人口、出生、死亡和流动情况）最多只是接近。即使有像以弗所的约翰那样的作者提供了看上去具体的数字，我们也必须谨慎。有些数字只是象征和比喻，表示“大得难以置信”，有些有失偏颇，更有些的来源和可信度都有疑问。 人们尽其所能对抗疾病，有人试图用火和带香味的烟雾来净化“腐败空气”，有人祈祷并参加游行，有人使用带有神力或魔法的护身符和咒语，基督徒在房子或者其他器物上画十字，有人背井离乡躲避瘴气。但是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疫情复发，根据法国瘟疫史学家让诺埃尔·比拉邦（Jean－NoelBiraben）非常细致的统计，东方又爆发了18次疫情，西方是11次。然而，如同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和神秘，疾病在地中海和欧洲消失了。可能是病源后继无力，或者潜在感染者获得了免疫力，或者其他某些原因破坏了疾病的传播途径，总之在接下来的大约600年里西方再没发生类似的疫情。 总的来说，拜占庭帝国第一次大流行的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和拜占庭军队受到的重创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族的伦巴第人打开了通往巴尔干和意大利的大门。同时，新兴的阿拉伯穆斯林军队从拜占庭手中夺走了对埃及、北非、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亚美尼亚的控制权，在西欧，穆斯林在第一次大流行结束前就已经征服了西班牙和西地中海，直抵法国中部。第一次大流行重创了拜占庭，很可能延误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
中世纪的其他“鼠疫”
在第一次大流行期间的高发年份，受到瘟疫袭击的不仅是地中海世界，还有中世纪早期的伊拉克，甚至还可能包括中国。中国资料的问题是它们与疾病相关的词汇十分有限，同时缺乏像约翰、保罗、格雷戈里和普罗柯比那样的叙述性记录。不过，在将系列伊拉克和中国的疫情记录联系起来之后，研究中国史的崔瑞德（Dennis Twichett）得出了惊人的结论。两国在非常相近的年份都爆发过鼠疫，或者至少是流行病，伊拉克和中国记录的时间分别为639—640年和641－648年，684－685年和682年，706年或707年，763年或762年，836年或840年，以及872年或869年。虽然没有叙述性记录直接把中国和西方的爆发联系起来，但上述结论清楚地暗示了疾病可能通过贸易或其他接触在两者间传播。 腺鼠疫是否在西方的两次大流行间出现过？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在1347年袭击欧洲前，那种疾病已经销声匿迹了几个世纪。不过，研究伊斯兰世界瘟疫的史学家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发现了5次可能的局部暴发：1167年和1230年在罗马附近，1214年在佛罗伦萨以及1320年和1330年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俄罗斯编年史在1158年到1314年间提到9次“瘟疫”，不过并没有说那就是腺鼠疫。其中1230年的记录特别引人注目：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人们在4个大墓坑中埋葬了3．2万具尸体；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6000具尸体被埋入大墓坑，随之而来的饥荒迫使人们卖儿卖女，靠吃草和猫狗为生，甚至人率相食，1317年到1321年间，反复发生的饥荒在欧洲西北部造成大量死亡，成为中世纪一幕恐怖的景象。
黑死病的起源、传入和扩散
这里先说一下历史学家长久以来的观点，即黑死病是腺鼠疫或者它的近亲肺鼠疫（由同一菌种感染肺部所致）。此外，历史学家一直认为是腺鼠疫引发了第一次大流行。但是如果腺鼠疫在8世纪60年代一直到1347年都没有在欧洲和近东流行，那么它去了哪里，为什么又再次出现了呢？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或者得到广泛认同的答案。 造成人体感染腺鼠疫的细菌一般存在于啮齿动物和寄生在它们上的跳蚤体内。在美国西南部和俄罗斯南部有这种细菌天然的病源地，偶尔可以听到有新病例出现。但这些地方非常偏僻，人和细菌接触的机会很少。从8世纪60年代到14世纪中叶，在亚洲的类似地方似乎就是这种情况，腺鼠疫细菌只在啮齿动物种群内传播，但不会置其于死地。历史学家猜测，当平衡状态因某种原因被打破后，疾病就开始向东、西或者南面传播，但仍然无法确定它的源头。 至今没有发现中世纪亚洲人关于腺鼠疫的资料，而中世纪西方关于亚洲腺鼠疫的资料也欠缺可信度，它们的作者不太了解亚洲地理，而且通常不说明自己信息的来源。谈到鼠疫的源头时，有人明确表示是“中国”，俄罗斯人则宣称是“印度”，而许多人只是说“东方”，但没有人否认黑海地区是亚洲通往地中海和欧洲的门户。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同意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ll）的说法，他认为腺鼠疫的病源地很可能在云南和缅甸一带或者满洲里和蒙古地区，在元朝时这两个地区都隶属中国。另一些人认为，病源地是戈壁沙漠或者喜马拉雅山脚的加瓦尔（Garwhal）和库玛翁（Kumaon）。约翰·诺里斯（JohnNorris）认为，鼠疫起源于中国或者中国流行过腺鼠疫的证据并不充分，并且它们在时间上太晚。他驳斥了腺鼠疫可能穿越亚欧大陆中部的说法，而是将病源地放在了俄罗斯南部，疾病可能从那里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插。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的黑死病传播线路 传播方式同样是个谜。可能是新的人类活动（行军和殖民拓垦）或者自然原因（洪水、地震）惊动了病源地的啮齿动物，导致它们迁往人类居住地并与人接触，从而造成了传染。大多数学者认为鼠疫是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军队和官员传播的。粮食包里的家鼠或者人体和衣物上的跳蚤把疾病从中国带到了西方。另一些人则认为，疾病先在不同的鼠群间传播，最后到达西方草原上的城市区。相关的书面记录很少，现存唯一的考古学证据是巴尔喀什湖（LakeBalkhash）南面伊塞克地区的三块1338年或1339年的墓碑，墓中的基督徒可能死于某种鼠疫。 到达黑海后，鼠疫有了“立传者”，它的传播途径被比较可靠地记录下来。最有名且至今没有争议的版本是：饮察汗国（Kipchak Khanate）的军间札尼别（Djanibeg）对热那亚商业殖民地卡法（Kafa）发动进攻。1315年，他的军队感染了鼠疫。两年后，他们把带病菌的死尸抛入城中。惊慌失措的热那亚人乘船逃走时把疾病也带走了。这种说法来自意大利皮亚琴察的公证人（或者是个法律文书抄写员）加布里埃尔·德·穆西斯（Gabrele de Mussis），由于学者们仍然相信他是目击者，所以这一切就显得更可信了。拜占庭皇帝和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史官同样提到疾病来自俄罗斯南部。从黑海来的船只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皇帝和格雷格拉斯（Gregoras）都记录下了它们带来的恐怖。 进入水域后，疾病开始随着船只传播。君士坦丁堡的水手、老鼠和货物把疾病带到了地中海。1347年初秋，西西里的墨西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同时受到袭击。在北非和近东它很可能水陆并进，水路依靠沿岸的小船，陆路靠士兵、朝觐者或者商人。在西地中海，人们传说，1348年1月，一艘被警觉的热那亚政府拒之门外的墨西拿商船带着瘟疫停泊到了法国马赛。有不具名的编年史学家认为这艘船后来继续往西，把疾病带到了西班牙和法国的其他港口，不过这不太可能。但是，的确有其他船只很早就把疾病传播到了亚得里亚海，感染了威尼斯和它的许多殖民地。 瘟疫可能从意大利东北部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奥地利中部和中欧。一位弗莱萨赫（Preisach）修道院的无名僧侣为此写道：“今年（1348）的瘟疫来势凶猛，从这海蔓延到那海，许多城市、村镇和其他地方几乎都人烟绝迹。”沿着欧洲的主要水道如罗纳河（Rhone）、卢瓦河（Loire）、菜茵河（Rhine）以及波河（Po），疾病得以向内陆快速传播。不过，最新研究显示，常用的陆上通道对晚些时候德意志疫情的传插同样有效。法国历史学家和医学家让诺埃尔·比拉邦（Jean－NoelBiraben）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瘟疫在法国境内的传播，他得出结论说1348年到1349年问疾病平均每天前进1－4公里。 我们的地图显示，瘟疫进入内陆后于1348年初到达教皇所在的阿维尼翁，并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到达巴黎。由于正在进行的百年战争，法国大西洋一侧的海岸大部分为英格兰所控制，疾病经由这里传到了不列颠，可能于8月首先到达南海岸的梅尔康姆雷吉斯（Melcombe－regis）附近。英国密集的商业和交通网络方便了疾病的传播，据估计疾病每天传播约一英里，但伦敦直到1349年初才爆发疫情，同时受到袭击的还有爱尔兰。意大利比萨没有像热那亚那样警觉，结果疾病于1348年1月或2月从这里侵入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等地，瘟疫从春天肆虐到秋天。疾病不仅经陆路从法国南部侵入阿拉贡，还通过与法国和巴利阿里群岛（Balearic Islands）有海上交通的港口侵入它的沿海地区。穆斯林控制的西班牙同样损失惨重，于是人们开始疑惑上帝究竟站在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一边。 1349年，德意志莱茵兰爆发瘟疫，并沿着北海海岸扩散。这年下半年，丹麦、瑞典、挪威和普鲁士都出现疫情，第二年春天，疫情扩散到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和河流。1350年，欧洲西北边所的苏格兰、奥克尼群岛（Orkney），设德兰群岛（Shetland）和法罗群岛（Faeroes）人口锐减。同一年，丹麦和挪威殖民者放弃了格陵兰岛。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在1349年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未受到袭击，这说明瘟疫并没有沿着这一带的河道向北，而是从德意志和东欧向东传播。波洛茨克（Polotsk），普斯科夫（Pskov）、诺夫哥罗德、斯摩校斯克先后受到袭击。1353年，瘟疫终于到达莫斯科。《尼科尼亚编年史》（Nikonion Chronicle）将上帝的惯怒归咎于人的，它记载说在普斯科夫，黑死病被称为“邪恶之疫”（morzol），许多人逃进修道院祈求宽恕，听天由命；有的人则把全部财产捐给教会，以期同上帝和解。在莫斯科，城市主教、大公西蒙·伊万诺维奇、他的两个儿子和兄弟安德烈都死于瘟疫。 从格陵兰到莫斯科，从挪威峡湾到伊拉克的沙漠，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人死亡，人们突然陷入了痛苦和恐怖中，却无法明白这一切的原因（他们给出的原因总是错的）。圣人和罪人、婴儿和老人、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农民都倒在了黑死病面前。埃及历史学家阿尔马克里齐（al－Magrizi）惊惧不已地写道：“瘟疫史无前例，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世界各地蔓延，从东到西，由南及北。而且，它不仅感染所有的人，甚至不放过海里的鱼、天上的鸟和地上的兽。” 传播的线路和时间 但死神只是刚刚登上宝座。像弗朗切斯科·达蒂尼（Francesco Datini）这样生于14世纪30年代的托斯卡纳男孩一生可能会见证5次甚至6次爆发。1367年，大诗人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在一封给友人，热那亚主教主多·达·赛待（Guidoda Sette）的信中写道： 书上也记载过瘟疫，但从没见过这样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这次瘟疫已经肆虐各地20年了，有时候会在某些地方停止或缓解，但从未真正消失。看起来好像要结束了，但还没高兴多久，它就卷土重来了。如果我没搞错的话，这种现象标志着神对人类罪行的愤怒。如果罪消失了，神的惩罚也会减轻。 历史学家认为1353-1500年间欧洲大约出现了18次大规模的疫情。俄罗斯每5到6年就会爆发一次。多尔斯（Dols）发现，在埃及和叙利亚，从1348年到1517年的174个伊斯兰历年份中（穆斯林使用阴历，每年比公历的365又1／4天略短）有58个是疫年，平均每5年半一次。到1480年前，西欧城市中平均每6到12年就有一次疫情报告，也就是每代人碰到2到4次，此后则是15到20年一次。但并非所有的疫情都会产生相同后果。教皇的医生，雷蒙德·查尔梅里·德·维瓦里奥（Raymundus Chalmelli de Vivario）记载道：“1348年，2／3的人口受感染，几乎都死了；1361年，一半人感染疾病，很少有人生还；1371年只有1／10人患病，许多人活了下来；1382年，只有1／20的人病倒，他们几乎全都活了下来。”虽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乐观，但他传递了重要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发病的人数减少，而且无论是死亡率还是死亡人数都大大下降。这种现象的原因仍不清楚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不过，即使疫情的后果相对减轻，它们仍然使得人口数在中世纪余下的时间内呈下降趋势。
黑死病的影响
瘟疫可能造成1／3的人死亡，重创了欧洲的人力资源基础。欧洲一下子失去了知识、技能、经验、关系和新鲜劳动力，许多东西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才能恢复。尽管官方试图提高生育率，但直到一个半世纪后欧洲人口才恢复到早前的水平。有的村庄消失了，有的城市一蹶不振。不过，随着人口的下降，平均每个人拥有了更多的商品、财产和货币，而且由于劳力短缺，人们可以要求加薪从而进一步增加财富。英国史学家将黑死病同封建制度的死亡、市场的理性化、对教会和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甚至妇女在劳动力中地位的变化联系起来。最新的研究继续对过去的假设和结论提出疑问，并且更加准确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和它经历的种种变化。我们对瘟疫的真正影响了解越深，就越能理解人们对它的反应。这正是我们在做的。 人们对黑死病的反应差异很大，不过有许多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反应。影响个人反应的因素包括他的生活地点、教育水平、信仰、财富和社会流动性，或者他在瘟疫中是否失去了亲朋好友，是否相信教会或医生，是否遭受经济或社会损失。许多人的反应是祈祷逃难、帮助病人，遵循医嘱、参加游行或迷信活动，或者把犹太人、外国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政府档案显示，官方的反应是修建新的墓地、减税、照顾孤儿和采取措施阻止疾病的流行。医学书籍提供了解释、建议、疗法和希望。法庭记录显示瘟疫导致了一系列犯罪活动，包括抢劫、袭击、遗产欺诈和盗窃。一些有文化的人在日记、书信和关于家人邻居的故事中记录下了自己的反应以及身边的事。这些东西充斥着见闻、轶事、焦虑的流露、疑惑，在遍地的死亡和痛苦中对答案无助的探求。最后的遗嘱中写满了恐惧、信念、希望和绝念，诗人们在作品中留下了自己的悲伤、愤怒、厌恶乃至悔罪。我们在绘画和雕塑中不仅可以看到死神肆虐的街道，还有信徒在祈祷庇护，感恩康复。这类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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