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教育的中华文化内涵

偶有来我国从事交流的美国学者谈起师范大学的英译名称，对“师范”一词所对应的英文单词（Normal）颇感困惑。该形容词在英语里的主要意思有“规范的”“正常的”等，源自名词“规范”“准则”。平时人们使用更多的是这个词的衍生意义“正常的”。于是，来访者会揶揄地问：如果你们学校是“正常的”，那么别的学校就是不正常的喽？并建议使用teacher-training（教师培训）来表达“师范”的意思。

和中文“师范”同义的英语词当然不是中国人的杜撰。较早进入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国家于18世纪末就已创建了师范学校，取名“Normal School”。到了19世纪，冠以“师范”称谓的教育机构在美国多地建立。不过它们犹如昙花之一现，进入20世纪，数以百计的师范学校在陆续升格为学院之后，或衍变为综合性大学，或成为大学之内的教师培训机构。到了20 世纪中期，被称为“师范”的独立教育体系在美国凋零了；原本兴盛一时的“师范”，在美国人眼里反而变得陌生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纸“教师资格证”。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师范类院校在我国一直作为独立办学机构存在，并始终沿用百余年前第一所师范学校创建时所确定的名称。对外译名当然还是原本的“规范”一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不同文化之迥异则意味着相关语言之间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同义词。不过用英语的“规范”表达中华文化的“师范”，还是比较贴切的。一些外国人不理解其中的内涵，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所处文化环境当中对教师职能的理解与我们的传统理念有所不同。

人们常说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尊师，但这绝不仅是多年形成的习惯问题；其间的差异主要在于育人理念及其贯彻机制的不同。20世纪西方升格师范学校的办学层次，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师资的知识水平和文凭等级，以适应工业化发展对人才的需要。而我国的师资培养在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同时，始终与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融汇、贯通。教师之所为远不仅限于传授知识，还涉及思想、品德、行为、举止等诸多方面。于是才有“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之训。总揽母语，其中谈及“师”的习语不胜枚举，大都关乎教师的职能、责任、行为规范以及大众所赋予的期待等等。

我国的教育一向注重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养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即确定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与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一脉相承。古人早有“有余力则学文”之说。用当今通俗的话讲，一个人如若品德不佳，学了知识也不能正当运用（甚至可能用于坑害他人之事）。

当然，西方也讲“德育”，但主要体现在人的举止方面。至于思想品德乃至意识形态的塑造，主要借助于神学意义的信仰。举个例子来说，英语里有几句倡导“言传身教”的谚语，是说你教导别人做什么，自己也要身体力行。其中表达“教导”的词，均源自“讲经布道”的意思。由此看出，匡正他人心灵的功能通常是由牧师来实现的。

当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流行于西方教育机构的思潮是所谓的相对主义，认为对与错之间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因此教师不宜左右学生形成孰对孰错的评判。英国曾发生一起小学生放学后扔砖头意外伤人的事件。他的老师需要上法庭证明自己不曾告诉学生如此行为是有危险的，以帮助解脱学生的法律责任。处在庭审焦点上的教师内心非常纠结——没教会学生明辨是非事实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关系是非曲直的问题上，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十分鲜明的：教师不仅要“授业、解惑”，首先还必须“传道”。

相对于西方的教育文化，我们的教育事业恰如《国际歌》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我们的文化根基是道德理念；我们的教育是依靠人民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而不是西方那种以神学为依托的教育。如果你和西方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都不会理解，因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应该归“上帝”管。

文化是后天获得的。对一代人进行培养的教育工作者首先要具备胜任教育下一代人的素质。我们由此可以领悟将培养教师的学府定名为“师范”的深刻含义。笔者工作所在东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门前有一圆一方两尊三维金属造型，它们艺术地象征着“规”与“矩”的存在。正所谓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其文化内涵十分耐人寻味。笔者曾以此为例与外国教师谈及师范教育的理念，他们觉得颇受启发。

百余年前师范体制的引入，可谓“洋为中用”的范例。但我们不能将其简单看作西方教育体系的复制。师范教育的形式是可以模仿的，但内涵却应以中国特色为根本。作为自成体系的我国师范院校很好地解决了人才培养的规模化问题，同时又非常符合中华民族的教育职能观，是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体制性保证。毋庸讳言，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现的去师范化倾向是盲目的：在追随西方放弃完整师范教育体系的同时，人们也在舍弃符合中华文化传承理念的教育模式。应该指出，师范教育体系的作用与价值，值得我们以文化自信的心态予以发扬光大。

（摘自《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