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尽头的城市化之路》中篇“畸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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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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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mansay 老蛮出品，必属精品。我若出现，必属逆天。 中篇——畸形城市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产业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980年到1990年间，城市常住人口实现一个亿增长的唯一原因，仅仅只是由于连续十年的每年超过2%的生育高峰，顺带说一句，此后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1990-2000年期间是1.6%左右，2000之后下降到了1.2%左右。在1980-1990年期间，中国并没有开放民间资本，虽然外资企业可以进来开厂，但是中国人自己开厂，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正因为此，在此期间的中国的伪市民数量始终没有什么像样的增长，1990年底只不过3千万余而已。在数据上，1980年中国的产业工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总数只有7707万，远低于第一产业（农业）的就业人数29122万。到1990年，产业工人的数量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提升，也只不过是13856万，依然远低于从事农业的就业人数38914万。1990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大国，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当然也无法吸纳农民进城。
1990年之后，中国开启了真正的改革，决定逐步给予民营资本以生存空间。这种改革事实上推进得非常艰难，一波三折，屡经反复。到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前夕，中国的产业工人总量增加到16219亿，依然远低于当年度36399万的农业就业人员。加入世贸无疑给了中国经济一剂强心针，欧美的基础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中国。到2010年，产业工人数量上升到21842万，与当年度27931万的农民相比，已经不算特别少。接下来的数据，请各位务必要看仔细了：2012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总量达到峰值的23241万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15年下降到22693万。3年时间，产业工人数量减少了548万。关于产业工人数量下降的原因，我在这里不做更多的解释，只说一句就好：1990年代艰难的开放民资的改革，并没有走得太深入，留下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2012年之后统统爆发了出来，并导致了国内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好吧，我们言归正传，产业工人数量的增减趋势，恰好与我们上篇中所讲述的，伪市民数量的增减趋势对应了起来：制造产业的兴起带来了城市化的发展，而制造产业的衰退，当然也将带来城市化的逆转。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一二线城市的人口演变规律。首先是一线城市。在下表中我给出了1990年城市化启动之后的北上广深四城的人口数据，但是我建议各位不需要认真的看这张表，只需要看我的文字就好。1990年到2000年，四个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合计增长了1450万（4668-3218），年均增长14.5万。到2010年，合计增长1904万，年均增长19万。2000年代前十年的人口增幅显著强于1990年代，这种人口增长规律，与我们上一段所讲述的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历程是相吻合的。2010年之后，一线城市常住人口增幅显著放缓。2016年较2010年增长了616万，年均仅增长10万人，相对于此前十年的人口增幅，已经是腰斩。以四大一线城市目前总计7000万左右的常住人口而言，年均常住人口增幅只剩下区区10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可怜的0.1%，而中国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约0.5%。这中间0.4%的差值，就意味着扣除一线城市自己出生的人口之外，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人口流出现象。每年流出个0.4%，也就是每年30万左右。这里顺手解释一下，这四个一线城市的伪市民数量近年来维持在3100万左右，没有出现显著下降，同样也与生育带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算算这帮伪市民的自然增长率，也是很有意思的计算过程。
顺手检验一下产业工人的数据。以深圳为例，2014年制造业就业人员达到峰值394万，2015年下降到384万。至于北京和上海，连数据都不需要列，各位只需要稍微关注一下社会新闻，就知道这两个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在驱赶它们眼中的低端制造业了。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一线城市事实上是伪市民最大的聚集地。2016年四大一线城市合计3131万的伪市民总量，占全国22330万伪市民的比值高达14%。每100个离乡背井的农民之中，有14个是往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跑的。这四个一线城市开始驱赶伪市民之后，他们还能往哪里走呢？还有其它城市，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来接纳他们吗？
接下来再来看二线城市。下表老蛮我给出了6个二线城市的人口数据，分别是武汉、杭州、西安、佛山、苏州、成都。说明一下，成都2016的数据我做了一下调整，由于这一年简阳市改由成都市代管，这给成都在统计上带来了110万的常住人口和147万的户籍人口，为了与前几年的数据更有可比，我在列表时删除了这部分数据。同样的，表格中的数据各位不需要仔细看，只需要看我的文字表述就好。
1990年到2000年，这6大二线城市的常住人口合计增长了556万，到2010年合计增长928万。这种人口增长规律与全国的规律保持一致。尤其是2000年代的前十年，年均增量近93万，还真是可观。此后的人口增幅同样是迅速放缓。到2016年，合计增长了228万，年均增长只剩下38万。这种人口增幅已经不是腰斩的问题了，而是被斩得只剩下小腿了。同样的，这种38万的年人口增幅，相对于这6个二线城市4400万的总常住人口规模来说，自然增长率0.8%,勉强高于0.5%的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算是勉强每年还能吸纳个0.3%的外来人口，也就是10万左右。所以这6大城市的伪市民数量，近年来也是长期徘徊在3000万左右。
在这里当然也需要检验一下产业工人的数据，就用这六个城市中伪市民规模最大的佛山和苏州的数据好了。2011年佛山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达到峰值的247万人之后就一路下滑，2015年为237万人。苏州的情况一模一样，2011年产业工人总量达到峰值427万，此后一路下滑，2015年为414万。二线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在剧烈放缓，大家应该没有了什么疑问。当一二线城市的制造业无法再提供就业岗位，甚至还出现了下降，城市化，当然就要出现逆转。 接下来再拿两个三线城市出来做例子。中山和泉州。2010年之后中山的常住人口年增幅已经只有0.5%，刚好与自然增长率相匹配。作为曾经的台资企业重镇，中山虽然还没有不如人口流失的窘境，但是已经丧失了吸纳外来人口的能力。在产业工人的数据上，2013年中山的产业工人总量达到143万，2015年微弱下降到140万。
泉州作为福建经济第一强市（好吧我把人家全省的经济最强市当成二线城市，也真是很瞧不起福建啊，嘿嘿）比中山稍微强一点，2010年至今的常住人口年增量约7万，年增幅0.8%，扣除0.5%的平均自然增幅，这意味着泉州每年还能吸纳个2万左右的外来人口。当然了，泉州现在这种常住人口增量与2010年之前年均增加12万人的增量相比，也已经是腰斩，泉州的伪市民数量也因此长期在130万左右徘徊，不再有什么增长性。
我大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呈现出清晰的人口流出迹象，每年流出30万人。而二三线城市，同样体现出了清晰人口增幅放缓的迹象。伴随着二三线城市的产业经济进一步崩塌，它们的人口吸纳能力必将更加孱弱。要知道中国的产业经济分布事实上是非常畸形的：中国295个地级以上城市，其中合计不到40个的一二三线城市，就基本上已经瓜分完毕了全部的制造产业，也因此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剩下的250多个广大的四线以下城市，其实基本上都是典型的农业城市，提供不了新增就业岗位了。从一二三线城市中黯然回归到四线以下城市的伪市民，他们事实上是找不到工作的。他们多年的打工生涯多少积蓄了一点钱，因此可能会在小县城里买套房定居，这会在数据上造成一些城镇常住人口还在增长的假象。正因为此，才有了我们之前重点强调过的那组数据：2012年，中国产业工人的总量达到峰值的23241万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15年下降到22693万。3年时间，产业工人数量减少了548万。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失业工人必须回归小县城？为什么一二线的大城市无法定居，无法给他们一个慢慢的重新寻找工作的机会？
请期待下篇：以民为蛊。 打赏随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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