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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人为何分道扬镳呢？ 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人是湖南老乡，前者年长一岁。曾国藩虽非天资聪颖之人，然科举较顺，28岁就考中进士，此前会试仅失败过一次。与之相反，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甚感兴趣。1830年，18岁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在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乡试中第。但好运就此结束，此后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左宗棠心高气傲，一怒之下干脆放弃科举，回乡教书去了。但名气不小，受到乡绅推崇。1837年春，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见到其两幅对联，引为知己，两人彻夜长谈。左宗棠拜陶澍为师，两家又定下娃娃亲。而胡林翼正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与之结识了。 后来经胡林翼牵线搭桥，左宗棠到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帐下屈居幕僚，后任巡抚骆秉章也给予重用。在此期间，曾国藩认识了左宗棠。 咸丰二年，左宗棠以其经世致用之才，名满天下，为湖南战事做出不少贡献。胡林翼也一直向曾国藩推荐。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可独对左宗棠态度谨慎，迟迟不肯延入幕下。这可能也是曾国藩有识人之明，一早就知道他们之间性格不合。 咸丰四年，曾国藩打算向朝廷保举其破格做知府。但左宗棠心高气傲，瞧不上眼，曾言：“若真以蓝顶加于纶巾之上者，吾当披发入山，誓不复出矣！” 直到咸丰十年，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曾国藩正当用人之际，同意左宗棠到自己帐下效力。曾国藩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旦启用左宗棠就放手让他独当一面，左宗棠遂得以迅速崛起。 打浙江时，曾国藩把一部分湘军划归左宗棠全权指挥，攻克杭州后，又向朝廷举荐，让他担任浙江巡抚，并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此时左宗棠才真正青云直上，曾国藩对其信赖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 然而两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后，并非毫无矛盾。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且恃才傲物，长期郁郁不得志和寄人篱下，使他又具有特别敏感的禀性，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 有一次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曾国藩出于谦让用了“右仰”字样客套，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言传到曾国藩耳里，自然心生不快。 两人首次闹掰，缘于曾国藩“夺情事”。咸丰七年曾父过世，当时在江西战场，朝廷既要曾国藩到全国各地去打仗，又不给他调动全国各地的权力，使其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满肚子怨气，早已想甩担子。于是趁机上书朝廷请丧假，不待回复，回到老家奔丧去了。 左宗棠毫不体恤曾国藩的用心与苦衷，在信中严厉谴责：“忠臣之于君也，不以事不可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诿之……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说这种临阵脱逃是不忠之举，是不礼之举，是不义之举，将曾国藩骂了个狗血喷头。 尽管如此，两人并没真正决裂。天京被克之后，两人才分道扬镳，起因于洪秀全幼子洪天贵的下落。曾国藩上奏朝廷洪幼主已死，左宗棠紧接着报告说洪幼主逃跑了。这一唱对台戏的奏折，无疑是刺向曾国藩的一把利剑。朝廷看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两人打起笔墨官司，从而恩断义绝，再无往来，十几年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烟消云散了。 但同为一代名臣，终不会因私废公。左宗棠督陕甘建功西域时，对友人说：“我和曾国藩不和，如今他总督两江，恐他在饷源上卡我脖子，坏了我的功业。”然而，曾国藩始终不遗余力为其筹饷，并荐自己最得力的湘军将领刘松山随之西征，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建功立业皆赖此军。 因此后人评论说：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也。说得不无道理。 而左宗棠始终不承认，对曾国藩也不服气。晚年逢人便讲西征、骂曾国藩，骂其伪君子，骂其小人，其诸将又多为曾国藩旧部，群僚皆以为苦，颇有怨言。这也是左宗棠被人广为诟病之处。然瑕不掩瑜，其传奇人生，终究永远闪耀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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