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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童谣，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在儿童中间流行的歌谣，形式比较简短。”歌谣呢?是“指随口唱出，没有音乐伴奏的韵语。”窃以为，有没有音乐伴奏这是后话，首先要界定有没有曲调。童谣也可称儿歌，但不是儿童歌曲，所以一般没有曲调，也就不会有音乐伴奏。然而，一般之外或有特殊，个别童谣也可以歌唱，只不过它的曲调是借用现成的乐曲，因此它算不得儿童歌曲，还是要归类于童谣。 以教与学的关系论，童谣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大人哄孩子时唱的，孩子跟着学会，如“宝宝睡，盖花被”;二是大人刻意教孩子的，如“小白兔，白又白”;三是孩子之间自然而然传唱的，源与流都在孩子，找寻不见大人的印痕。 现今已很少听到小孩子随兴地唱童谣了，即使让他唱，也会不了几首，会的也基本上是大人，像父母、家中老人、幼儿园老师教的，上面所说的第三类几近绝迹。 个中原因很多，说起来难免长篇大论，再者，每个人稍作考虑，都能扳指头数它几条，这里不说也罢。大而化之，一言以蔽之：时代使然，尤其是产生和传播第三类童谣的社会文化条件已经基本消失了。 第一二类童谣，尚还有大人在操控，在创作、筛选、教授;第三类童谣，大人则有劲儿使不上，只能任其自生自灭。我小时候会的这第三类童谣(本文题目中的“孩子传唱”意即在此)，于现实中它早已死去了，就像当年种的蓖麻、向日葵，碧绿挺拔的姿影只在我的记忆中摇曳。我若死去呢，它们将何处安身?于是，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带有时代基因的儿童文化的标本或化石，留给后人。 我1954年出生，1956年随父母从胶东来到济南。在我16岁少小离家之前，一直住在省委机关宿舍，数以百计的邻居大都是解放后由根据地进城的，家庭的男女主人又以胶东人居多。我3岁进省委幼儿园，不用说，小朋友清一色的省委机关干部职工子弟;7岁入胜利大街小学，同班同学大多数住单位宿舍，父母为外地进城人员。 讲这些，是想说明我要记述的童谣的传播空间，既不是乡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井。至于济南老城的街巷、商埠的里分、近郊的农村、偏远的山乡，同时代的孩子传唱的童谣，和我的一样不一样，我至今也不知道。 我所记述的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时间范围大致为1957至1965年，即我3岁到11岁。这些童谣没有一首是从大人那儿学来的，幼儿园的老师肯定教过或主旋律或纯文艺或小清新的童谣，但是我一句也不曾记得。这或许可以给今天管文艺和干文艺的人们一点启示。 对孩子相互传唱的童谣，有的学者按题材、场合、年龄段等再分出小类。我一个人记忆的数量有限，就不再细分了，信马由缰地写来，每首后面略加注解和相关情况介绍，毕竟已是半个世纪前的遗响了。 二 1、杨树叶子哗啦啦，小宝宝睡觉找他妈。 他妈问他干什么，他说毛猴子来咬他。 这首童谣是可唱的，借用的曲调是： 这个曲调在1950年代的幼儿园常用作集体舞曲，小孩子们耳熟能详，所以依此填词。从少年时代起，我一直感觉它不像中国音乐，怀疑它来自“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也想知道它原来有没有歌词。直到前几年，我才弄清楚它居然是一首从西方流入的基督教歌曲，名叫《耶稣救主爱小孩》，有四段歌词。 旧时农村吓唬不听话，特别是不睡觉的小娃娃，常说“再不听话，毛猴子就来咬你了!”我的姨表弟很小的时候常到我家，父母和我逗他，说那壁橱里有毛猴子。次数多了，一指壁橱说“毛猴子”，他就露出惊恐的表情。怕吓坏他，这个游戏很快终止。 童谣描写的是大孩子所见到的，小孩子独自睡眠，做了个噩梦，惊醒后喊叫着找妈妈的情景，很有生活情趣。曲调也是“洋为中用”的典范呢! 我还听过这个童谣的其他版本，但都属于第一类，即大人哄孩子时唱的，也没有曲调，像“杨树叶儿哗啦啦，小孩儿睡觉找妈妈。搂搂抱抱快睡吧，麻猴子来了我打它。”这种由大人作为叙述主体的，小孩子不会唱得太欢，还是我那首好。 2、我有一分钱，骑马到苏联。 苏联老大哥，把我送进幼儿园。 幼儿园里阿姨好，阿姨坏，阿姨是个猪八戒。 猪八戒扛耙子，耙了她妈个腚瓜子。 1950年代是我国学苏联的高潮期，尊称苏联为“老大哥”，一切向苏联看齐，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幼儿园的孩子都会说“哈拉勺”(俄语“好”的意思)，甚至只知道“布拉吉”，而不知道它相对应的汉语词“连衣裙”。 那时，幼儿园日常口语叫“托儿所”，看护管教孩子的保育员不属教师序列，孩子称其“阿姨”。在北方，是不用“阿”字作前缀的，那时孩子对非亲属的女长辈，即便比母亲稍年轻，均称作“大姨”，除非这个“姨”是个太年轻的姑娘，不好冠以“大”，才称“阿姨”。当然，称“大姨”也不是济南当地的传统。这种以女性为本位、不论婚姻状况、模糊年龄的称法，明显有着新社会、新市民的做派。 在幼儿园则无论保育员年龄大小，统称“阿姨”，孩子父母也“王阿姨”“李阿姨”地称呼，“阿姨”可算作当时社会对幼儿园保育员的专称。 过去济南人日常口语中不用“屁股”，那太文雅，一个字“腚”，两个字“腚瓜”，三个字“腚瓜子”，又干脆又响亮。北方方言中的“摔了个屁股墩(或写作蹲)”，济南话叫“摔了个腚瓜子”。 这个童谣前后两截风格迥异。用现在的词儿叫“混搭”。前面还好好说话，一说到幼儿园，就来气儿了，立马拿阿姨开涮，还爆粗口。不知现在的孩子有没有这种念头和胆量。 那时的孩子的“语言美”比现在差远了。男孩子没有不用脏字骂人的，频次多少而已。女孩子骂脏字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孩子被大人和同龄人称作“小野孩”“野孩子”。你想，那时一家多是三五个孩子，即使家中有不上班的大人老人，也管束不过来，房屋都住得拥挤，又没有电视、电脑之类，当然街上也没有拐卖人口的，汽车也极少，孩子能不整天在户外“野”吗? 像我，七八岁时曾带着还未到学龄的妹妹，穿过经十路南的大片麦子地，到四里山(今称英雄山)下去捉蚂蚱。 带野性的孩子进了幼儿园，能老实得了吗?我的同班三个小朋友就不睡午觉，偷偷跑出去玩，看见阿姨到处找，竟藏进垃圾箱里。这首童谣大概就是幼儿园里“野孩子”“调皮鬼”“捣蛋包”“惹祸精”们的创作。你看到这首“粗野风”不要吃惊，后面还有更扎耳朵的呢! 3、疤瘌眼子青，疤瘌眼子红，疤瘌眼子晚上摸臭虫。 臭虫放了个屁，疤瘌眼子不愿意，疤瘌眼子去看戏。 看戏没有钱，疤瘌眼子去划船。 划船沉了底儿，疤瘌眼子会凫水儿。 凫水凫得棒，疤瘌眼子晚上回家尿了炕。 旧时卫生意识和医疗条件都不行，害眼病的多，还容易感染化脓，留下疤痕，被人称作“疤瘌眼儿”。疤瘌眼儿不鲜见，臭虫更不鲜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机关人员家中的家具，除了箱子都是租用公家的，但也就是床和桌椅板凳，连个橱子都没有。新租来的家具往往藏有臭虫，要搬到院子里用开水烫。公共场所像火车的座椅都有臭虫，很容易带到家里。 凫水就是游泳，再早济南人的口语不讲游泳。细辨两者还是有小小的差别，游泳一词在一般语境里含有主动而为的意思，凫水则不一定，掉到水里淹不着，能扒拉上岸也算。 “尿了炕”则有乡村色彩。城市里哪有炕，但我小时候亦跟着从农村进城的大人把“尿床”叫“尿炕”。 至于“划船”，应是济南泉河湖多船多的反映。 它通篇使用童谣中常见的顶真格，流转自如，因与大人无涉，更显无师自通的童趣。 4、汽车来了我不怕，我给汽车打电话。 汽车一拐弯儿，碰了我的鼻子尖儿。 汽车一拉笛儿，碰了我的小腚垂儿。 那时街上汽车少，走得也慢，男孩子天生有冒险精神，调皮且缺乏交通规则的教育，见汽车来了，常常跑到路中间，作“大”字形拦车状，待汽车快到跟前，再跑开。这首童谣大概就是在这种心态和游戏中产生的。 “笛”读如“鼻”。“腚垂”也写作“腚锤”，与“腚瓜”同义，常特指屁股凸起部的顶端。 这首童谣所描述的场景，不禁令人想起《庄子》中“运斤成风”的故事。汽车司机就像那“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的工匠，孩子则如“立不失容”的郢人，两者的合作演出严丝合缝，惊险刺激。孩子的文学想象力和表现力，不输于春秋圣贤啊! 5、下雨了，下雪了，吓得王八钻窝了。 小孩子天天一起在户外玩儿，碰到突然下雨，有的孩子赶忙回家，或不情愿地被家长喊回家，这时还在玩耍的孩子就高声大唱，嘲笑怕雨淋的小伙伴。 如今的孩子不会这么唱，唱也会被家长制止，“你怎么能骂人王八呢?”孩子离开幼儿园或学校，极少三五成群在一块儿无拘无束地玩儿，孩子被全方位、全天候地监管，头上有形无形的紧箍咒极多，言行规规矩矩甚至成人化，像被过度修理整形过的花木。 20世纪前期，周作人、赵景深等文化先驱在介绍丹麦安徒生童话，开展童话研究时就指出：人的成长，从儿童到少年到壮年，恰相等于人类的进化，从原始到半开化到文明;儿童实在与原始人差不多，野蛮性遗留于儿童最深。所以他们把儿童称作“小野蛮”。再加上，大概是风云动荡和血火纷争年代刚刚结束的缘故，那时的孩子无论出身，或多或少都有些不为外物束缚的草莽气。 我常常想，大人是不是应该对孩子的野性和草莽气有所包容，让孩子拥有一个“小野蛮”的自在快乐的童年。君不见，古今中外成大事者多是个性显扬、特立独行的勇士。 6、蜻蜓蜻蜓高，老鹰叼; 蜻蜓蜻蜓矮，没人逮。 蜻蜓，小孩儿唱作“蜓蜓”，顺嘴儿。那时济南城里城外湿地池塘很多，到了夏天，泉城无处不蜻蜓，现在回想起来犹如童话境界。我家所在的宿舍位于经九路，有当时济南最大的楼群，共15座楼，即使在这相对远离水域的楼群之间，也飞着一群群蜻蜓，一群少说也得二三十只。蜻蜓群并不作过路式飞行，而是在庭院上空盘桓。 小孩子举着打扫院子用的竹枝扎的大扫帚，捕捉蜻蜓。一挥动扫帚，蜻蜓就飞高了。小孩子在祈盼等待蜻蜓再一次低飞时，仰着头对着蜻蜓反复唱着这首童谣。蜻蜓似嫌高飞累得慌，不多时便又回到离地两米上下。就这样，小孩子一会儿捕，一会儿唱，乐此不疲。 成群飞的是一种约两寸长的黄蜻蜓，最常见，孩子们叫它“黄姑娘子”。“黄姑”作一个音节，“娘子”作一个音节，“娘”字读音高挑，“子”字读得很重。 另有一种蜻蜓个头同“黄姑娘子”一样，黄色稍深，但尾部有一抹红颜色，孩子叫它“红辣椒”。再有一种比“黄姑娘子”长半寸许，黑色，尾部略间以青白色，叫“老黑”。还有一种更粗大的，约三寸多长，墨绿色，形状如直升机，前身几成长方体，胸部平坦，不知为什么叫“大耳”。“老黑”与“大耳”独来独往，尤其是“大耳”并不常见。 今天看来，捕蜻蜓是不文明的行为，可是，看不到蜻蜓难道不是由更不文明的行为所造成的吗?即使在农村，也罕有蜻蜓群舞的景象了，过去常在云端盘旋的老鹰就更难得一见了。 会唱“蜓蜓”的孩子都老了，再过多少年，还有谁的梦境里会呈现天穹的老鹰、半空的蜻蜓、地上的孩童，还有蓝天、白云、绿树、红楼、歌声、欢笑，这样一幅丰子恺般的彩墨画呢? 7、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咱有大头。 旧时因食物短缺，很少有胖孩子。我小学中学的同班同学加起来上百人，没有一个腰圆腿粗、称得上肥胖的，顶多微胖而已。小孩子瘦，头就显得大，如果再大得稍显出众，就被称作“大头”了。 我小学四年级上学期，有篇课文题目叫《手拍胸膛想一想》，是首叙事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仍记忆犹新，其中有句云：“你爹你娘来逃荒，一条扁担两只筐。那时你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挑着一个头。”食物短缺时代，孩子们虽不至于都饿得“三根筋挑着一个头”，但不属肥胖症而属“瘦猴”的“大头”比比皆是，所以这首童谣才会一直传唱。 如今的孩子营养过剩，往往头肥脸胖腰腿更粗，原来意义的“大头娃娃”已不多见，再唱这首童谣，还真难找寻戏谑的对象。 8、胖子胖，打麻将，该人家钱，不还账，气得胖子尿了炕。 那时胖子少，就特别惹人注意。在强调阶级对立的年代，胖更是与“朱门酒肉臭”的富人相对应的，在周立波1948年完成的描写东北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斗地主就叫“斗争大肚子”。所以那时胖可不是什么好形象，几等同于“脑肥肠满”“大腹便便”“肥吃海喝”“好吃懒做”之类，常常成为调侃甚至嘲笑的对象。 这首童谣从逻辑上看似有问题，是胖子欠人家钱，又不是人家欠胖子钱，胖子生哪门子气呢?我小时候即有这个疑问，可改成“人家该钱”又不顺口了。尽管疑问始终盘绕，却仍然唱此不疲，因为它调侃胖子的作用和乐趣无可替代。现在看来，对童谣的语法和逻辑不必太较真，能传唱开来就是硬道理，就有其道理。这首童谣的不合逻辑却能流传的“道理”不必细论了，你把“该人家钱”当“人家该钱”理解就行了。 我小时候是最讲“破旧立新”的时代，极少见打麻将的，在电影小说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那是老爷少奶奶有闲阶级整天干的事儿，玩钱更是一律等同赌博，为“封资修”的东西，而绝无生存余地。因此可知这首童谣至晚产生于民国年间。虽然新时代打麻将的几近绝迹，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巨变中有不变，由此社会风尚依然拿胖子不敬。 9、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老虎不吃面，专吃你这个王八蛋。 这首童谣的前两句，可以说是跨地域长时间通行的，后面的句子则变化多端。我小时候在一本1950年代出版的民间歌谣集上看到的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当时自己猜想“杜鲁门”应该还是个人，只不过是个被诅咒的大坏蛋。后来才知道他是朝鲜战争爆发时的美国总统。我记事时美国总统早已是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所以这个版本属于抗美援朝作品，后面两句带有政治宣传意味，明显出自成年人的创作。杜鲁门于1953年朝鲜战争还没签停战协议即任满还乡，后来的小孩子谁会知道他?时过境迁，谁还有兴致去骂不知何方魔怪的人呢? 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延长这种版本的流传时间，那就是由小孩子根据自己的趣味来改造，把美国总统杜鲁门改变成他们似乎可见可闻可及的笑骂对象，并使用粗野的语言以追求口舌的痛快。于是在北京地区就有了这样的续句：“杜鲁门他妈，是个大傻瓜，床上吃床上拉。”据说，1970年代还有传唱。 我前几年还见过一个版本，“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这也似有成人改编的痕迹。与骂杜鲁门同理，小孩子也不会去诅咒一个虚无缥缈的、毫无指向性的“大坏蛋”，他希望“老虎”吃的应是一个让他厌烦的具体的人物形象。再者，老虎怎么会“不吃饭”呢?吃人也是吃饭啊。说“老虎不吃饭”，不合乎儿童的逻辑。 我记忆中的济南版本，是小伙伴之间的嬉闹之语，“王八蛋”即指身边惹了自己的小伙伴。其中的“面”，作“面粉”而不作“面条”理解。原因有二，一是小孩子认为面条或许老虎还能吃，干面粉怎么吃，无从下嘴，还不被呛死噎死?二是济南人口语中不把“吃面条”叫作“吃面”，“吃面”一般是用白面做饭的意思。 10、滴滴金儿，冒火星儿，一百块钱买一根儿。 昔日过年时，卖一种儿童玩物，叫“滴滴金”，制作材料、工艺类同爆仗的芯子，约四寸长，比大爆仗芯子粗，能保持直条状，点燃后比爆仗芯子燃速慢得多，伴着细微的劈啪声，有火星不断地迸出，在夜色中一闪一闪的。滴滴金很便宜，十根十根地卖，印象里两三分钱。小孩子拿着点燃的滴滴金，一边玩一边唱，也用它点爆仗。最近有人的文章里写到这首童谣，最后一句是“一分钱买两根”。这里有一个问题：诗歌包括童谣，都要夸张地说，太写实或基本写实就缺少趣味和劲力了。 为了合辙押韵，这首童谣唱时大大地加重了儿化，“金儿”读如“鸡儿”，“星儿”读如“西儿”。 秦若轼先生在2003年出版的《济南传统儿童游戏》一书中回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济南市区的人家，大年初一早上，打开院门，在门口放爆仗。然后关上院门，孩子们随老人在院子里面朝南站定，每人手里举着一根点燃的滴滴金，向天空画圆圈，并由老人领着唱：“滴滴金，滴滴银，先照日月后照人。”秦先生说：举行这种仪式的意义是“让孩子如火一样的光明磊落做人。” 在我小时候真不知道滴滴金还曾有如此重要的教化功用，和还曾有这样一首并非儿戏的主题歌谣。 11、鞋带子开了，帽子歪了，眼镜子摔了。 这是小孩子嘲笑某人形象狼狈时所唱。像不太有胖子一样，那时中小学生也鲜见戴近视眼镜的，若戴，被叫作“四眼儿”则是逃不掉的。大人也很少有戴近视眼镜的，为啥?读书少呗，打枪、放羊、砍柴、赶车、护坡，看远处，不费眼还练眼。因此，戴眼镜是读书人的象征。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要塑造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个迂腐、落后或反动的知识分子，往他鼻子上架一副眼镜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京剧里丑角的鼻部定有一块白粉。 “眼镜子摔了”则是读书人仓皇狼狈、斯文扫地的典型状态。中国历代不乏嘲笑读书人的熟语、故事之类，至泥腿子、枪杆子坐殿升堂的时代，读书人即使卑躬屈膝，也保不住不被揍得灵魂出窍，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嘛。这首童谣传承了刘邦往儒生帽子里撒尿的因子，不多，但有。 12、索索米发索，雀子炒辣椒。 你爸爸爱吃，你妈不给炒。 你爸爸一瞪眼，你妈一拤腰腰， 两口子打起来，真呀么真热闹。 这首童谣借歌曲《鄂伦春小调》(又被称作《鄂伦春小唱》《高高的兴安岭》)的曲调，而重新填词。《鄂伦春小调》则是著名戏剧家王肯1952年用器乐曲《鄂伦春舞曲》填词创作的。在1950年代，集体舞因合乎集体主义，所以特别时兴。《鄂伦春舞曲》堪称是最火最普及的集体舞曲之一，从幼儿园到学校、机关、工厂、部队，处处听闻。我小时候并没有学过《鄂伦春小调》的歌词儿，但曲儿听得滚瓜烂熟，这辈子是甭想忘了。 雀子，就是鸟，但不是天上飞的，而是《水浒传》里好汉们爆粗口常提及的那玩意儿。雀子，最有济南特色的词汇之一，普通话流行后已经没人用了，然而我有时会以怀旧的心情想起它，不用它就消灭脏字脏词脏话了吗?哪能啊，它只不过是被更通行的更时髦的顶替掉罢了。从世上多有儿童秽语综合征这种疾病，而不会有儿童善语综合征便可得知，骂人这一现象关乎人类的天性和本能，会伴随人类始终，只是要用理性控制它在小小的范围内而已。 贫困时代，人们居室狭小，又对窗挨门，几无隐私可言，文化程度低，礼貌程度也不高，两口子吵架甚至动手的闹剧常常上演。小孩子司空见惯，“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这首童谣从用词到情节到情绪，够火爆够彪悍吧?现在的小孩子太像小绵羊了，还是圈养的，只会咩咩咩。满山跑的小老虎、小豹子无从寻觅，已听不到这般充满野性的嗷嗷叫声了。 13、对不起，起不对，脚拇丫子开大会。 当小孩甲对小孩乙做了小小的不当的事，乙要求甲说对不起，甲不情愿又不得不说，就会唱这首童谣。你说他没说吧，前三个字就是;你说他说了吧，他明摆着没那意思。两人往往为此追逐打闹一番。 至于后面一句的创作意图，虽不必也不可深究，但我还是想说，它有对现实生活的折射。开会，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生活的典型图景，既然“脚趾头掰不开”，就在一起天天开会呗。 14、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讲的什么故事? 讲的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 这是一个最长的永远也唱不完的童谣、讲不完的故事。小时候，总惊叹它的回环往复，绵延不绝，从中感受到时间的无尽，还有语言的魅力。这真是生命的启蒙，文学的启蒙。 最近微信流传这样一个版本：“从前有个山，山上有个庙，庙里有一个老和尚一个小和尚，有一天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是：从前有个山，山上有个庙……”这个版本拖沓啰嗦，节奏感太弱。“小和尚”的出现实无必要，反而压缩了想象的空间。“有个山”“有个庙”不如“有座山”“有座庙”富于画面感。“山上”也不如“山里”，“山里”与“庙里”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段，强化由远而近的镜头效果。 15、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 小孩甲给了小孩乙一件东西，乙不放心，就要求甲发誓，甲表示不反悔，于是两人伸出小手指相互钩住，来回扯动，唱此。 有人把后面一句写作“一百年不变”。这样就不合辙押韵了，也不十分贴合上面所说的情景。再者，“不许要”比起“不变”，更符合小孩子说话直截了当的特质。“三十年不变”“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那是大人们的政治， 16、跳跳长长，你不长我长。 小孩子都盼望自己长高，如果高过同龄小伙伴就得意，如果矮就心有不甘。两人比个头，矮的偷着跷脚，高的跟着跷，矮的跳起来，高的跟着跳，于是这首童谣就在两人比着跳的好胜争强中诞生了，传开了。 17、半夜三更，黑咕隆咚。 我上茅房，掉进茅坑。 扑通一声，壮烈牺牲。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那时，称厕所为“茅房”，即便有抽水马桶，也叫“茅房”。幼儿园、小学的厕所全是蹲坑，下面通着很深的大池子，小孩子都害怕掉下去，特别是天黑时。 从1950年代至今，小学都学《刘胡兰》一文，甚至放在二年级的课本里。因此“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语，国人皆知。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台海两岸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为什么还要向七八岁的幼小的花朵灌输这恩仇恶斗的历史血腥呢?我们的教育还是要培养具有“誓把反动派一扫光”气概，信奉“血债要用血来偿”哲学，胸怀“斗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吗? 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小孩子已经从良善的天性出发，用略无禁忌的童言，对这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进行解构，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18、×××的头，像地球，有山有水有河流。 这是摸弄小伙伴的头时唱的歌谣。 19、剃头打三呱，不长秃疮不长疤。 过去用刀子去头发叫“剃头”，至1960年代初，虽然都改用推剪了，剃头挑子也渐为理发店替代，但口语中还是鲜用“理发”。这首童谣流传甚广甚久，有的版本写作“打三巴”，以“巴”作巴掌的省称，似不准确。这里的“呱”，与方言中拍呱(鼓掌)的“呱”意思相近，即用巴掌拍打出响亮的声音。 小孩子调皮捣蛋去打了人家刚剃的头，还振振有词地说是为了人家好。一出小小的恶作剧。 20、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妈妈儿上茅房， 拉了一摊高级屎，让高级老头儿来尝尝。 考虑了半天，这首或许令您“恶心”的童谣还是收录吧。它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也再一次告诉我们，“小野蛮”自传自唱的歌谣就是这么由着性子来，不布“道德”，不求“审美”，唱着痛快就行!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中国广泛搜集童谣，他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的男孩和女孩》一书中就写道：好些格调低下的童谣并非从成年人那里采集到的，“相反却是孩子们自己唱出来的”。 我前面讲，那时小孩子的“语言美”似不如现在，但论及成年人则不敢妄下断言。如今连大姑娘小媳妇跟男人们讲话，都常常“牛逼”“傻逼”的，这往往还不够，再加上新词“屌丝”“逼格”，甚至更无底线的“装逼”“撕逼”之类，好像不说脏话不用脏字就太老气太老派了。大姑娘小媳妇，我觉得起码在公众场合，稍微装装“淑女”范儿，远学李清照，近学林徽因，比较好。小孩子若聚在一起，在可控的范围内则应容许他们“撒撒野”，尽享童真的欢乐。 这首童谣的关键词是“高级”。当时“高级”一词使用范围极广，使用频率极高。那个时代的社会差别、生活差别等种种差别，不一定比现在大，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原因、经济落后的原因、社会封闭的原因，更被人们看重和强调。比如过去行政13级以上的干部叫高级干部，简称“高干”。现在“高干”一词很少用了，啥级别就说啥级别，都是人民公仆，什么高级低级的?那时先进的、珍稀的、贵重的、进口的物品、建筑、设备甚至技艺，都可以冠以“高级”，或用“高级”来赞美，比如说这个体操动作“太高级了”，这个半导体收音机“真高级”。 这首童谣有嘲讽“高级”泛滥的意味，大人可不要小瞧儿童对社会现象的敏锐反映。 现在不把“高级”挂在嘴边了，似乎证明人们见多识广了，社会进步了，可是细想想，又觉得“高级”只不过极尽变化，以“豪华”“至尊”“皇家”“高档”“顶级”“极品”“特供”等等现身于世。这些词还真不如“高级”纯朴实在，里面藏着数不清的忽悠、猫腻、陷阱。
21、呜哩哇，呜哩哇，娶个媳妇没头发。 “呜哩哇”是早年间结婚迎娶仪式上唢呐的声音。我从小并没有见过吹吹打打的婚仪，见过的两次婚礼，都是星期六晚饭之后在省委机关会议室举行的。新郎是机关工作人员，我父亲的年轻同事，但我却不是专门随父亲去参加婚礼。那时省委机关的院子里每周六晚放映电影，小孩子在宿舍传达室五分钱买张票，搬着小板凳进去看。在电影放映前，我跑到了楼里的婚礼上抓糖吃，顺便看到新娘子羞答答地站在众人面前，涨红了脸。 这首有类似唢呐吹奏的简单曲调的童谣，是男孩子们做“抬轿”游戏时唱的。两个人对面站定，都用右手握住左手腕，左手握住对方的右手腕，形成双连环，另一个人两腿插在双环里，坐在握定的四只手上，扶住那两人的肩膀，被抬起。中间被抬的是“新娘”，两边抬人的就是“轿夫”了，“轿夫”一边走一边唱。被抬的人虽说挺舒坦，但成了“假女真男”的新媳妇，总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很快就坐不住，跳下来。“轿夫”呢，抬累了抬烦了，倒觉得被抬挺享受。于是两人互换角色，开始新一轮游戏。 22、大孩儿小孩儿都出来玩儿，就是不带小月孩儿。 小孩子到了院里街上，唱此召唤小伙伴从家里出来一块玩儿。“小月孩”也叫“月娃娃”，未满月的婴孩。“带”是济南方言里很有代表性的词儿，这里的意思是主要是“包括”。 再比如小孩子一起做游戏，一人不遵循规则，其他人会说“这不带来的”，女孩子还会说“不带这样的”，这里的“带”则是“准许”的意思。 23、又哭又笑，骑马坐轿。 给你个馍馍你不要，给你个驴粪蛋子你哈哈笑。 小孩子被惹哭了，紧接着又被哄笑了，小事不大。旁边的兄弟姐妹或者小伙伴，就唱这首童谣笑话他的哭和笑太戏剧性，理由又不充分，有点无厘头。过去济南口语里都叫“馍馍”，1960年代后期渐渐改称“馒头”了，这是普通话和书面语的力量使然。我一直挺怀念“馍馍”的，觉得这个重叠词更有亲切感、韵律感。
24、馍馍，吃不了给你婆婆。 婆婆吃不了给你公公，公公吃不了打澎澎。 小孩甲跟小孩乙说话，同样的话甚至说了两三遍，乙心不在焉，没听清，问道：“什么?”甲接着乙还没有落下的话音，便说：“馍馍，吃不了给你婆婆……”这种言说方式叫作“接话把儿”，平常来讲是不礼貌的，甲故意用之表达内心的不高兴，回击乙对自己的怠慢。 “打澎澎”，指人在水里像自由泳两腿交替拍打水面的样子，这里则是形容把馍馍噗通噗通扔进水里。 25、都来看，都来看，来得晚了看不见。 都来瞧，都来瞧，来得晚了瞧不着。 小孩子出丑了，比如裤子破了露腚了，小伙伴就趁机起哄，大唱特唱。 26、×××的腚，梆梆硬，机关枪打不动，高射炮一打一蛄蛹。 “蛄蛹”，济南方言，蠕动、微动的意思，这里指稍见动了动，即刻又恢复原样。小孩子推小伙伴动一动，小伙伴照旧站着坐着不挪地方，小孩子就唱这首童谣。 那时是“全民皆兵”的年代，军事、战争、兵器、部队之类都是热词，是男孩子的最爱。现实生活中，不要说各种枪了，高射炮也不鲜见。1960年代初，四里山西北侧、经十路以南还驻有高射炮部队。远远望去，绿色的高射炮耸立在金色的麦田里，炮口直指蓝天白云，那画面与这童谣一起，令人没齿难忘。 27、走过南，闯过北，大明湖里尿过尿(sui)。 走过北，闯过南，大明湖里划过船。 这首童谣是我记忆中最晚的一首，也是唯一有鲜明的济南标志的一首，大约是1968年在中学时听到的。我中学同学大多住在西青龙街、永长街、南新街一带，属于济南老户。这首童谣几岁的小孩子大概不会唱，不适合那个年龄，它的歌者应是对“走南闯北”有几分理解和向往的少年。就归入童谣吧，也没有少年歌谣的说法，现在45岁都还算青年作家呢。 这首童谣骨子里是夸济南是个大地方。如果小地方的人，能来到大明湖尿尿(大明湖用墙围起来，应在1960年代吧)、划船，那算是见过世面的。当然，也可以用于济南本乡人的自嘲，只在家门口的大明湖边转悠过，算不上见过世面的。 著名学者徐北文教授原籍泰安，他在世时曾闲谈到，早年间泰安人说济南是“山不高，水不深，男诈女淫。”意思是济南的山不如泰山高，水不如黄渤海深，没啥了不起;人呢，更不咋样，男的狡诈，女的风骚。徐先生又讲，狡诈是因商业发达，风骚源自观念开放，这反倒证明济南早年间还真是个得风气之先的大城市呢!
三 烟台师范学院教授、民俗学家山曼先生，于1989年选编了《山东民间童谣》一书，1990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书中共收录了各种类型的童谣299首，其中标注“流行于济南市”的仅一首，尤显珍贵，特抄录于下：“你拿钱，我拿钱，玩耍去上趵突泉。趵突泉，真热闹，时常有个穷老道。穷老道，我害怕，人说他是个大迷花。” 在1956年趵突泉公园建立之前。趵突泉位于香火鼎盛、道士众多的吕祖庙内，吕祖庙里里外外全是货摊、店铺。看趵突泉不要门票，“拿钱”是为了买吃的玩的。 “迷花”，山曼先生书中有注：“方言，指拐骗小孩的人。”我对这方言词毫无印象，钱曾怡教授编纂的《济南方言词典》亦未收录。请教于济南方言研究专家张继平先生，他也未曾听闻，他认为似应是“迷惑”，为了押韵而读如“迷花”。我想，“大迷惑”在这里是指特别能说会道，用花言巧语忽悠蒙骗别人(包括大人小孩)的人，并不特指诱拐小孩的。 “时常”一词不口语化，小孩子更是喜用叠字，如“常常”，前面提到的“蜓蜓”即是例证。《山东民间童谣》不全是山曼先生亲自采录的，这首童谣的原始出处无从得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趵突泉周遭建成公园的那一刻起，这首童谣就失去了生命场。 山曼先生在《山东民间童谣》的前言里写道：“今天，从整体上说，古老童谣的传播者也只剩下了最后一代，再过二十年，我们将很难找到仍然怀着朴实感情吟唱‘成套’童谣的民间歌手了。” 屈指算来，这段话说出至今已经过去27年了，山曼先生辞世也10个年头了。我不是也无法是一个“古老童谣的传播者”，虽然我还记得许多，可已经找不到愿意倾听、传唱的孩子，正如山曼先生所说，“这情形，不免可惜，但不可避免”。眼下早已进入声光电、计算机、二次元、互联网的时代了。 我又想，先秦典籍、历代史书中不是也记录了许多当时的童谣吗?因此，我愿意试做一个“怀着朴实感情”的“民间歌手”，用笔而不是用口，把我记忆中的济南童谣吟唱出来。 从那时儿童的心声里，您听到了什么吗? 文 | 周长风 图片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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