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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用典，很早就开始了。因为典故是一个文化基因团，它的植入，可使短短的诗句充满文化积淀，每一句装载一个成语故事，就像每一艘快艇装载一枚导弹一般具有远射程的超越历史的杀伤力。 知道这种好处的诗人，很早就开始用典。魏晋诗人如曹操的《短歌行》，化用《诗经》中的诗句，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西晋的左思，其《咏史》八首，借古人古事以表达他对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组诗引用古人古事达二十四处之多，情典结合，风骨凛凛。钟嵘《诗品》评为：“文典以怨，颇为清切，得讽谕之致。”堪称当时用典的大手笔。 懂得使事用典好处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说，用典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引成辞以明理”；典用得好，则丰富和拓展了诗歌的内涵；可以高度浓缩语料，以简驭繁，使语句精炼，满足诗人对诗歌形式美的美学追求，又可以使读者在有限的词句中产生无限的联想——这些诗人和理论家认识到的好处，都发生在庾信之前，供庾信借鉴。 正如不是所有的快艇都能装载导弹，或者装得太多，连重型轰炸机也飞不动的情况也是有的。 刘宋、齐梁时期，由于诗人都认识到用典的好处，人人都拼命地在自己的诗歌中搬用典故；该用的地方用，不该用的地方也用；没有看到用典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极易有深奥、苦涩或穿凿附会之病，让读者读起来感到艰深难懂，支离破碎，兴致全无。 在这种风气中的颜延之、谢庄、任昉、王融等人诗歌，满篇典故。钟嵘《诗品》说“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这种只顾炫博逞富，只知道一味用典，东拉西凑，不免牵强附会。与颜延之同时的诗人鲍照就批评颜延之说：“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钟嵘《诗品》亦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这些不成功的经验，也发生在庾信写《拟咏怀》之前，供庾信参考。 说庾信是魏晋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这个集大成，不仅包括他诗歌的题材内涵和诗歌美学，如对偶、声韵、格律，同时包括他用典的成功的试验。 庾信羁旅北朝时期的诗歌，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拟咏怀》27首。《拟咏怀》27首共274句，其中用典的达到130句，几近一半。一首诗中，用典过半者达8首之多；其中其四、其十一、其十五几乎句句有典。试看《拟咏怀》其四，其诗云： 楚才称晋用，秦臣即赵冠。 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 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 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 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这首诗，诗人使用各种不同的用典手法，“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融情于典，借典抒情。诗共十句，一共用了九个典故，除最后两句共用一个典故外，余下八句每句一典。其表达的思想感情，高度浓缩了其乡关之思，即以下三点：一是羁旅之臣离乡去国的大悲痛，二是不愿仕北但又不得不仕北的大无奈，三是对梁朝的深沉思念。这三种情感，同时汇聚在诗人的心头，是诗人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那么，诗人是如何用这九个典故来表达其乡关之思的三种核心情感的呢？这不得不将庾信一生的仕宦经历与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结合起来分析： 这首诗在层次上可以分为四层，第一、二两句为第一层，写去国离乡之悲。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一去不回。于是，去国离乡成了他内心的巨大隐痛，这种隐痛“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但是当庾信把这种隐痛化成诗句时，他抒情的方式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借用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典故，以高妙的艺术手法，再现今情。在第一、二句中，诗人用了“楚才晋用”、“秦臣赵冠”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都是妇孺皆知、通俗易懂的，分别出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和《后汉书·舆服志》，前者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杜预注曰：“言楚亡臣多在晋。”后者说：“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珰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 诗人在用这两个典故时，在艺术手法上正用，看似大白话似地描写历史，一无怨怼之情，二无出彩之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两个典故共同的寓意就是亡臣被迫离乡去国，都隐喻着“一去不复返”的人生悲痛，属于钟嵘所说的“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盻倾国”。其核心情感是“怨”，这种去国离乡之“怨”，在庾信的其他诗篇中也非常强烈，如《拟咏怀》其十： 悲歌度燕水，弭节出阳关。 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 故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 遥看塞北云，悬想关山雪。 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 这也是一首表现离乡去国的怨诗。此诗以荆轲、李陵一去不复返的故事，寄托的正是诗人离乡去国的哀思，是一种无奈之怨。诗人本来内心充满深沉的怨愤，但表现时却不露痕迹，以古典暗合自己身世之苦，总让人说不清诗人到底是在说历史还是在说自己，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这无疑是庾信的魅力所在。 第三到六句为诗的第二层，写羁旅之臣苟仕异朝的无奈。庾信仕北朝是被迫的，《拟咏怀》其三自诉心迹为“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和张侍中述怀》也说“张翰不归吴，陆机犹在洛”，用张翰和陆机故事，一正一反地说自己不能像归吴的张翰，只能像陆机一样滞留北方，这种仕北的行为让他感到羞耻，“唯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 在这一层中，诗人连用子产坏垣、羁旅陈完、黎侯寓卫、重耳安齐的故事，每句一典，正好表达了这种不愿仕北但又不得不仕北的无奈。“子产坏垣”出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晋侯遣人责备子产，子产不卑不亢地申明自己的理由和态度，句句针锋相对，义正而不阿，词强而不激，最后，“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羁旅陈完”同样典出《左传》，陈太子御寇被杀，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齐侯使陈完为卿，陈完以“羁旅之臣”辞之。 这两个典故在手法上一反一正，前者反用，后者正用。子产出使晋国，结果使两国关系改善，而庾信出使西魏，不仅没有像子产那样改善两国关系，相反和陈完一样，沦为羁旅之臣，心中充满了忧郁与无奈。黎侯之事，出自《诗·邶风·旄丘·序》：“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魏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侯之臣子以责于卫也”；重耳之事，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出逃到齐国，齐桓公将女儿齐姜嫁给他，于是，重耳有安居之意。这两点在手法上也是一正一反，前者正用，北方非吾土，像喻自己仕北不乐，后者反用，重耳安居于齐地，自己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安居北土。 然而，现实往往与此背离得太远，被加在身上的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义城县侯等高官与厚誉总是把自己逼向苦闷与无奈之中。四个典故，两正两反，以古喻今，借古典抒今情，不愿仕北但又不得不仕北的无奈之感油然而生。 被迫留仕北朝之后，庾信再也没有回到南方，真正成了“移住华阴下”的“关外人”了。但他对魂牵梦绕的梁朝和风酥雨腻的江南是不能忘怀的，深沉的故国之思自然而然成了他诗歌所要表达的核心情感。 他的很多诗句都表达了这种情感，这些诗句或抒发对梁朝的深沉怀念，如“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徒劳铜雀妓，远望西陵松”；或表达对死去的梁元帝的深切思念，如“鼎湖去无返，苍梧悲不从”、“的卢于此去，虞兮奈若何”；或表达不能南归复兴梁朝的遗恨如“惜无万金产，东求沧海君”、“始知千载内，无复有申包”。这类诗句中，或用荆轲、张良、卫青、田横、黄帝故事，或用虞姬、娥皇、女英、申包胥之典，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故国之思。典故虽多，但并不显得芜杂，每个典故都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如其六： 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 直言珠可吐，宁知炭可吞。 一顾重尺璧，千金轻一言。 悲伤刘孺子，凄怆史皇孙。 无因同武骑，归守灞陵园。 诗连用七个典故，诗人反用蔺相如和季布故事，暗喻自己被北魏羁留，因此虽深受梁朝的恩遇，但既不能吐珠相报，也不能像豫让那样为主报仇，最后反用司马相如守陵园的故事，以司马相如自比，但相如还可以归守先帝陵园，自己还不如相如，故国之思难于言表，借典代之。 于是诗有了第三层，即七、八两句，抒发的就是诗人自己对故国的深情思念。在这一层中，诗人化用了孔子去鲁，张良相韩两个典故。前者见《韩诗外传》：“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后者出于《史记·留侯世家》：“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公、父五世相韩故。”这两个典故隐示着回归，是去国离乡之人对故园的向往。 前一个典故在手法上属于暗用，诗人以不得不远游的孔子在离开故土之际所表现出来的对鲁国的戚戚之心，来暗合自己对梁朝的深情思念。后一个典故既暗用，又反用，诗人以张良和他祖辈相韩的故事，来暗合自己与父辈辅佐梁朝之事，但张良还能在韩破之后为韩报仇，自己不但不能报仇，还苟仕敌国，对梁朝的思念又转化成深深的自责。 第四层为最后两句，用了阮籍哭穷的故事。如果说前面三层为分说，分别写了三种核心情感，那么这一层则为总说，是三种情感归一的总写。阮籍本不愿仕司马氏，但是，在黑暗的时代大背景下，为保全自己又不得不选择与司马氏合作。这种身心不一的做法常常让他感到无比的苦闷。据《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则恸哭而反。” 庾信用此典，象征自己像阮籍一样路到尽头后无路可走的深沉悲凉。羁旅之臣的去国离乡之悲，苟仕北朝的深沉无奈之感，对梁朝的深情思念，如大江支流般一下子汇聚在诗人的心头，让人苦不堪言，欲说还休，不知道从何说起，更不知道说给谁听。因为这种内心的痛苦，似乎只有那些体验过阮籍穷途的人才能够明白。 于是，阮籍哭穷途的典故的运用，反倒让人不觉在用典，而是觉得诗人自述心曲，丝毫不着痕迹。然而，诗人又再次反用典故，阮籍穷途尚能哭返，而自己却连“返”的可能都不存在了，全诗以此为结，只留下一个站在路的尽头，不知该往何处的身心憔悴的诗人形象。 这首诗既包括沈德潜、陈寅恪等人所说的“使事无迹”、“融合异同，混合古今”等艺术手法的妙用，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典故背后隐藏着的深情。全诗九个典故，前八典分别代表了庾信相关之思的三种核心情感，这八个典故最后归结到“阮籍哭穷”上，象征着去国离乡的大悲痛，苟仕北朝的大无奈，深沉的故国之思三种情感如洪水般汇聚在一起，把人逼进无路可走的困境，无迹可逃，怕是活多久就得困多久了。 用典贵在得情，正如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所说的：“庾子山哀艳之文用典最多，而音节甚谐，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无堆砌之迹。”十句九典，把一生复杂的情感历程不露痕迹地表现出来，在庾信之前没有一人做到，庾信堪称文学自觉以来用典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使他的《拟咏怀》成为先唐诗歌用典的典范，并使庾信成为先唐诗歌用典的大师。 在历史上，对庾信《拟咏怀》中的用典，基本上是赞扬的。如清人沈德潜《古诗源》赞曰“子山诗固是一时作手，以造句能新，使事无迹，比何水部似有过之”；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也说：“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比方抽新。又缘为隐为彰，时不一格，屡出屡变，汇彼多方。河汉汪洋，云霞蒸荡，大气所举，浮动毫端。” 钱钟书借用《颜氏家训·文章》所载邢邵称沈约之语，说他“使事不使人觉”。陈寅恪先生在《读哀江南赋》中亦云：“兰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故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合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虽说赋，誉之于诗亦然。 对庾信如此多地用典，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金人王若虚《浮南遗老集》卷三十四就批评庾信说：“堆垛故实，以寓时事，虽记闻谓富，笔力亦壮，而荒芜不工作雅，了无足观。”我们觉得批评过头。 为什么庾信诗大量用典却颇得赞誉呢？用胡应麟的话说就是“得肯綮”。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曾说：“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则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转清空，了无痕迹，纵横变幻，莫测端倪，此全在神运笔融，犹斫轮甘苦，心手自知，难以言述。”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漫长的文学历程中，庾信达到了这个标准，在整个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历程中，似乎也只有庾信达到了这个标准。 唐代的杜甫，更是一个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集大成，同样包含了用典的集大成。杜甫对着远去的庾信的背影，赞叹地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之一），又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时，我相信，这里也包含了杜甫对庾信用典的赞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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