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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目前这已成定论，但在过去关于庾信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持褒的态度大多是从庾信诗文中的清丽精雕的笔法、声律和谐的乐美及用典雅正的文气等诸多方面出发。而持贬的态度则主要是因为庾信早年的宫体创作和他的不忠之举，这让一些评论者们大放厥词，将庾信的作品贬斥到极端的境地。如唐代的刘知己在《史通·核才》里说：“庾信轻薄而流宕”，唐卢藏用在《右拾遗陈子昂集序》里说：“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宋代的姚铉也在他的《唐文粹序》里说：“徐、庾之辈，淫靡相继，下逮隋季，咸无取焉。” 无论是持褒还是持贬的态度，都是片面的思想。我们要想认识一位作家，了解他的作品的深刻之处，这样片面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有全局的眼光。笔者认为，庾信后期所创作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对褒、贬的态度做出了回应。持褒扬的态度的人，在《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可以看到庾信的个性中柔弱的一面——即对于现实他心中是矛盾冲突的；而持贬斥态度的人，在《拟咏怀》二十七首中，可以看到庾信在运用宫体诗的手法来创作情感深厚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具有着极高的水准，也可以看到庾信的生命意识。所以，无论是褒还是贬，《拟咏怀》二十七首都可以给出一种全局的观念，我们来看： 一、老成娴熟的技艺笔法对于《拟咏怀》的影响 庾信早年是梁朝宫体诗的代表作家诗人，诗歌是比较轻浮艳绮的。史书称他“既有盛才，文并绮艳”。但他的这种“绮艳”的诗风随着自己到了北方后，因为情感的深沉、别乡的忧思而变的淡化了。正如杜甫所说：“庾信文章老更成”，清代学者刘熙载在他的《艺概·诗概》中对此发过评论，说“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这并不等同于说因为庾信从南方到了北方，情感急剧的深沉和别乡引来的忧思就导致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在梁朝时的诗歌有了完全不相关的面貌，这是错误的思想。庾信纵使经历了属于他人生中的那样一场巨大的变动，但就诗歌而言，我们还是可以在他后期的诗歌中寻找到前期的影子——他的诗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以《拟咏怀诗》为例来作为他后期诗歌的代表，同他的前期诗歌做一些对比。 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庾信的诗歌，多半都是他入北以后的。早期的诗歌存量并不多，在庾信几首早期的诗歌中，就诗歌精炼的技艺而言，能彰显庾信特色的，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归为三个特点：对仗之精工、描写之细腻、词采之清淡、音律之协美。比如他的那句著名的“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奉和山池》)，已是律句，对仗精巧，清新流丽，“惊”、“聚”二字寓动于静中，整句诗生气勃然。另一首《奉和泛江》中，亦有“湿花随水泛，空巢逐树流”句，同前一例句有异曲之处。《舟中望月》中，“山明疑有雪，岸白不关沙”句，也极其精巧细腻。 而在《拟咏怀》中，这样的特点并没有消失，例如《拟咏怀》第十一首中的“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第十二首中的“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烧原”；第十七首中的“马有风尘气，人多关塞衣”；第二十六首中的“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第二十首中的“秋云粉絮结，白露水银团”……这些诗就技巧而言，显然同在上文中列举出来的早期的对句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清淡的色彩寡淡了许多，足以从侧面看出《拟咏怀》诗歌沉重与悲痛的一面。 在这里又不得不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即庾信的“集大成”的意义。我们都知道滥觞于齐梁时期的宫体文风一直延续到了初唐，以至于像《长安古意》、《春江花月夜》这样的诗歌，在诗歌的后半部笔锋皆一转到了描写爱情，显然是受到了宫体文风的影响。那种“绮丽不足珍”的诗坛局面经由陈子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郎炼，有金石声”的振聋发聩式的呼喊和倡导，才得以被革新，开启了盛唐文学的辉煌篇章。而在这其中，我们也不能忽略掉的是：虽然宫体诗就内涵来说，很是不足为训，但宫体诗人通过他们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天分同时为了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艺术经验，为日后诗歌的兴盛做了准备。唐诗的最终形成不能离开宫体诗在创作中所形成的技巧、意象等。 而当我们回到庾信的《拟咏怀》中，可以发现庾信的创作与此正是相同的，他正是在运用着宫体诗的那种细腻精微的技艺来创作情感深挚、内涵恳切的二十七首《拟咏怀诗》，从而使得《拟咏怀诗》达到了艺术与情感的高度统一。 对于《拟咏怀》诗与庾信早期诗歌技艺的相关性上，还可以体现出的一点便在于运用典故。在史书上，便说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可见，庾信的善用典故乃根源于他殷实的才学。 在《拟咏怀》中，庾信的创作不像阮籍的《咏怀诗》中间，大量地运用比兴的手法，造成了一种“遥深”的境界。诸如“寒风振山冈，玄云起重阴”（《咏怀诗·其九》）；“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咏怀诗·其十六》）；“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咏怀诗·其四十一》）。《拟咏怀》中，表达情感，几乎全都是依靠罗列典故，例如《拟咏怀》的第三首： 俎豆非所习，帷幄复无谋。 不言班定远，应为万里侯。 燕客思辽水，秦人望陇头。 倡家遭强娉，质子值仍留， 自怜才智尽，空伤年鬓秋。 在这首诗中，“俎豆、帷幄”一句运用了《论语·卫灵公》：“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矣”。形象的说明了自己文人的特质，后面“不言”一句又用班超典故，还是在说明自己不能如同班超一样，尽“帷幄”之事。之后的“燕客”一句用荆轲之典，荆轲一别辽水不回，自己也是如此，再难回到故土。“秦人”句又源于北朝民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噎。遥望秦川，肝肠断绝”，与“燕客”句有异曲同工之处。最后二句，回到了现实中，遭到“强娉”的“倡家”，遭到“仍留”的“质子”，便是诗人自我的真实写照。“自怜”、“空伤”两句又感自己的命运。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通过典故找寻出作者与典故的人物的情感和经历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从而抒发作者内心郁积的情感——以一种委婉和隐晦的方式。 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委婉与隐晦实际上与阮籍的《咏怀诗》是具有一致性的。庾信的“拟”，实际上是具有其道理的。而这种隐晦和委婉，不免又会令人想起宫体诗的创作技巧，与我在上文中说到的《拟咏怀》诗将宫体诗中的那种细致入微的创作技巧运用到情感深挚、内涵丰富的作品几乎是一个道理。 二、个人心境郁积的悲苦、以及其生命意识 《拟咏怀诗》是庾信入北后的作品，写作的时候，他遭受到了骨肉别离之苦、家国受难之痛，自己只身在北方，面对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可以说庾信在写作《拟咏怀》的时候，所遭到的个人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所人能遭到的痛苦的一种极致，因此，《拟咏怀》是有着内在的深厚性和沉重感的。比如在第四首里，他说“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第五首里，“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第九首“怀秋独悲此，平生何谓平”第十首“古人形影灭，音书两俱绝”；第二十一首“倏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 ；第二十二首“不言登陇首，唯得望长安”；第二十四首“昏昏如坐雾，慢慢疑海行”，完全是他面对现实多舛时，对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在第二十三首中，他说：“徒劳铜雀妓，遥望西陵松”，将自己比作成了铜雀妓，可见其生活处境的压抑之感。尤其是《拟咏怀》诗中的第七首： 榆关音书断，汉使绝经过。 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 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 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 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 这首诗真可谓疾苦至极！前面四句描写了自己身处异乡寂寥的感觉，没有音书来，没有梁朝的消息来，只能听到异乡的音乐，悲从中来，落泪断肠。而后他又表明自己的心志，说自己永远都不改变自己的心志，但又忧虑自己容颜已逝，这其中是有其思想的内在矛盾的，而最后一句“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委婉地说出想要南归故国的愿望是难以实现的，这同样与“恨心终未歇”是矛盾的，在这期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庾信的生命意识。 我们试着站在庾信的角度来看他所处的环境，他不仅如前文所言，遭受着别离故土、骨肉死别的痛苦。同时他面对的现实问题里，还有“名”的问题——他这个时候毕竟是不忠的臣子，据《资治通鉴·梁纪十七》所载：“俄而（侯）景至，信帅众开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着铁面，隐退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从这里可见，庾信并非是一个忠毅到甘愿为国献身的志士，在那一瞬的“生与死”之间，他选择了“生”。到后来他改仕魏，同样，首先面对的还是“生与死”的问题，我们不拿空幻的道德评判为标准，事实上这种“生”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毕竟真正勇于献身的都是极少数。尤其是作者身处魏晋南北朝这个极其动荡的年代，像庾信这样为了“生”的人，实在是不胜枚举，诸如潘岳、张华、陆机等。 而“生死”与“名”的问题，便构成了庾信的生命意识。当庾信在“生死”中选择了“生”之后，他便要考虑“名”的问题，毕竟他的这种行为我们都能意识到是不忠的，并且这将会成为他流传百世的污点。庾信本人自然也是可以认识到的，这一点我们在他的《小园赋》中，可窥得一斑。这篇赋几乎从一开始便写他很向往“陋”，他向往自己住的地方是“窟室”，小园有“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自己只求“焦麦两翁，寒菜一畦”，可以说在这里庾信的描写是充满了清淡和无欲的。但事实上，庾信在北方的生活是很优越的，史书说“世宗、高祖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信虽位望通显”，可以看出庾信入北以后并没有遭到物质方面的“冷落”，他入北以后，名、位俱享，所以他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很为优裕的，但是他在《小园赋》中的描写，又为何那么寡淡清朴呢，笔者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在面对“名”的问题时，这是作者内心的一种排遣和疏解。所以，“生”的问题是基础的，“名”的问题是需要建立在“生”的问题的基础上的，当“生”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并解决得很尽人意后，“名”的问题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但不重要不意味着可以被消解掉，他时时还是作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 这种生命的意识，在《拟咏怀》诗中间，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一方面书写着对于故土的留恋和对故主的恩遇，如“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其五）；“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其六）；“出门车轴折，吾王不复回”（其二十七）。另一面又直露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在死犹可忍，为辱且不宽”（其二十），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中，他表露了自己的无耐，“有情何可豁，忘怀固难遣”（其十四）；“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其四）“谁知志不就，空有直如弦”（其二）；“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其十八），这种无耐是构成庾信生命意识中的根本。他也正是因为这种无耐，而走向了另一种道路，便是干脆不去思考“生与死”和“名”的问题，“由来不得意，何必往长岑”（其一）；“眼前一杯酒，谁论生后名”（其十一）；“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其二十五），这样干脆地不去思考是作者的生命意识走向通脱的象征，是带着沉重和反复的思索的，是作者人生经验和思想的总结，所以，直到现在亦然具有警醒和深思的作用。因为，这样的关乎“生与死”与“名”的问题，是具有普适性意义的，现代人的生活里，同样也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可回避。 三、对于历史的回忆和反思 《拟咏怀》二十七首中，近有三分之一的篇目还都写到了梁、周之间的战事。庾信做为这场战事的亲历者和受害者，自然对于这场战事的思考是深切和真实的。比如在《拟咏怀》第十二首里，就对战争有着直面的描写，他写到：“梯冲已鹤列，冀马忽云屯。武安檐瓦振，昆阳猛兽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烧原”，可见战争中激烈的场景，非亲身经历者不能述也。 这样直面的战争描写显然只能将我们的情绪和思想引入到对战争场景和画面的想象之中，不能引起我们对于战争或对于那一段历史的反思和思考——从而进行深层面地挖掘。作者的思想是深邃和隽永的，体现在一种对于历史的反思中，而对于历史的反思，又首先建立在对于历史的回忆和叙述中。如《拟咏怀诗》中的第八首： 白马向清波，乘冰始渡河。 置兵须近水，移营喜灶多。 长版初垂翼，鸿沟遂倒戈。 的颅于此去，虞兮奈若何。 空营卫青冢，徒听田横歌。 这首诗前二句描写了梁元帝始承制江陵时中兴成极的场面，自第三句“长版初垂翼，鸿沟遂倒戈”一句一转笔锋，描写了庾信所认为的战败的一大事实，便是岳阳王萧詧的“倒戈”，所以作者才发出“虞兮奈若何”的感慨。 在这里便不得不引出一个人——萧詧，这是一个历史上很特殊的人物，因为即使他后来做了皇帝，但是史书却没有将他立在本纪当中。同时，萧詧又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性色彩的人物，其实说来，都不过是为了权力。起因就在于梁武帝萧衍安排皇位的事情上，萧詧是萧统的第三个儿子，是萧衍的孙子。萧衍在萧统早逝后，并没有把皇位交给萧统的儿子们，而是将皇位交给了萧统的兄弟萧纲。这就在萧詧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怨恨和不满的种子——虽然他被封了岳阳王。 所以，萧詧一步一步地实施着自己的野心，史书记载他： 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败亡之渐，遂蓄聚货财，交通宾客，招募轻侠，折节下之。其勇敢者多归附，左右遂至数千人，皆厚加资给。 可见萧詧想要得到权力的野心！所以，萧詧与刚上位的梁元帝萧绎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自然是避免不了的，《周书·萧詧传》还说： 初，梁元帝将援建业，令所督诸州，并发兵下赴国难。詧遣府司马刘方贵领兵为前军，出汉口。及将发，元帝又使谘议参军刘谷喻詧，令自行。詧辞颇不顺，元帝又怒。而方贵先与詧不协，潜与元帝相知，克期袭詧。未及发，会詧以他事召方贵，方贵疑谋泄，遂据樊城拒命。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众军攻之。方贵窘急，令其子迁超乞师于江陵。元帝乃厚资遣缵，若将述职，而密援方贵。缵次大堤，樊城已陷。詧擒方贵兄弟及党与，并斩之。 从这一段记载中，由“詧辞颇不顺，元帝又怒”处便能看到萧詧与梁元帝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和睦的。所以，在庾信的《拟咏怀》诗中，对于他们两人之间的不睦有着多次的描述，例如在第十六首中结尾一句说：“始知千载内，无复有申、包”，其中“申、包”便形象的比喻了萧詧与梁元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又不免发生感慨，庾信的人生中所遭到的那种悲剧，事实上就是权利斗争的牺牲品，庾信对此意识到了吗？定是意识到的，不然在《拟咏怀》诗中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体现，可叹的是，庾信即使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一点，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这种历史的反思同样可以归结到在庾信身上所体现出的生命的意识，因而，这也是深刻的。同样，这也是在文学的世界体现着历史，是一种带着作家个人个体性意识的历史观，是有情感在里面的。 综上，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的确是深刻的，它与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有着内在的相似性——都体现出了作者的生命意识，都有着作者独特的现实体验融在其中。《拟咏怀》二十七首的技巧性有着庾信早期宫体诗歌的影子，但因为情感的深厚，少了清淡的风气，多了一种厚重感。在内涵的方面，《拟咏怀》二十七首也有着极大的空间——它融合了对历史的反思、融合了个人内心郁积的苦楚的表达，同样，这都可以归结到庾信的生命意识中去，是《拟咏怀》二十七首最为深刻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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