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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苡婷 本文首发于上海科技报 肝癌，素来被称为“癌中之王”。我国每年肝癌死亡人数达13万，约占全世界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些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接受肝癌切除手术后，发生癌细胞转移，最后导致了死亡。据专家测算，肝癌的复发率超过60%。为什么有的患者肿瘤较大，接受手术后癌症细胞不发生转移，存活下来；而有的患者肿瘤很小，但是出现了大面积转移，最终不治而亡。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钦伦秀、叶青海、汤钊猷教授等完成的“肝癌转移机理的新发现及其意义”项目，找出了癌细胞“到处乱跑”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转移潜能在原发瘤阶段即已获得，并受机体微环境因素影响而调变”的新观点，为肝癌的临床防治提供了新的预测手段。日前，该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挑战“后天选择论”揭示转移分子基础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是我国最主要的两个肝癌防治研究中心之一，在所长中国工程院汤钊猷院士带领下，研究所通过对“小肝癌的研究”、“不能切除肝癌缩小后切除的研究”等项目的攻关，使肝癌病人的累计5年生存率由60年代的4.2%提高到90年代以来的43.1%，创造了治疗肝癌的“世界奇迹”。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汤钊猷院士带领下，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又把关注点放在了肝癌转移的研究中。他们因世界上率先建立人肝癌转移模型系统，成为转移机理研究和筛选抗转移药物的有用平台，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癌转移过程非常复杂，癌细胞要完成转移必需获得“过五关斩六将”的能力。但癌细胞何时获得这种能力，是生来就有（先天决定论）还是后天逐渐获得的，尚有争论。过去的经典理论是后天选择论，即认为癌细胞的转移是与癌症进展过程中癌细胞的克隆筛选逐渐获得转移能力，认为癌转移是癌症晚期现象，无法早期预测和干预。通过应用先进的全基因组芯片研究肝癌组织基因表达谱，钦伦秀教授等发现有和无转移的肝癌基因表达明显不同，而大/小肝癌间和转移灶与原发瘤间差异不大。说明转移能力和相关基因改变在原发瘤早期就已存在了，即使小肝癌也可有很高的转移潜能。补充和完善了过去的经典理论。研究小组开创性地建立了由153个基因转移预测模型，证实了其中的骨桥蛋白可以作为肝癌转移治疗的新靶点；首次发现肝癌细胞中染色体8p缺失与肝癌转移关系最大，临床也证实外周血DNA中8p缺失可用于转移预测。为癌转移的早期预测和癌转移防治策略的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个研究成果意味着：肝癌患者从得了原发肿瘤发生就决定了未来其发生转移复发的可能性有多大。今后有望通过检测肝癌的某些基因的改变，甚至通过验血即可预先判断其发生转移复发的几率”，钦伦秀教授介绍，“如果发现其转移复发可能性非常高，可以根据情况，提前干预，阻止癌细胞‘乱跑’，降低其转移复发风险，延长生存”。 使“种子”不散播让“土壤”不肥沃 人体与癌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土壤与种子的关系。如果土壤与种子等各种条件都非常适宜，那么就茁壮成长，否则，土壤好但种子不好当然生长不好，土壤不好优良品种也没有用，最后还是长不好。在控制“种子”乱跑的同时，让“土壤”不肥沃也是控制肿瘤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 钦伦秀教授等通过多年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癌旁肝组织中炎症免疫反应情况也是影响肝癌转移的主要原因。其中17个免疫分子标签可预测肝癌转移。钦伦秀教授解释说，该研究成果意味着肝癌的治疗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控制癌细胞转移的工作，而是一个对机体和癌赖以生存的环境功能进行整体调节和治疗的过程。没有适合生根发芽的土壤，癌细胞就不能肆虐。 此项研究成果已经蜚声国内外医学界，相关结果发表在自然医学、癌细胞、癌研究等著名杂志上，钦伦秀和汤钊猷教授等应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作相关学术报告20多次，出版专著《肿瘤的分子诊断与预测》，并获国际发明专利1项。 值得振奋的是目前钦伦秀教授等已经通过筛选，把转移“祸首”集中到了10多个基因上，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基因和上述的免疫分子标签不仅与肝癌的转移有密切关系，与肺癌等其他癌症的转移也有一定关联性。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科研成果与临床对接，希望不远的将来能够在临床上成功预知并能有效阻止癌细胞‘到处乱跑’，大大提升肝癌等癌症病人的存活率，造福癌症病人。”钦伦秀教授表示。 （本文写于2011年） 科坛春秋（2015上海十大科普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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