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与日常：医学知识形成的一个侧面——以应声虫病的书写为例 专业与日常：医学知识形成的一个侧面
——以应声虫病的书写为例 张 园 园 [摘 要] 应声虫病故事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唐代出现的张文仲治应病和苏澄治应病故事，及宋代出现的“杨勔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故事。应声虫病故事在历史书写中发生衍变，呈现出由传记式到医案式再到专业化和生活化的转向，在文本传抄的过程中，原本记载于文人笔记小说中的日常医疗经验逐渐进入到医书之中，变成专业的医学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拓展医学认知，并进而通过医学知识的传播，于明清时期实现了医学知识的常识化和生活化。古代医学是经验医学，也是文化医学，书写文化形塑了医学知识的建构。 [关键词] 医学知识；应声虫；医学转向；类书；医案 近年来，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以及欧美新文化史、微观史等学术理念和方法的引入，为中国医疗史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医疗史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视角与方法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注】如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余新忠：《导言——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新忠、王雨濛：《微观史与中国医疗史研究》(Microhistory and Chinese Medical history:A Review)，《韩国医学史》(Kor J Med History)2015年第24卷。。早期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关注点不在疾病和医学本身，只不过是希望通过疾病医疗这一角度来增益史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借此探讨来体现、说明和诠释历史上社会文化的状况及其变迁*【注】余新忠：《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58～168页。。随着研究的深入，医学知识的形成与建构、社会文化对医学的形塑等问题逐渐进入历史学者的视野*【注】梁其姿：《医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播》，《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23页。。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重版序言”中明确指出：“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到中国医学的核心问题，对中国医学基本认知的形成以及主流理论的流变脉络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却是我非常期待的。”*【注】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医学的核心问题，通常指医学知识和思想脉络(余新忠《当今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虽然目前医疗史研究中关于中国医学核心问题的探讨十分稀少，但仍有可资借鉴的成果*【注】山田庆儿：《中国古代医学的形成》，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冯珠娣：《认识实践：遭遇中医临床》(Judith Farquhar,Knowing Practice:The Clinical Encounter of Chinese Medicine)，博尔德1994年版；谢柏晖：《明清医学知识的争议与建构：以太素脉和〈王叔和脉诀〉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9年。。吴以义《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讨论了医学知识在某一特定学派中的流传情况，考察了医学知识的传承人与传授方式*【注】吴以义：《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新史学》第3卷第4期，1992年，第57～94页。。文章虽未涉及医学知识本身，但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无疑有助于我们展开进一步的思索，如：医学知识是怎么形成、怎样传播的？在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保留了什么、丢失了什么？是什么影响了医学知识的构成？类似问题的探讨，如何在以医学知识为核心却又不失历史本位的叙述和诠释中展开？ 由于外史和内史学者研究旨趣各异，打破医学史研究中历史学与医学间的学科壁垒仍旧困难重重*【注】廖育群《医史研究“三人行”——读梁其姿〈面对疾病〉与〈麻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5年第3期)从专业中医史研究者的角度对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和《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二书进行了言辞犀利的评价，显示了“内史”和“外史”领域杰出学者在中国医疗史研究中就研究方法、对医学思想的叙述和阐释中存在的意见相左。欧美国家的医疗史研究已十分成熟，然而仍不时有来自医学专业的批评之声，如理查德·霍顿《离线：医学史垂死的身体》(Richard Horton,“Offline:The moribund body of medical history”)，《柳叶刀》(The Lancet)第384卷第9940期(2014年7月)。感谢华盛顿大学杨璐玮提供的《柳叶刀》文章信息。。就国内中医史学界以往的研究来看，还未曾关注医学知识的来源、形成、传播与实践等诸多问题，研究者对医学知识的呈现多为静态的点或面，医学知识与医学理论易被误解为卓越医家的匠心独创或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生硬比附。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以往研究对象主要为医学书籍有着直接关系，因而大量搜集散见于文集、笔记、小说、杂著、史志等历史文献中与医疗相关的文本资料，能够充实医学知识的研究。在内容宏富的文献中，存在不少相同或相似的记载，这类记载可以说是在文本传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知识积累*【注】这里“传抄”强调的是知识的复制与传播，与通常意义上的“抄书”(与“刻书”相对应)不同。历史文献中，有些故事类记载在传抄过程中延伸出新的枝节，符合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故事观”，有些相似、重复的文献记载并不与这一理论十分切合。有学者反思道：历史演进法有一个明显的预设前提即“一源单线”，因而忽视了同时共存的多种可能性，无形中赋予了异文之间必然的前后承接或替代关系。在历史演进中，能够确切知道的仅仅是“演进”以及这种演进的“趋势”，而不是演进的具体步骤和对这些步骤的解释。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导致其往往只能看到故事中不断增添和不断丰富的一面，看不到故事中不断遗失和不断减弱的其他方面(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以孟姜女故事研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26～39页)。在吸收顾颉刚先生“层累地造成”理论以及学界既有反思的基础上，本文在考察医学知识的形成时，一方面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传抄的趋向，另一方面关注医学知识形成与传播的路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医学记载既存在于笔记文集之中，也出现在专业医学书籍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文献所见应声虫病故事的书写就是其中较具特色的一种。以应声虫病的书写为例，考述文本传抄的轨迹及特点，当对认识医学知识的形成有所裨益*【注】现代缺乏对应声虫病的研究，更不用说医学的临床研究，仅零星可见一些简短的小文章，如李秉鉴：《“应声虫”的来历》，《咬文嚼字》1996年第8期；贡树铭：《能治怪病的“雷丸”》，《医古文知识》2005年第2期。。 一 故事源流与传记式书写 洛州有人患应语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愈。一云问医苏澄云*【注】张鷟编著，赵守俨点校：《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页。。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应声虫病故事书写，记载于《朝野佥载》之中。《朝野佥载》是唐代张鷟编著的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载了隋唐两代的朝野趣闻，其中武则天时期最多。张文仲是武则天时期的名医，《旧唐书》和《新唐书》均有其传。宋代官修大型类书《太平广记》有几乎相同的内容记载，收录在“张文仲”条目之下，书写目的明确，就是以事记人。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佥载》*【注】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一十八，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73页。。 《太平广记》文末注明“出《朝野佥载》”，以示文字来源，但内容却与《朝野佥载》不尽相同。在病名的叫法上，“应病”与《朝野佥载》所作“应语病”不同，将“人”写为“士人”，将“服之应时而愈”改作“服之应时而止”。显然，《太平广记》没有完全抄录《朝野佥载》原文，而是进行了某些改写，如学者总结的那样：“其旨为广见闻而编，不是在保存旧作，而是在罗列故事。注重故事本身，对于原作者常常忽略不问，经常改易原文。”*【注】李剑国：《〈李娃传〉疑文考辨及其他——兼议〈太平广记〉的引文体例》，《文学遗产》2007年第3期，第73页。当然，也并不能排除《朝野佥载》在历史流传中出现的文字舛误问题。 除《朝野佥载》和《太平广记》外，大型丛书《说郛》*【注】陶宗仪：《说郛》卷四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575页。和类书《格致镜原》*【注】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45页。也记载了这一故事。《说郛》亦注明抄自《朝野佥载》，但行文中“士人”与“应病”的信息透露了《太平广记》对其的影响。成书于康熙年间的《格致镜原》也注明出自《朝野佥载》，然彼时《朝野佥载》已亡佚，故《格致镜原》很有可能抄自年代更近的《说郛》，除未载《朝野佥载》作者“张鷟”外，《格致镜原》与《说郛》一字不差。 值得注意的是，《说郛》和《格致镜原》都没有提到“一云，问医苏澄云”，宋明时期的《优古堂诗话》《能改斋漫录》《玉芝堂谈荟》《说略》，医书类《医说》《名医类案》等相关记载也都没有提及。《太平广记》“张文仲”条“一云，问医苏澄云”，反映了编撰者对苏澄治应病故事的留意。其实，早在唐代刘餗《隋唐嘉话》中已经有了苏澄治应声病的记载： 有患应声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唯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注】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29页。。苏澄治应声病故事在叙述上与张文仲治应病故事基本一致，明显的不同在于：医者不同，一为善医张文仲，一为医官苏澄；发病部位不同，一为“喉”，一为“腹”；疾病名称不同，有应语病、应病和应声病之别。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记载了苏澄治应病故事： 据刘餗《传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言：“无此方。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可谓周，令试读之。”其人发声辄应，至某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方，以此药为主，其病遂差*【注】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之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232页。。 有学者认为《隋唐嘉话》是《传记》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的异名*【注】程毅中先生发现，所谓《国朝传记》《国史异纂》《小说》的佚文，绝大多数都见于今本《隋唐嘉话》之中，并认为今本《隋唐嘉话》，实即《传记》及《小说》的异名(刘餗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页)。周勋初《〈隋唐嘉话〉考》(《唐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672～680页)也持此观点。。《酉阳杂俎》“据刘餗《传记》”而述，因此《传记》可能是苏澄治应病故事的书写源头。 宋初官修大型类书《太平御览》也收录有苏澄治应病故事。《太平御览》以引证广博见称，所采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小说和杂书引得很少，与《太平广记》互为补充。《太平御览》苏澄治应病故事载于“疾病部”： 又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注】李昉等编纂，任明等校点：《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49～750页。。 “又曰”难以明确抄录出自何书，但其前面有一段“‘唐书’曰：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的记载，经查证这段内容不见于《旧唐书》，而是出自《贞观政要》，故《太平御览》此处所谓“《唐书》”应是指唐代的书籍。记载苏澄治应病故事的唐代书籍有刘餗《传记》和段成式《酉阳杂俎》，而《酉阳杂俎》是唐代笔记小说集，多鬼怪离经之谈，应不是《太平御览》采用书籍的首选，对比《太平御览》与《酉阳杂俎》，可发现二者文字差异明显。《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所列书目录中明确记载有《国朝传记》(即《传记》)，因而《太平御览》所谓“唐书”很可能是指刘餗的《传记》。对比《太平御览》与《隋唐嘉话》的内容，仅有“应声病”与“应病”的区别。可以认为，《太平御览》“苏澄治应病”一条源自刘餗《国朝传记》，同时也反映出《隋唐嘉话》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国朝传记》的原貌。 清代大型官修类书《御定渊鉴类函》记载了苏澄治应病故事： ‘唐书’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无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人每发一声，腹中辄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前。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注】张英、王士祯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六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737页。。 与《太平御览》相比较：“今无所撰本草”之“无”应当是“吾”的错写，故差异仅在于“复应如故”与“复应如前”，而直接书写为“唐书曰”的行迹，表明《御定渊鉴类函》不加考证地抄录《太平御览》的事实已是昭然若揭。《御定渊鉴类函》载有“苏澄试疾”： 《语林》云：人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澄云：“古无此方，吾检本草集天下药物，试读之。”每发一声，腹中辄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因处方，以此药为主，别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注】张英、王士祯等：《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二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90册，第444页。。 与《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六十七均为苏澄治应病故事，但文字不尽相同，确切地说，两段文字来源不同。这段内容注明出自《唐语林》，查《唐语林》的记载为： 有人患应病，问医官苏澄，澄云：“古无此方。吾选《本草》，尽天下药物，试将读之。”每发一声，腹中辄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澄因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疾自除*【注】王谠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正》第1087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2页。。 对比两者文字，实有出入，而“苏澄试疾”却与《山堂肆考》中“集药试疾”*【注】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六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7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20页。的文字极为相似，除末句“别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与“其疾自除”差异较大外，仅是更换了“集药试疾”的标题。据统计，《御定渊鉴类函》中标注抄录《山堂肆考》的内容达八百多条，且《御定渊鉴类函》在“凡例”中明确说明所采书目中有《山堂肆考》，《御定渊鉴类函》卷三百二十二“苏澄试疾”可能直接抄录并部分改写了《山堂肆考》“集药试疾”的内容。《山堂肆考》注明内容出自《语林》，但实际并非直接抄自《唐语林》，而与宋代类书《古今事文类聚》“读药治病”几乎一致： 读药治病。人有患应病，问医官苏澄，澄云：“古无方。吾检本草，尽天下药物，试将读之。”每发一声，腹中辄应，唯至一药，再三无声。澄因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疾自除。《语林》*【注】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637页。。 除标题“集药试疾”与“读药治病”不同外，内容上仅“集天下药物”与“尽天下药物”的区别较为明显。《古今事文类聚》“尽天下药物”之“尽”字与《山堂肆考》《御定渊鉴类函》之“集”不同，却与《唐语林》相同。《唐语林》的撰著者王谠生活在11世纪后半期，《古今事文类聚》作者祝穆生活在13世纪上半期，两者前后相距仅一百多年，因而《古今事文类聚》抄录汇集大量唐代资料《唐语林》的可能性很大。《唐语林》在明初散佚，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根据明嘉靖齐之鸾刻残本和《永乐大典》的记载加以校订增补，之后各丛书也多用此本，因而《古今事文类聚》与现今所见版本的《唐语林》在字词上存在偏差已是难免。《唐语林》没有注明文字出处，但在其原序目保存的编书所引五十种书中有《国朝传记》，因而《唐语林》所载苏澄治应病故事源自《国朝传记》，甚至可能直接抄录了时代相隔不远的《太平御览》。 由上述文献发现，唐代张文仲和苏澄治应病故事多记载于大型类书之中，且文本传抄路径较为清晰。《太平广记》《说郛》和《格致镜原》虽都注明张文仲治应病故事出自《朝野佥载》，但实际上《格致镜原》抄自《说郛》，而《说郛》抄录了《太平广记》的主要相关内容。《古今事文类聚》《山堂肆考》和《御定渊鉴类函》都注明苏澄治应病故事出自《语林》，但实际上均不是直接抄自《语林》，而是《御定渊鉴类函》抄自《山堂肆考》，《山堂肆考》抄自《古今事文类聚》，《古今事文类聚》抄自《语林》，《唐语林》可能抄自《国朝传记》，但更有可能直接抄自年代较近且具官方权威的《太平御览》。苏澄治应病故事则记载于另外一个传抄体系中，即《太平御览》和《御定渊鉴类函》都注明内容出自“唐书”，但经考查，实是《国朝传记》，《御定渊鉴类函》内容抄自《太平御览》。 四库编修者在评价《格致镜原》时说道：“其采撷极博，而编次具有条理。又以明人类书多不载原书之名，攘古自益，因各考订所出，必系以原书之名。虽所据或间出近代之本，不能尽激其源，而体例秩然。”*【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十六，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2页。既点出清代“载原书之名”的撰著规范，也指出了明代类书“间出近代之本，不能尽激其源”的书写缺陷。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明清两代的抄录特点，也是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的共同现象。“载原书之名”，符合古人追溯“史源”的书写特点，而类书作为古代百科全书式的资料汇编，重要的知识来源*【注】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很少被作为转录书目加以标注，可以说，古代类书具有“知识中转站”的作用，是保存、分类与传播知识的集散地。“间出近代之本”的传抄特点，说明时代相近的类书对知识传播影响显著。古代书写传统，尤其是类书的编撰，使出现于唐代的应病故事在不断的文本传抄中得以完整保存，为后世撰著提供医事资料和素材。应当注意的是，即便内容相同的应病故事书写，也会因时代不同、关注点不同，达到不同的书写目的，如《太平广记》以“张文仲”为题，以应病故事描绘张文仲作为名医的医者形象，早期苏澄治应病故事的书写与之类似，至南宋《古今事文类聚》将之题为“读药治病”，明代《山堂肆考》名之为“集药试疾”，清代《御定渊鉴类函》名为“苏澄试疾”，则都更有意突出医事书写中的疾病医疗面向。 二 医学转向与医案式书写 唐代两种应病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理应是由同一个医事故事衍化而来，可惜没有足够的史料佐证。两种故事，重在借助医事描写刻画医者形象，彰显医者高超的医治水平，在文本书写方式上具有记人记事的传记性质，与宋代出现的应声虫病故事书写形成了鲜明对照。宋代应声虫病故事有“杨勔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两种故事类型，在书写方式上更倾向于对病症、病因、疾病性质、应声虫形状及药物名称等方面的详细记述，具有显著的医案性质。随着张文仲和苏澄医学影响的式微，二人的医学形象逐渐模糊，应病故事的传记式书写已不能满足宋人的知识需求，其书写逐渐被淡化，沦为宋代应声虫病故事书写的补充和注脚。 具有宋代这一时代特征的应声虫病故事最早见于陈正敏的《遯斋闲览》，撰于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遯斋闲览》已经亡佚，《说郛》有记载： 应声虫：余友刘伯时尝见淮西士人杨勔，自言中年得异疾，每发声言应答，腹中辄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浸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所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乃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余始未以为信，其后至长河，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伎，所以能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注】陶宗仪：《说郛》卷二十五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03页。 《说郛》的叙述为第一人称，应是直接抄录《遯斋闲览》的内容，保存了《遯斋闲览》“应声虫”条的原貌。宋吴幵《优古堂诗话》*【注】吴幵：《优古堂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238页。和吴曾《能改斋漫录》均记载了“杨勔中年得异疾”和张文仲治应病两则故事： 应声虫：陈正敏《遯斋闲览》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寖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饵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者甚众。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惟藉此耳。”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注】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8～229页。。 以“应声虫”为题，显示了编撰者对疾病的留心。“乃知古有是事”，意在以古证今，用唐代应病记载佐证“杨勔中年得异疾”的可信。 南宋洪迈《夷坚志》记载有“毛景得奇疾”的应声虫病故事： 应声虫：永州通判厅军员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辄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学诵本草药名，至“蓝”而默然。遂取蓝捩汁饮之。少顷，呕出肉块，长二寸余，人形悉具。刘襄子思为永倅，景正被疾，逾年亲见其愈。予记前书载应声虫因服雷丸而止，与此相类*【注】洪迈著，何卓点校：《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页。。 “予记前书载应声虫因服雷丸而止，与此相类”应当指的是“杨勔中年得异疾”故事，类似于《太平广记》中的“一云，问医苏澄云”，《夷坚志》将两种应声虫病故事做了一次简单的汇编。较《夷坚志》稍晚出的南宋张杲《医说》有“应声虫”条注明故事出自《泊宅编》，《泊宅编》是方勺的见闻笔记，多载北宋末、南宋初朝野旧事*【注】方勺撰，许沛藻等点校：《泊宅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也记载了大量医史事迹*【注】原所贤：《〈泊宅编〉对中医药论述考释》，《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03年第6期，第446页。。洪迈为修史之用就曾辑集《泊宅编》方腊事迹史料*【注】凌郁之：《〈清溪寇轨〉作者平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5期，第21～23页。。《医说》同时记载了“毛景得奇疾”“杨勔中年得异疾”和张文仲治应病三则应声虫病故事： 应声虫。永州通判厅军员毛景，得奇疾，每语喉中必有物作声相应，有道人教令学诵本草药名，至蓝而默然，遂取蓝捩汁而饮之，少顷吐出肉块长二寸余，人形悉具。刘襄子思为永倅，景正被疾逾年，亲见其愈。泊宅编。 又。陈正敏《遯斋闲览》载：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言应答，腹中有小声效之，数年间，其声寖大，有道士见而惊曰：此应声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读本草，遇虫不应者，当取服之。勔如言，读至雷丸，虫忽无声，乃顿服数粒，遂愈。正敏其后至长沙，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环而观之甚众，因教使服雷丸，丐者谢曰：某贫无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借此尔。以上皆陈所记。予读唐张鷟《朝野佥载》云洛州有士人患应声，语即喉中应之，以问良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元，服之应时而止。乃知古有是事。百衲居士《铁围山丛话》*【注】张杲：《医说》卷五，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医说》误作“百衲居士《铁围山丛话》”，实为“《铁围山丛谈》”。。 《医说》同样以“应声虫”条为题，先列“毛景得奇疾”故事，再抄录“杨勔中年得异疾”和张文仲治应病故事，显示了张杲作为医家对应声虫病故事相关的医药学内容的重视。 宋代文献所见与“杨勔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相关的应声虫病故事几乎都是以“应声虫”为题，反映了文本书写中对疾病医疗的关注。实际上，宋人常常在笔记杂著中记载医学史料，于诗词中蕴含药物知识*【注】薛芳芸：《宋代文士通医现象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有学者总结为“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注】张其成：《天人相参 儒医相通——读〈性理与岐黄〉》，《荆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76页。。在“儒医相通”的文化氛围之中，北宋末年出现了“儒医”的概念，这种逐渐形成的“儒医”传统直至明清时期，并渗透到医学的各个方面，甚至影响了古代医学的基本走向*【注】“儒医”是宋以降医疗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以“儒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重要论著有陈元朋：《两宋的“尚医士人”与“儒医”——兼论其在金元的流变》，台湾大学1997年版；祝平一：《宋、明之际的医史与“儒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3分册，2006年；冯玉荣：《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第141～153页。。与此同时，大多数医家普遍自幼接受儒学教育。“医”与“儒”之间很难再界限分明，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散见于历代各类书籍中的医药学资料被汇集整理，编撰成为医家认可的专业医学书籍，如南宋张杲的《医说》、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和清代魏之琇的《续名医类案》等，这种编撰方式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特有的医书撰著形式。 罗顼在为《医说》所作的“序”中记载道：“季明善观书，五年间，凡书之有及于医者，必记之，名曰《医说》。”指出《医说》是张杲(字季明)对其所阅读到的医学内容的记录，“凡书之有及于医者”，则透露了所抄书籍种类的多样性，并不限于医书，凡是有涉医学内容的书籍都是其抄录的对象，《医说》注明“应声虫”内容抄自《泊宅编》即是一明证。另有记载张杲“尝欲集古来医案勒为一书。初期满一千事，猝不易足，因先采掇诸书，据其见闻所及为是编”*【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8页。。据此可知，《医说》的知识来源大略有三：一是医书，二是非医学文献，三是张杲的见闻。通过对应声虫病故事文本的分析可了解到，非医学文献中的医药学内容也多是源自撰著者见闻的日常医疗经验。由此，可以梳理出医学知识形成的一条路径：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经验被记录下来，以传抄的方式在文本间传播，最终被医书吸纳而成为医学知识。 三 医学知识的专业化与生活化 宋代是医学转向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应声虫病书写由传记式转向医案式：一方面显示了一定的医学倾向性；另一方面，多种应声虫病故事的汇编却也残留了传记式书写的印迹。这种转型期的医学转向在《医说》“应声虫”中得以完全呈现，而《医说》无论在内容还是在编撰形式上都影响了明清时期的医学书写。明代江瓘《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医案专著，引书遍及历代经史子集，它与《医说》一样将对应声虫病的记载置于“诸虫”门类之下*【注】江瓘：《名医类案》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6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665～666、668页。。明代医书《景岳全书》“诸虫”*【注】张景岳：《景岳全书》卷三十五，李志庸主编：《张景岳医学全书》，北京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2页。、《证治准绳》“虫”*【注】王肯堂：《证治准绳》第8册，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年版，第347页。和《古今医统大全》“诸虫门”*【注】徐春甫编，崔仲平等主校：《古今医统大全》(下册)卷七十八，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也都有应声虫病的记载，但仅是抄录了“杨勔中年得异疾”与“毛景得奇疾”两则故事，意在突出应声虫病的医学诊治以及“雷丸”与“蓝”的药用。 明清时期对雷丸和蓝杀虫的功效认知日渐深入，而“杨勔中年得异疾”与“毛景得奇疾”的应声虫病故事也往往附录于本草学著作之中。《本草纲目》在“雷丸”这一药物的注疏里著录了“杨勔中年得异疾”故事，“时珍曰：按陈正敏《遁斋闲览》云：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注】李时珍撰，刘衡如等校注：《本草纲目》卷三十七，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5页。“遁斋闲览”，应点校为“《遯斋闲览》”。。本草附案，是明清医书的重要特点。《本草纲目》简化“杨勔中年得异疾”故事叙述，突出其医药学价值，既增广了雷丸的药用，同时也是对其医药学内容的肯定。另外，清代汪昂《本草备要》*【注】汪昂著，张一昕点校：《本草备要》，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和吴仪洛《本草从新》*【注】吴仪洛辑，曲京峰等点校：《本草从新》卷三下，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等本草学著作应是抄录了《本草纲目》的内容，也都在“雷丸”这一药物的介绍中记载了“杨勔中年得异疾”的医事故事，甚至清代张璐在《本经逢原》中评论道：“此追虫下积之验也。”*【注】张璐撰，赵小青等校注：《本经逢原》卷三，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杨勔中年得异疾”的最早记载虽非出自医者之手，但至明代，已然被视为一则验案，为“雷丸”的药用药效作了有益的补充*【注】“雷丸”是单味药名，医方中有雷丸丸、雷丸散，以雷丸为君，他药佐使。《诸病源候论》中用雷丸散治癞风出虫(《诸病源候论》卷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6页)。历代医书亦多记载雷丸杀虫。。 《本草纲目》“蓝”中载“应声虫病：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语言，名应声虫病。用板蓝汁一盏，分五服，效。《夏子益奇疾方》”*【注】李时珍撰，刘衡如等校注：《本草纲目》卷十六，第749页。。相比“毛景得奇疾”故事，已是非常简略。《本经逢原》“蓝实”载“夏子益《奇疾方》用板蓝汁治腹内应声虫”*【注】张璐撰，赵小青等校注：《本经逢原》卷二，第88页。。则更加简化了《本草纲目》的记载。唐代《广五行记》中有用“蓝淀”治“噎膈虫”的记载*【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六，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第117页。。明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提到了“蓝”治各类虫病的机理，“观斑蜘蛛、应声虫、噎膈虫三案，亦奇异矣。每见种蓝人，日日扫虫，不扫即尽食之，此生虫之物，反杀虫者何？正巽以入之之义耳”*【注】卢之颐：《本草乘雅半偈》帙三，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176页。。虫以蓝叶作食，而蓝叶能食化所生之虫。“蓝”类药物多有杀虫之功，如蓝汁、板蓝汁、蓝淀和小蓝等。 除医案、本草和综合性医学著作外，医方类医书中也有应声虫病的记载。宋代吴彦夔《传信适用方》在书末完整收录了《夏子益奇疾方》三十八道，其中第十四道就是应声虫病的记载：“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语言，治用板蓝汁壹盏，分伍服壹日。又见小说，名曰应声虫，当服雷丸，虫自愈。”*【注】吴彦夔：《传信适用方》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808页。此条记载后被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和明代朱橚《普济方》抄录。也许是始源于《夏子益奇疾方》之故，《世医得效方》没有将其列入“诸虫”中，而是收录在“怪疾：得效四十六方”的条目下，并稍作变动改写为：“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语言。用板蓝汁一盏，分伍服服之。又名应声虫，当服雷丸自愈。”*【注】危亦林撰，王育学点校：《世医得效方》卷十，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普济方》也将这条记载列于“怪疾”之下*【注】朱橚：《普济方》卷二百五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416页。。夏子益，即宋代医家夏德，字子益，其里贯始末不详，撰有《卫生十全方》，“是书有唐仲友原序云，友人夏子益，裒其师傅之方，经常简易，用辄得效者为十卷，并取旧所家藏他方，掇其佳者为二卷，附以自著《奇疾方》一卷”*【注】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三，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6页。。唐仲友(1136—1188)与朱熹(1130—1200)同时代，可知夏子益生活于南宋前期。“杨勔中年得异疾”出现在北宋末年，“毛景得奇疾”出现在南宋前期，虽已对应声虫病有了初步了解并能够取得有效治疗，但南宋夏德、吴彦夔时依然认为应声虫病是“奇疾”，元代危亦林和明初朱橚时也认为是“怪疾”，这大概是宋元乃至明初医家对应声虫病的基本认知。随着宋明以来大量医书对应声虫病的记载，明清时期具备一定医学知识的士人对应声虫病的认识也逐渐清晰。明代姚福《青溪暇笔》载：“成化时鹰扬卫巡捕官，捉一男子，腹中能作人语。人问之，腹中应答可怪。医书言：人腹作声，随人语为应声虫，服雷丸自愈。则知乃疾也，非怪也。”*【注】翟灏：《通俗编》卷二十一，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82页。至明代中期，姚福*【注】《千顷堂书目》载姚福：“字世昌，号守素道人，南京羽林卫千户，成化中人，好读书……所著述甚夥，别有《管窥录》、《兵谈纂类》、《神医诊籍》……皆未见。”但“成化中人”四字不见于它书，据《青溪暇笔》记有明成化间事，且现在仍有万历年间抄本传世，可知《青溪暇笔》成书时间至少是在成化至万历年间(黄虞稷撰，瞿凤起等整理：《千顷堂书目》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已经认识到应声虫病是一种疾病而非有物作怪，但一般民众对这一病症的认识还有所不足。清代王士禛《香祖笔记》不再记载应声虫病的病因、病症，而是直接简明地道出“应声虫，雷丸及蓝治之”*【注】王士祯撰，湛之点校：《香祖笔记》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页。。大概只有对“应声虫”十分熟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这样过于简略的书写。 明清时期，应声虫病书写已不仅限于医学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也指导着临床医学实践。“冯益斋给谏每发言，腹中辄有声应之，此应声虫病也。遂告病卜居南京。杨守极用小蓝煎饮之，即吐出其虫。《续金陵琐事》。”*【注】魏之琇编，黄汉儒等点校：《续名医类案》卷二十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版，第668页。这是《续名医类案》“诸虫”中收录的一则明人医案，医者杨守极已不再让患者读本草，直接用蓝治愈了应声虫病，是对已形成的应声虫病知识的医学应用。张璐则进一步拓展了对应声虫病的认识，“石顽曰：虫之怪证多端，遇之卒不能辨，昔人治例，有雷丸治应声虫之说。近有女子咳逆腹痛后，忽喜呼叫，初时呀呷连声，渐至咿唔不已，变易不常，或如母鸡声，或如水蛙鸣，或如舟人打号，每作数十声，日发十余次，忍之则胸中闷闷不安，此为叫虫，即应声虫之类也”*【注】张璐著，孙玉信等主校：《张氏医通》卷九，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417页。。名医张璐将发出怪声的病因归于与“应声虫”同类的“叫虫”，在应声虫病的启发下，形成了新的关于“虫”疾的医学思考。 在应声虫病医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文人熟知的医学常识的同时，“应声虫”一词还跳脱出医学范畴，演变成为日用俗语。如清人的著作中有“余之不惯为应声虫者，一被逼迫，亦不能不作”*【注】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36页。。这种用法可能最早始自杨慎(1488—1559)的记载，其《丹铅余录》载：“宋人不难于非汉唐，而今人不敢非宋儒……已无特见，一一随人之声而和之，譬之应声虫焉。昔人有病腹，有虫名应声，人呼亦呼，人语亦语，今之陋者，宋人之应声虫也，使病者而觉焉，亦自厌之，思以青黛而药杀之矣。”*【注】杨慎：《丹铅余录》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79页。原文“已”应为“己”之误。《本草纲目》载：“青黛乃蓝为之者”*【注】李时珍撰，刘衡如等校注：《本草纲目》卷十六，第750页。，青黛是用蓝制成，也有杀虫的功效。杨慎不言“蓝”杀应声虫，独用其他文献中不见的“青黛”，联想到古代女子的“青黛点眉”，则可揣度他借用医药学知识以抨击时弊的诸多文化意涵。时代稍晚的田艺蘅(1524—？)进一步阐发了杨慎的观点，“‘己无特见，一一随人之声而和之，譬之应声虫焉。’此言切中时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尝曰：今之学者宋儒之忠臣，孔门之乱贼也”*【注】田艺蘅撰，朱碧莲点校：《留青日札》卷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8页。。用“应声虫”简短而又生动地抨击了宋儒的离经背道以及明人对宋儒的墨守成规，是为明代中期士人面对儒学困顿发出的不同声响。杨慎“应声虫”的感慨还被同时期的俞弁(1488—1547)借用，评论吟咏赤壁的诗赋：“噫！千载之下，独宋葛常之、元陈菊南二人之卓见耳。杨用修有云：‘世之人无特见者，一一随人之声而和之，譬之应声虫焉，思以青黛药之。’可发一笑。”*【注】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7～1308页。据杨慎《丹铅余录》和田艺蘅《留青日札》知“可发一笑”是俞弁的感慨，《历代诗话续编》点校有误，本文已改。正是在这样的不断传播中，“应声虫”成为没有主见、随声附和的符号，或许还有更多的人在阅读后虽没有留下文字却已饶有趣味地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应声虫”是医学知识进入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和写照。 四 结 语 历史文献所见张文仲治应病、苏澄治应病、“杨勔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四种应声虫病故事有着共同的书写模式，即：有人患病，描述症状，有人教“读本草”，获得治愈。四种应声虫病故事虽然有着种种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拥有同一个故事源头或存在承接关系，能够说明的只是应声虫病故事所展现的演进趋势：唐代出现的张文仲和苏澄治应病故事意在凸出张、苏二人的医学事迹，对治疗疾病的药物记载不详；宋代出现的“杨勔中年得异疾”和“毛景得奇疾”应声虫病故事，则显然更加关注应声虫病这一疾病本身，明确记载雷丸或蓝能治疗应声虫病；至明清时期，关注点转移至应声虫病的治疗尤其是雷丸和蓝杀虫的药用价值。在今人的认知中，这些故事不无荒诞夸张之处*【注】现代生物医学的解释体系与中国古代医学决然不同，笔者浅陋，不敢轻言应声虫病是否真实存在，也未见于现代医学临床之中，亦无法说出其所对应的现代疾病名称。，但对古人而言，应声虫病故事是对日常生活中医疗经验的书写记录，虽因不常见或难以理解而名之为“奇疾”“异疾”，但却抱持信而有之的态度，这在“自言中年得异疾”“亲见其愈”和“乃知古有是事”的行文叙述中均可窥见一二。古人对应声虫病故事的真实性与医疗的有效性所秉持的肯定态度，想必也是应声虫病最终能够被医书吸纳、被明清著名医家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医学知识的形成而言，应声虫病书写的转向从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医学知识形成与传播的过程，及社会文化在其中的形塑作用。一、以类书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抄录传统是知识形成和积累的背后推动力。类书在保存、分类和传播知识中起着重要作用，时代相近的类书对知识传播的影响尤其显著。即便是在尊重原文的抄录中，也会因时代不同、关注点和知识需求的改变，使得知识传抄的侧重点和书写目的发生变化，传记式应病故事的书写在南宋以后带有更强的疾病医疗的倾向性。二、宋以降的“儒医”文化是医学知识形成和传播的又一个推动力。日常生活中的医疗经验，在文本间不断传抄的过程中变成了较为固定的知识，“儒医”文化的盛行使得这类非医学文本中的医药学知识进入医书成为可能。三、医学知识形成和传播的一个面向是：从日常经验到专业知识，再由专业知识进入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应声虫病故事在历史书写中呈现出由传记式到医案式、到专业化和生活化的多种转向，原本记载于文人笔记小说中的日常医疗经验逐渐进入到医书之中，成为医学知识，指导医学实践，拓展医学认知，并进而通过医学知识的传播，实现了医学知识的常识化和生活化。 中国古代医学是经验医学，更是文化医学。医学知识的建构、文化对医学的形塑关涉历史的诸多复杂面向。全面探讨古代医学知识的形成，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经济生活、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社会风土、药用文化、书籍刊刻、医者受教育状况与社会地位等诸多问题的考察，想要做到博涉专精，则需大量的前期研究积累。历史文献中应声虫病的书写所展现出的由日常医疗经验进入医书而形成医学知识的这一路径，自然无法全面概括和总结整体医学知识的形成，但也不失为医学知识形成的重要形式之一。若能对今后的医学知识研究有抛砖引玉之功，当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张园园，历史学博士，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宁夏，银川，750021。 【责任编审 郭常英 责任编校 张秀丽】 Professionalism and Generality:A Formation Process of Medical Knowledge Taking Transcription of Yingshengchong Disease for Examples Zhang Yuanyuan Abstract：There were four styles of Yingshengchong stories,such as Zhang Wenzhong cured disease of Ying and Su Cheng cured disease of Ying appeared in Tang dynasty,“Yang Mian contracted odd diseases in his middle age” and “Mao Jing suffered from strange disease” appeared in the Song dynasty.The writings of yingshengchong disease had changed from biography to medical cases to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lifestyle in the process of text transcription,daily medical experience originally recorded in essays and novels had been transcribed in medical books,and the experience finally turned to be professional medical knowledge which guided medical practice and even promoted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medicine,furthermore,professional medical knowledge became to be general knowledge and common sense through the spreading of medical knowledg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experience medicine as well as a cultural one.Writing culture shape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Keywords：medical knowledge；Yingshengchong；medical transformation；general cyclopedia；medical cases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6)09-0099-09 收稿日期：2015-10-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