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经济社会史·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杜丽红

［关键词］清末民初；疫病防治；天花；霍乱；猩红热

［摘 要］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新政后，北京逐步建立起基于科学医学的疫病防治机制，不仅着力于治疗、控制传染性疾病，而且通过疫苗注射预防传染性疾病。本文试图重构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过程，分析政府对天花、霍乱、猩红热等地方性疫病的防治，进而理解该机制是在国家、社会和医学界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来的，展现那个时代人们对疫病的理解和应对。希望本文能够从两个方面推进目前学界对近代传染病防治问题的讨论①【注】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马长林、刘岸冰：《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防治的社会环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首先，通过北京的个案研究，重构地方性知识，丰富已有的概述性研究；其次，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疫病防治机制，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分析其发展过程，避免就医疗论医疗的局限性。

一 疫病防治机构的演变

清末，北京沿袭旧制，尚无专门办理疫病防治的机构。为应对各类突发传染性疾病，国家先后建立起具有不同职能的防疫机构：清末东北大鼠疫期间，应急设立防疫局；1915年，为应对突发时疫，内务部设立临时防疫处，后改为传染病医院；山西、绥远鼠疫流行，内务部于1919年开办中央防疫处。这些机构经历了从临时到常设的过程，传染病医院和中央防疫处成为北京疫病防治的重要机构。

宣统二年（1910年）年底，东北爆发肺型腺鼠疫，迅速在东三省蔓延，并传至北京。北京最早的鼠疫病例出现在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Union Medical Hospital），该院西医“念其来势凶恶，恐续发无已”，将该院改作时疫医院。疫情渐传渐广，时疫医院人满为患，又将监理会医院改为时疫医院②【注】《扑灭中国北方之瘟疫》，《东方杂志》第8卷第8号，1911年，第6页。。除此两时疫医院外，民政部设立京师防疫局负责内外城防疫，步军统领衙门设立卫生防疫总局负责四郊的防疫。两机构积极采取措施，有效抑制了鼠疫在北京城的蔓延，但却在鼠疫得到控制后，于宣统三年三月十二日（1911年4月10日）被正式撤销③【注】《防疫局之裁撤期》，《北京新报》第777号第3版。。北京仍无常设疫病防治机构。

此后直到1915年，为应对时疫北京才设立新的防疫机构——临时防疫处。1914年冬季，北京城内出现了瘟疹（即猩红热）、白喉以及痧疹等病症，“因斑、疹、痘、白喉等四种传染病故者共62家”①【注】《警厅详内务部为临时防疫处未成立以前所有因时疫病故各户补行消毒列表报明文》，“公牍”，《市政通告》第10期，1915年2月20日，第16页。。内务部派委技正伍晟，技士刘翔云、孙润余、傅汝勤，酌带消毒药品、器具，会同京师警察厅卫生处长，在内外城官医院设立临时防疫处，“妥筹防遏办法，并施行一切消毒事宜”②【注】《内务部饬警厅派员会同该厅卫生处长先行在内外城官医院设立防疫机关文》（1915年2月6日），“公牍”，《市政通告》第10期，1915年2月20日，第15页。。1915年2月10日，该处正式开办，其经费开销暂由京师警察厅筹措。成立之初，该处颁布《临时防疫处办事规则》和《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详细规定了组织结构和办事程序。临时防疫处很快遏制住了时疫的蔓延，但它仅办理消毒、诊断和清洁等事项，远非常规的疫病防治机构。

北京虽已有内、外城官医院，但专为治普通病而设。当发现传染病时，虽也可医治，“究竟不如专门传染病医院设备的完全、讲究的周到”③【注】《改良市政经过之事实与进行之准备（七续）》，《市政通告》第17期，1915年4月下旬，第2页。。为弥补此种缺陷，内务部开始筹设京师传染病医院，专门负责传染病的治疗与研究。1915年4月，传染病医院在东四牌楼十条胡同开张。内务部“选派究新医学、富有经验之员充任该院总办”，办理诊断、预防、检查、消毒诸事，并负责专营种痘苗、制造血清，以便“将来研究有成，行销各省与全国”④【注】《内务部呈筹设传染病医院以防疫症而重卫生文并批令》，《市政通告》第16期，1915年4月中旬，第12页。。该院的开办费用由京都市政公所在工巡捐款项下设法腾挪银2万元，日常经费由内务部列入四年度预算，每年约银4万元⑤【注】《内务部呈筹设传染病医院以防疫症而重卫生缮具章程请鉴核文并批令》，“呈”，《政府公报》，1915年4月13日第1052号，第479页。。由于中央经费支绌，1916年8月该院划归京都市政公所管理，每月支出约3 000多元⑥【注】据载1926年1月京师传染病医院经费并煤火费3 602元，2月为3 602元，8月为3 420元，9月为3 420元（见《市政公所收支报告》，《市政月刊》第二三期合刊，1926年3月）。。与官医院一样，传染病医院属于政府开办的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医院，主要诊治传染性疾病，兼为市民提供廉价的医疗服务。其下设普通诊疗所一处，每日门诊以50名为限，施诊只收号金铜元6枚，急诊收号金铜元20枚，其余费用一律免收，住院病人的医药和伙食概由该院供给。此外，还备有一辆专门接运病人的特别马车⑦【注】《京师传染医院广告》，《市政通告》第20期，1918年12月。。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传染病医院几经改制，职能逐步完善，开始兼具治疗与预防的双重职能。1928年，京师传染病医院被北平市卫生局接收，经费减为每月2 740元，且“因经费困难，积欠甚多，迄未发给”⑧【注】《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业务报告》，北平市政府1934年编印，第123页。。1930年，卫生局归并公安局，每月经费减为600余元。经费艰难，百举俱废，该院设备及信用均濒临破产边缘⑨【注】《卫生处业务报告》，第123～126页。。1933年11月，卫生处接收传染病医院，并进行改组，经费每月增为1 746元，其中职员薪俸月支1 082元，夫役工资月支114元，办公费月支208元，医疗器械、药品、病人注射血清费230元，极贫病人饮食费60元，以及冬季煤火月需存储60元。改组后的传染病医院“专司市内各种法定传染病之治疗、检验、消毒及研究预防方法等事宜”⑩【注】左吉：《北平市传染病医院过去及现在》，《卫生处业务报告》，第203页。，不仅为市民免费注射白喉、猩红热血清，而且为贫困的住院病人免费提供药品和血清。更重要的是，此时卫生试验所并入传染病医院，充实了该院的检验和治疗实力。例如，病人到该院就诊，类似法定传染病者可即时采取样本，送往检验室做显微镜检查及培养试验，以便早日诊断病情。病人痊愈时也可即时进行细菌检查，以免传染?【注】《卫生处业务报告》，第123～126页。。

除传染病医院外，内务部筹设的中央防疫处也成为北京重要的疫病防治机构。1917年12月，山西、绥远两省鼠疫流行，时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的钱能训提议筹建中央防疫处，遂命内务部卫生司长刘道仁和京师传染病医院院长严智钟筹备。1918年7月，择定天坛头门内西南角神乐署旧址建设该处，共计占地“七十四亩四分五厘”。次年3月，中央防疫处办公地建成竣工，共花公款43 926．378元。该处经费最初来自财政部每月拨付的1万元，后由国会减为每月9 406元。由于财政部不能按期付款，该处几乎停办。1921年12月，中央防疫处经费改在关税项下直接拨付。为此，该处成立中外医院委员会①【注】该委员会的成员一半为中国人，一半为外国人，外国人有：英国使团医生道格拉斯·格瑞，法国使团巴塞尔医生，墨西哥医生纳杰拉。“Letter from Roger Greene to G．E．Vincent”，October 29，1923，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RF，Box37，Folder805．经管此款，“假如款有盈余，就由委员会保留，为将来添置器具，扩充范围之用”②【注】《中央防疫处访问记》，《世界日报》，1929年4月18日，第7版。。

中央防疫处的主要职责有三：研制痘苗、疫苗及血清等生物学制品，防止传染病，调查扑灭兽疫。自开办后，该处在药品研制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研制出不少制品，计有：白喉抗毒血清、肺炎血清、脑膜炎血清、链球菌血清、痘苗、霍乱疫苗、赤痢疫苗、淋病疫苗、巴氏狂犬病疫苗、葡萄状球疫苗、结核素、伤寒疫苗、副伤寒疫苗、伤寒菌液、破伤风抗毒血清、白喉毒素抗毒素混合液、百日咳疫苗、鼠疫疫苗等③【注】《中央防疫处访问记》，《世界日报》，1929年4月18日，第7版。。上述制品添补了国内生物制品的空白，为疫病防治提供了有力的药物保障。据统计，1930年7月到12月间，该处每月可制造价值3 000元的疫苗、血清和抗生素制品，其销售的各类疫苗、血清及抗毒素类和诊断材料共计28 938瓶，“诚为国内最大制药机关”④【注】《中央防疫处制品每月平均售价约三千元》，《华北日报》，1931年2月7日，第6版。。如此一来，中央防疫处研制的药品为推行疫苗注射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此外，中央防疫处与市政当局合作，通过宣传、免费注射疫苗等方式积极参与北京的疫病防治，时人有“尤于北京一地更着功绩”之感⑤【注】《中央防疫处》，《顺天时报》，1927年11月8日，第7版。。1932年4月，该处与北平大学医学院合作，在西单背阴胡同医学院附属医院内开办预防接种处，旨在预防各种传染病，使一般民众享受到近世免疫学及预防医学的进步。预防接种处的药品材料由中央防疫处供给，具体工作由医学院教授担任，为市民免费提供下列各种预防注射：1．种痘；2．阳光氏反应注射（检验体内是否受白喉传染）；3．白喉预防注射；4．伤寒预防注射；5．狂犬预防注射；6．狄克氏反应注射（检验体内是否受猩红热传染）；7．猩红热预防注射；8．其他免疫注射⑥【注】《市民须加紧防疫》，《华北日报》，1932年4月7日，第6版。。

在应对各类疫病的挑战时，国家设立的防治机构经历了从临时到常设的转变。这表明国家已经将疫病防治视作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和保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机构的生存状态与国家财政状况密切相关。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国家财政濒临破产，使这些机构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染病医院和中央防疫处的发展非常缓慢。同时应看到，作为以现代预防医学为基本理念的机构，它们在北京疫病防治机制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成为疫病防治机制的核心，而且是新式疫病防治所需物资的提供者。

二 疫病防治的基本方式

在社会日益要求国家承担起疫病防治责任的舆论氛围中，北京在疫病防治制度化和专业化两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形成了一套应对突发疫病的防治机制。本部分主要阐述北京疫病防治的几种基本方式。

清代，北京城爆发过若干次时疫⑦【注】据载有如下几次：顺治三年（1646年）“京师痘症流行”；乾隆九年（1744年）、五十一年（1786年）、五十八年（1793年）“京师大疫”；道光元年（1821年）“霍乱大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年）“京师疫病流行”；同治元年（1862年）、六年（1867年）、七年（1868年），均发生疫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京师疫”。参见王康久主编《北京卫生大事记》第1卷，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2页。，官府采取了诸如设立施药局、发给贫民药剂以及注意掩埋死尸的措施。同治元年（1862年），京师爆发时疫，“除御药房药丸照旧祗领外，著由广储司发给实银二千五百两，分交五城祗领，选择良方修和药剂，于五城内外坊地面分段设局施放，广为救治，遴选妥实可靠之司坊等官经理。各该城御史仍不时前往认真稽查”⑧【注】《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十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除施药外，官府还注意死尸的处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疫疠流行，城南南下洼一带及城外“薄棺浅葬，席卷丛埋，狸食犬争”，“新尸露积，秽恶填塞”，顺天府尹与五城御史共同商酌，筹措专款，派员重新掩埋死尸①【注】《奏为痘疫流行露尸积秽殃可虑，请筹款派员深埋细检生人死魄两安事》，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7225－029。。这些措施展现的是应对疫病的传统方式②【注】已有研究对此做了精到阐释。例如，梁其姿在《明清时期的医药组织：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官立和私立医药组织》一文中阐释了明清以来国家在疾病防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78页。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一书第6章讨论了官府、民间如何应对瘟疫。参见氏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288页。。自警察机构成立之后，开始出现新的疫病防治方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内、外城巡警厅成立后，开始以告示的形式提醒人们注意时疫，以达防治疫病之效。当时疫流行时，警厅撰就告示，遍贴各衢巷，并“请总劝学所转告内外城各宣讲所，将卫生防疫之法详细讲解”，以便家喻户晓③【注】《通饬宣传卫生法》，天津《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1907年7月17日），第1801号。。例如，宣统二年（1910年）冬，京师猩红热流行，警厅立即张贴告示，晓谕病状和预防办法，告诫众人注意④【注】《厅示照录》，天津《大公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三日（1910年12月14日），第3014号。。

在疫病防治机构建立后，市政当局逐渐形成了疫病防治的三种基本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建立传染病报告及预防制度。京师警察厅备有避瘟救急药料，当出现瘟症迹象时，各区署可到厅随时取用，“以清灾患”⑤【注】《备药预防瘟疹》，《爱国白话报》第1292号第3版，1917年4月2日。。若巡警遇到有传染嫌疑的病人，应立即由该段长警报告区署，转呈到警察厅，再电知传染病医院派员检查。此外，警察厅派内外城官医院医员到各区署报告的病家诊治，“若是贫寒之户，无力服药的，并可赴本厅指定各药铺取药，药费由本厅筹给”⑥【注】《京师警察厅慎重时症之诰诫》，《爱国白话报》第903号第1版，1916年2月22日。。若遇有因时疫死亡者，区署立即电知传染病医院，由其前往依法消毒，以防传染⑦【注】《警厅注重时症》，《爱国白话报》第1894号第3版，1918年12月15日。。到1930年代，北平发生的法定传染病有如下9种：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脑膜炎和猩红热。此时，预防传染病的制度更加成熟，形成4种传染病报告形式：1．卫生局属各院所及各医院报告；2．由各开业医师报告；3．各区调查死亡时报告；4．报载或警署报告⑧【注】《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

第二种方式是发布防疫布告，宣传疾病防治知识。北京最容易发生天花、白喉等症，考虑到“住铺户人等，不知这几种病的烈害，往有因循自误的。各医生又狃于习惯，不研究妥善的治法，往往误用温补各药，以致因时症身故日见增多”，警察厅特别告示各医家“须知现在流行各症，宜用清解的药品，忌用表散的药品”，并向各医生公示诊治论说、治疗有效方案，以及宜用、忌用药品⑨【注】《京师警察厅慎重时症之诰诫》，《爱国白话报》第903号第1版，1916年2月22日。。1926年8月，为预防霍乱，京师警察厅布告院宇清洁法、厕所清洁法、沟渠清洁法和宿舍空气流动法，要求铺、居住户严行自卫⑩【注】《警察厅之清洁防疫布告》，《顺天时报》，1926年8月5日，第7版。。

第三种方式是改善环境清洁。例如，1925年7月，外右一区警署专司卫生防疫巡官潘某，“决定先由清洁街道入手办理”，督率长警、清道夫等从事卫生防疫?【注】《警厅严防时疫》，《顺天时报》，1925年7月21日，第7版。。1931年，卫生事务归公安局管理，预防时疫时仍将改善环境卫生作为重要内容?【注】《公安局预防冬瘟传染》，《北平晨报》，1931年11月2日，第6版。。

1929年11月冬疫预防采取的措施具体展示了上述三种基本方式：首先，函请公安局转令各区署，劝告全市人民注意清洁卫生，若有患冬疫时症者，应速赴就近各医院诊治，不要耽延贻误，免酿传染疫症；其次，将劝告防疫清洁卫生法则粘贴通衢，促使市民注意预防；再次，要求内外城各医院及各医生慎重诊治冬疫时症?【注】《卫生局预防冬疫》，《顺天时报》，1929年11月27日，第7版。。

早期，因为没有专门的调查统计，人们对北京的流行病症及预防方法缺乏了解。1919年中央防疫处的设立，孕育了疫病防治的新方式。由此开始，北京的疫病状况得到专门研究。1921年3月，中央防疫处发布预防春季时疫通告，指出北京春季流行时疫种类及预防方法：“1．痘疫，即天花。最好就是种痘。2．斑疹伤寒，除虱为最要。3．猩红热，勿接触病人及病人动用衣服等项。凡病人住所均应由医生消毒，附身衣物焚去。4．白喉，不可接触病人，病人用物、住处应随请医生严重消毒。有患此病者宜速请医用白喉血清诊治，可保性命。病势重者，须另用手术。”①【注】《中央防疫处预防春季时疫通告》，《顺天时报》，1921年3月12日，第7版。这个通告反映出中央防疫处成立后，已经对北京流行时疫做了专门调查。不过，当时的办法只能是提醒大众各自留意，远离污秽不洁及人多麋集之处，患者应速请医生诊治消毒，与常人隔离以免传染。

随着卫生行政的发展，北京疫病统计越来越专业，体现为病名的科学化和死亡率统计的日常化。在卫生局的统计中，开始统一使用科学化的病名。例如，1930年3月1～15日北平市的传染病统计中，采用了与今日一样的病名②【注】“染疫者24499人，其中肺炎305人，猩红热21942人，白喉282人，脑膜炎338人，天花143人，伤寒1489人。”《平市最近传染疫症统计》，《顺天时报》，1930年3月17日，第7版。。此外，疫病的死亡率有了具体统计数字。例如，1935～1939年，北平市天花的死亡率最高，达80．99%，其次是脑膜炎，死亡率为64．06%，再次为伤寒，死亡率为51．31%，猩红热第四，死亡率为44．26%③【注】《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

在疫病得到专业研究的基础上，预防医学在北京开始被大规模推广。近代医学进步，发明人工免疫法，即用少量活病菌，或大量已死病菌，或病菌毒素，注射入人体内，使被注射者体内产生一种免疫力，从而免得该病症。该方法是科学医学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成为各国控制传染病的重要手段，大大减少了因传染病死亡的人数④【注】査良钟：《防疫要义》，《卫生处业务报告》，第177页。。在世界性疫病防治技术潮流的影响下，中央防疫处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各类疫苗制品的研制，极力推行疫苗注射来预防疫病。尤其是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机构开始极力普及疫苗预防注射，每年以运动的形式开展是项活动，有针对性地预防天花、霍乱、伤寒、白喉和猩红热等地方性疫病。预防疫苗注射的推广显示出北平疫病防治方式已开始发生革命性转变，跟上了世界医学发展的潮流。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1937年的北平已形成一套疫病防疫的基本机制，既包括以传染病医院为核心的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制度，也包括以疫苗注射为主的预防制度。要说明该机制的演变，除对机构和方式进行概括性阐释外，还应深入讨论北京究竟是如何防治各类地方性疫病的。从当时社会的角度剖析疫病防治过程的复杂性，才能更好地理解疫病防治机制的真实内涵。

三 天花预防

天花是最易控制的传染病，“如市民每人皆行种痘，则天花一症自可灭绝”⑤【注】《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草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京市政府档，J1－3－76。。自清末起，官府已在北京推行免费施种牛痘。到1930年代，种痘成为政府的日常性事务，种痘法规、种痘机构和施种方式都已成型。

首先，国家对种痘的管制逐步细化，种痘成为市民的义务。国家相继颁布了若干种痘规则。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日（1910年4月1日），内、外城巡警总厅颁布《管理种痘规则》。1918年，因种痘医生施种牛痘多用传浆引种，儿童种痘后皮肤溃烂，死亡者不少，警察厅开始严格管制种痘医生所用痘浆⑥【注】《警厅注重痘浆》，《顺天时报》，1918年3月22日，第7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公布《种痘条例》。1932年3月，北平市教育局卫生教育委员会决定，自当月14日起全市各小学校学生一律施行种痘⑦【注】《天花暴厉不减倭寇，卫生教委会拟定种痘条例》，《北平晨报》，1932年3月9日，第7版。。

上述规则并未得到有效实施，市政当局感叹道：北平市虽设立种痘处所多处，并时常举办免费种痘，“而人民不知善为利用，宣传者虽尽力宣传，而不种者仍自不种”，受种者多为学校中的儿童，其他成年人、婴儿为数极少。虽劝导天花患者的接触者种痘，却每遭拒绝。卫生当局倍感管理之难，决定强制种痘①【注】《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草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档，J1－3－76。。1935年2月25日，北平市卫生局颁布《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要求儿童必须种痘，“婴儿于出生后六个月内均须种痘一次”，“儿童于六岁至七岁时，须举行第二次种痘”。此外，天花患者家属及其接触者均须立即种痘，卫生局可强制种痘。《北平市卫生局管理种痘人员暂行规则》对从事种痘者领取卫生局颁布的种痘证书做了详尽规定②【注】《北平卫生局抄发第六届医师讲习班定期开班和讲习班章程给第三卫生区事务所的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2009。。1935年3月8日，内政部颁布《1935年推行普遍春季种痘办法》，要求各地方机关实施。北平市卫生局认为该市种痘办理基本完善，无须再开办种痘员培训班③【注】《内政部公函第003969号》，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政府档，J1－3－75。。1936年春，卫生局重新刊发《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再次强调北平儿童必须强制种痘④【注】《卫生局指定免费种痘地点》，《华北日报》，1936年3月26日，第6版。。此外，卫生机构还对痘苗的质量进行监控。例如，1934年12月，内政部告知北平市政府，禁止售卖麒麟、中西、三角、福寿四种牌号的牛痘苗，并认真检查市售痘苗⑤【注】《卫生局举办免费预防白喉猩红热运动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28。。

其次，种痘机构逐步正规化。清末，内、外城巡警总厅通过内、外城官医院进行免费施种牛痘，以减少天花死亡率。进入民国后，在依靠官办医院免费施种牛痘的同时，中央防疫处成为种痘的重要机构。1923年3月1日，中央防疫处在天坛设立施种牛痘处，除星期日外，用该处自制最新牛痘浆，每日施种，不收号金⑥【注】《内务部中央防疫处施种牛痘广告》，《顺天时报》，1923年1月28日，第7版。。1927年3月，官医院医生报告，入春后北京得天花病的约有5万人之多，尤以小孩子为最，虽是种过牛痘的，也还有再患的可虑，因为种痘过久，往往就失去了效力⑦【注】《北京人出天花的有五万人》，《世界日报》，1927年2月20日，第7版。。针对这种状况，中央防疫处在北京城内各处设立施种牛痘处，均不收费用，“以便贫民得些实惠”⑧【注】《在四城设立施种牛痘处》，《世界日报》，1927年3月22日，第7版。。1928年北平卫生局成立后，因其无力在全市普遍施种牛痘，不得不委托各公立、私立医院协助办理。直到1936年，随着市立医疗机构的完善，才完全由公立机构办理免费种痘⑨【注】《卫生局指定免费种痘地点》，《华北日报》，1936年3月26日，第6版；《秋季种痘运动明日举行一月》，《华北日报》，1936年9月9日，第6版。。

再次，定期开展种痘运动，大力推行免费种痘。1934年起，北平每年举办春季种痘运动和秋季种痘运动，经费由市政府直接拨付。1936年9月10日至10月9日举办秋季种痘运动，市府拨发445元作为经费，其中施种225元，车资、杂费及雇佣种痘生1人共220元⑩【注】《秋季种痘运动明日举行一月》，《华北日报》，1936年9月9日，第6版。。为引起市民的注意，种痘运动非常注意宣传，不仅在报纸刊发种痘新闻，进行专题广播讲演，而且在冲要通衢张贴种痘标语、图画，并逐户散发通告。各附属院所在此期间一律为市民免费施种牛痘。设有卫生区事务所的各区，由事务所员负责施种外，其他各区均商请自治监理处，由各自治区分所分别派员会同卫生局种痘人员前往各区挨户种痘。政府积极推行的种痘运动取得不错的成效。运动期间，接受种痘人数逐年增加，1934年有108 667人次，1936年增至119 695人次?【注】《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1937年的春季扩大种痘运动，预计施种人数7万人，结果实际达105 248人?【注】《北平市卫生局举办春季种痘运动给市政府的呈文及给所属院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95。。

此外，卫生局注意改善郊区种痘状况。1936年的春季种痘运动，卫生局特别注意郊区种痘，与自治监理处议定，由各郊区分所派二三人来局训练种痘，学习二星期后，回郊区施行种痘?【注】《卫生局按照去年成案举行春季种痘》，《华北日报》，1936年3月13日，第6版。。除广设施种牛痘点外，南郊还于4月28日和5月1日举行了化妆表演游行，宣传种痘?【注】《卫生局扩大种痘运动举办四郊化妆表演》，《华北日报》，1936年4月23日，第6版。。

四 防治霍乱

霍乱是北京夏季多发病症，因其危害严重被称之为“虎疫”，时常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例如，1920年夏，北京霍乱患者渐多，“且以劳动者为最，死亡者日有所闻”。报纸要求有管理卫生责任的内务部、京师警察厅暨京兆尹公署立即讲求防疫之法①【注】《京师发见虎疫》，《顺天时报》，1920年8月18日，第7版。。1922年8月，日华同仁医院院长加茂博士经细菌检验发现虎列拉症患者，遂即报告中国警察署并日本警察署，请为严防②【注】《北京确已发现虎列拉症》，《顺天时报》，1922年8月17日，第7版。。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北京市政当局极为关注霍乱防治，逐步形成了三种方式：一是开展灭蝇运动，二是严防外地霍乱传入北京，三是注射疫苗。

首先，社会团体和卫生机关先后开展灭蝇运动，旨在防止霍乱的发生。1920年代，人们大力宣扬苍蝇的危害。报刊上有文章指出苍蝇是“极污秽的东西，是人人都知道危害最大，就是无法去防范他”③【注】《北京的污秽》，《顺天时报》，1924年4月4日，第7版。。最早开展灭蝇运动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北京地方服务团。1921年5月24日，西北城地方服务团在缸瓦市大街福音堂，请协和医院体育教员陈冠杰先生演讲苍蝇之害，用幻灯显示真相，并赠送卫生灭蝇小丛书④【注】《灭蝇讲演大会》，《顺天时报》，1921年5月24日，第7版。。1926年5月11日至20日，西城缸瓦市地方服务团举办了小学生捕蝇比赛会⑤【注】《地方服务团提倡公共卫生》，《顺天时报》，1926年5月9日，第7版。。该活动得到中央防疫处和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的支持，于次年合办了灭蝇大会。每天下午2～6点，各学校将所捕的苍蝇送交卫生事务所收存登记，汇集焚烧⑥【注】《青年会灭蝇运动开幕》，《世界日报》，1928年5月20日，第7版。。

时人曾指出地方服务团举行的灭蝇运动虽可防止传染病发生，但“仅扑杀生蝇，犹非根治办法，其最要者应同时铲除蝇之制造所”⑦【注】《地方服务团鉴》，《顺天时报》，1923年4月28日，第7版。。此种担忧并未阻止灭蝇运动成为市政当局防治霍乱的重要手段。1928年后，北平卫生当局开始举行灭蝇运动，侧重消灭成蝇。1929年6月2日，北平市举办灭蝇运动，共计有23所学校参加，灭蝇590 100只⑧【注】《轰动满城之灭蝇运动》，《顺天时报》，1929年6月7日，第7版。。1936年5月30日被定为北平市第三届卫生运动大会灭蝇运动日，办理学校灭蝇、住铺户灭蝇和公共场所灭蝇⑨【注】《卫生运动大会拟23日举行灭蝇运动》，《华北日报》，1936年5月3日，第6版。。参加学校有211所，学生2 780余人，捕蝇总数为1 719 665只⑩【注】《灭蝇运动昨举行成绩评判》，《华北日报》，1936年6月2日，第6版。。1937年5月30日被第四届卫生运动大会定为灭蝇日，动员全市学校、商号、住户一致灭蝇。参加学校有41所民众学校和220余所市私立小学，学生3万余人，捕蝇200万只以上?【注】《卫生运动大会学校捕蝇成绩》，《华北日报》，1937年6月1日，第6版。。

其次，卫生机关严防霍乱传染。1922年8月，北京发现霍乱患者后，警察厅派防疫专员分赴各区实地调查，每日派防疫员分乘汽车梭巡各街市，救治患疫商民。为根本防范起见，各区巡官长警清除街道上秽物，注意公众卫生，并严禁各商贩售卖腐败不洁食物?【注】《严防虎疫蔓延》，《顺天时报》，1922年9月9日，第7版。。传染病医院也很重视预防真性霍乱，布告周知市民注意水、食物与苍蝇。如果不幸发现患有此病，“务望赶紧送到东四牌楼十条胡同传染病医院去治”，因其有好医生诊治，有好看护伺候，且完全免费?【注】《京师传染病医院布告（续昨）》，《爱国白话报》第2112号第4版，1919年8月10日。。1927年，天津发现虎疫，中央防疫处在北京散发传单，宣传预防霍乱的方法?【注】《疫症流行中中央防疫处之进行》，《顺天时报》，1927年9月18日，第7版。。1932年初夏，天津虎疫流行，北平采取了如下防疫措施：在火车东站设检疫所，凡来平旅客一律接受检疫；举办大规模防疫宣传运动，散发防疫说明书及传单，并收买苍蝇；令全市开业医生及时报告发现的疫病患者；召集全市中西医商讨防治办法；检查售卖汽水、冷食的商贩，禁用生水制作酸梅汤等饮料，禁止将汽水杂入生水及冰块?【注】《虎疫尚未来到北平》，《北平晨报》，1932年6月13日，第6版。。

再次，注射霍乱疫苗。1922年8月，北京东郊地方发现真性霍乱，京师警察厅“以巡警执行防疫事务身当在冲，稍一不慎，最易罹祸”，决定为各巡官长警注射真性霍乱预防液，以免虎疫毒菌蔓延，危害社会①【注】《注射杀毒防液》，《顺天时报》，1922年8月23日，第7版。。京师警察厅认为“此项病症，惟有接种预防液，方克以保康健”，与中央防疫处商议为市民提供免费预防接种。中央防疫处与京师警察厅合作，于23日发出布告，决定由内外城官医院每周一至周六日下午1时到6时为市民免费施种，劝导人民接种预防液，以避危险②【注】《警厅预防霍乱病》，《晨报》，1922年8月24日，第7版。。

据报载，1927年时中央防疫处已制造了霍乱、伤寒等病症疫苗血清，定价低廉，并得到各医院和医士的信任③【注】《中央防疫处请各界注意时疫》，《世界日报》，1927年7月1日，第7版。。价廉物美的药品减低了防疫工作成本，使预防注射可能得到推广，有益于霍乱防治。不过，霍乱疫苗注射较为复杂，一次难以见效。协和医院副院长方积大夫谈及霍乱预防时指出，预防霍乱共需注射3针，每针需时一星期，6个星期后方可发挥效果。如果注射后不讲卫生，仍与未注射无异④【注】《恶疫方张，市民应急起防“虎”》，《北平晨报》，1933年6月17日，第6版。。实际上，人们很难坚持完成3次霍乱疫苗的注射。据统计，在预防接种处完整接受霍乱、伤寒预防注射的人数占第一次接受注射人数的百分比如下：1934年为34．89%，1935年为62．93%，1936年为29．12%，1937年为59．50%⑤【注】《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这表明仅有部分人的注射是有效的。

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局逐年举办预防霍乱、伤寒运动。事先，该局在新闻、广播讲演布告周知，逐户散发小传单，以期家喻户晓。卫生局各附属院、所在运动期间为市民免费注射预防霍乱、伤寒混合疫苗。此外，该局雇用临时护士2人协助办理注射工作，分别派往各学校、团体机关实施注射⑥【注】《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在卫生局的推广下，市民注射预防霍乱疫苗的人数大大增加，从1934年的3 530次增至1936年的17 642次，增长了4倍之多。

五 防治猩红热和白喉

猩红热、白喉是北京冬季流行的病症，“传染极为猛烈”⑦【注】《猩红热流行可畏》，《华北日报》，1930年12月24日，第6版。，且患者死亡率颇高，猩红热死亡率几达44．26%～60%⑧【注】日本北京民团卫生委员会1915年估计，“每百人必死60人”。《猩红热传染病》，1915年1月29日《顺天时报》，第7版。北平市卫生局统计，1935年至1937年间猩红热患者的死亡率为44．26%。《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白喉死亡率为29．45%⑨【注】北平市卫生局统计，1935年至1937年间白喉患者死亡率为29．45%。《北平市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发生状况报告（民国廿四年至廿八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卫生局档，J5－1－126。。该病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早在1915年，日本北京民团卫生委员会已观察到，北京每年冬季流行猩红热，以10月、11月为病毒最盛之期⑩【注】《猩红热传染病》，《顺天时报》，1915年1月29日，第7版。。1929年，北平市政府令卫生、公安两局从中、西医院暨各医生入手调查报载猩红热疫情是否属实，令如遇有患猩红热者，应立即驰报?【注】《市政府注意猩红热》，《顺天时报》，1929年11月28日，第7版。。

1930～1932年，北平爆发了较为严重的猩红热疫情。1930年12月，北平猩红热流行，初起时与瘟疫病症相同，患者口渴、身热、肠肿、目赤，医者用清解表散药物治疗无效。北平传染病医院院长呈报公安局卫生科，此项疫症传染极为猛烈，非注射药剂不可，请其立即通令各区署注意预防?【注】《猩红热流行可畏》，《华北日报》，1930年12月24日，第6版。。

但猩红热疫情并未引起市政当局的足够重视。直到次年6月，公安局长鲍毓麟才颁布防疫注意八项规则，通令各区及各医院遵照办理，并晓喻市民?【注】《处理传染病办法，公安局颁布规则八项》，《华北日报》，1931年6月7日，第6版。。11月，猩红热疫情再起，仅3个月时间，死者数千。北平虽有传染病院，但“年来缺乏资金，颇有不支之势”。1932年1月13日，北平市长周大文令李百揆①【注】“李为东北名医，东京帝大医科毕业，归国后研究医学，服务社会，饶有声誉，而于防治猩红热症，尤有心得。”《猩红热之救星隔离疗养院明日开幕》，北平《晨报》，1932年1月11日，第6版。组织天坛隔离疗养院。该院治疗完全免费，入院费、伙食费完全官给，不取分文，但药品须自费购买。家属可在旁伺候，自备伙食。隔三五日，该院就将就诊者名单在北平《晨报》公布②【注】《本报记者一度访问天坛隔离疗养院》，北平《晨报》，1932年1月22日，第6版。。患者日多，天坛隔离疗养院已不能容纳。3月29日，院长李百揆在宣外达智桥六号开办李百揆传染病医院，专门收容猩红热患者。凡来诊治者，不住院者收挂号费5角，住院者，每日收3元及4元两种，一切饭费均在内，挂号费免收③【注】《市民须加紧防疫》，《华北日报》，1932年4月7日，第6版。。

李锡安大夫提请市长将天坛的临时隔离疗养院改为永久隔离及防疫机关，被以“恐与传染病医院职务重复，及市款拮据，财力不逮”为由所拒。1932年4月，疫痨更炽，他提议，如公安局防匪徒横行一般，市府应设卫生局以防疾病之传染④【注】《预防传染病，须使卫生行政独立》，《华北日报》，1932年4月11日，第6版。。5月，北平市政府筹设北平市猩红热防治会议，并筹备市立隔离疗养院⑤【注】《中西医诊病时遇猩红热即时报告》，北平《晨报》，1932年5月15日，第6版。。随着疫情的消散，这一提议不了了之。

此次疫情客观上推动了疫苗注射的推广。白喉与猩红热为危险传染病，“因传染病报告收集困难，管理方法如隔离、消毒等，无从着手”。因此卫生界人士提出，“推广预防注射，增进个人免疫力，以免传染，实为保健上之要举”，但普通市民及知识阶层虽知该病猖獗，却“俗习苟安，不愿接种”。学校儿童聚集，“一童患之，他童难免”。据统计，小学校为猩红热传播最普遍的途径，每日住院中平均有50%为小学生，每日看诊者平均55%为小学生⑥【注】李百揆：《人类公敌猩红热传播愈甚》，北平《晨报》，1932年3月7日，第6版。。因此，卫生当局在各小学力推白喉、猩红热预防接种。此举得到各校协助，得以顺利进行。需指出的是，注射疫苗的预防效果并非百分之百有效。据预防接种处1936年试验，完成3次注射者，若注射猩红热、白喉类毒素混合素，有47．4%获得猩红热免疫，若单独注射猩红热类毒素者，有60%获得免疫⑦【注】《中央防疫处、平大医学院合办预防接种处报告书（1936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大学医学院档，J29－3－894。。

自1934年起，卫生局开始为市民免费注射预防猩红热疫苗。1934年12月至1935年3月，免费为市民注射预防针两个月，注射者达6万余人⑧【注】《预防猩红热》，《京报》，1935年2月21日。。猩红热的注射需要3次注射方可见效，很多人未能完成。从预防接种处的统计数据来看，1935年有38．68%完成了3次注射，1936年有55．42%完成了3次注射⑨【注】《中央防疫处、平大医学院合办预防接种处报告书（1935年）》，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大学医学院档，J29－3－894。。1936年10月15日至12月31日，卫生局将免费注射升级为预防白喉、猩红热运动，为市民免费检查及预防注射⑩【注】《卫生局提前举办预防猩红热运动》，《华北日报》，1936年10月18日，第6版。。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猩红热的防治。

从专业角度衡量，1937年时北平的疫病防治机制缺乏系统性，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仍处在起步阶段。不过，在防治机构经历了从临时到常设的转变后，北平的疫病防治机制兼具了应急和预防的双重功能，开始为市民提供现代疫病防治服务。国家已承担起疫病防治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时的政府管理已超越传统王朝统治的范畴，而应归入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的范畴，成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发展潮流的表征之一。

国家设立的疫病防治机构顺应世界预防医学发展的潮流，积极研制疫苗，并逐步采用预防注射方式来防治疫病，推动了疫病机制的转变。卫生当局积极利用当时医学技术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益。可以说，世界性科学医学的发展为中国疫病防治提供了机遇。正是由于当时预防医学的发展，疫苗技术的进步，为经费奇缺的中国提供了开展大规模疫病防治的机会。中央防疫处积极与国际预防医学界合作，制造出了大量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疫苗。例如，该处用的标准抗毒素，是由美国华盛顿卫生试验所、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和国际联盟卫生部按期寄赠供给。防疫的检定标准亦随时送国际联盟会卫生部，以供参考。其制品有血清、疫苗、痘苗等，每年制备疫苗一项可供应数百万人之用，霍乱、伤寒等各种疫苗与血清抗毒素均供不应求①【注】《中央防疫处之努力》，《华北日报》，1930年12月27日，第6版。。

近代疾病防治机制的演变是国家与社会双重作用的结果，社会着力于观念层面的宣传，国家致力于实践层面的落实，两者合力推动了疫病防治机制的形成。虽然这种服务覆盖面有限，尚未惠及全体市民，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已承担起疫病防治的责任。

【责任编辑 映 雪】

The Evolution of Disease Control in Modern Beijing

Keywords：disease control；smallpox；cholera；scarlet fever

Abstract：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disease control had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 in Beijing．It was based not only on the different kinds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institutions，but also on the permanent regime to control disease．At the beginning，the new police department had propagated health care knowledge on the street and popularized the vaccination to fight the disease，in addition to follow the traditional modes．In the Republic period，the Capital Police Department had set up a disease control system，which was depended on the isolation hospital to deal with the accidental disease．In order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o vaccination，The Central Epidemic Prevention Branch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work on kinds of vaccine since its beginning．Since 1934，the Beijing Health Department began to spread the vaccination massively in the shape of movement，which opened a new disease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the preventive medicine．On the base of above two institutions，the disease control mechanism had been coming into being in Beijing，which had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to fight the local diseases．

收稿日期：2013—10—20

作者杜丽红，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