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广州湾”地名内涵的变化

近代“广州湾”地名内涵的变化

余燕飞

1925年闻一多写下了著名组诗《七子之歌》。诗中“七子”指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租借地和被割让或“永租”于他国的“香港、澳门、台湾、九龙”。与其他“六子”相比，“广州湾”最让人感到陌生，至今还有人误以为是广州附近的海湾。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其他六个地方至今仍沿用了当时的名称，而广州湾的称谓后来被改称为湛江；二是与其他六个地方相比，广州湾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相对不够突出，而且学术界对广州湾的研究比较薄弱。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探讨了广州湾沦为租借地及被收回的过程、列强在租借地的特权制度、当地群众的抗法斗争等问题，研究领域集中在外交史、租界及租借地史等方面，真正将广州湾作为研究主体，考察其本身发展变化的文章比较少。

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法国强行租借广州湾。1899年11月16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1943年2月22日，日军与法国广州湾殖民当局“达成谅解”，进驻广州湾，日军实际控制。1943年5月中旬，在日本压力下，法国傀儡政权维希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了关于移交法租界的相关协定；8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与维希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并单方面宣布此前的中法不平等条约失效（林泉编：《抗战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648页）。但国民政府并未真正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直至194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与法国签订《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广州湾被正式收回（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广州湾实为租借地。以上两个条约名称中“租界”与“租借”的一字之差，反映了近代中国外交官员对国际法概念认知水平的提高）。同年9月21日，驻雷州半岛地区的日方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从日军手中接收广州湾。至此，广州湾真正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国民政府将“广州湾”改名为湛江市。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考察近代“广州湾”地名内涵的变化，并探讨广州湾租借地的发展及其影响。

一 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前的“广州（洲）湾”

“广州湾”的州字在文献中有“州”或“洲”两种写法。明代郑若曾《筹海图编》记载，“高州东连肇广，南凭海渤，神电所辖一带海澳，若连头港、汾州山、两家滩、广洲湾，为本府之南瀚”（郑若曾撰，李致忠点校：《筹海图编》卷三，《广东事宜》，中华书局2007年，第245页）。万历《高州府志》“高州府总图”上，“广洲湾”被标注在水面上；而在“吴川县图”中，“广洲湾”被标注在一个小岛上（《高州府志》，“高州府总图”，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页）。这两条出自明代的史料用的是“洲”字；“广洲湾”既可以指海岛陆地，也可以指海岛附近的水域。

从清初开始，广州湾用法有“州”与“洲”的不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明确记载：“吴川县广洲湾在南三都地方”，是广东沿海“海道江道哨兵”驻防地之一（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二十册，广东上，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59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26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海防考》中记载，吴川“县南四十里有广州湾，海寇出没处也”（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卷一〇四，《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10册，第649页。另贺次君、施和今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中也作“广州湾”，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744页）。嘉庆《雷州府志》“遂溪东山营图”中“广洲湾”被标注在陆地上，而文字表述用“广州湾”，例如“海头炮台”位于“郡城东北一百四十里，东与吴川蔴斜炮台对峙，外通东头山、广州湾等处洋面”（《雷州府志》卷十三，海防，《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3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336页）。道光《遂溪县志》“遂溪全图”中，“广州湾”被标注在海头港正对面的陆地上，而在“东山营图”中同一位置标注的则是“广洲湾”（《遂溪县志》卷二，县境图，第521页；卷六，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9册），第590页）。光绪《吴川县志》吴川县全图中，“广洲湾”被标注在海面上；另外，吴川县分图中有一个建筑物的标志，并注明该建筑是“广洲湾靖海宫”，位于北颜滘，其附近标有沙头村、雷锡村、沙腰村、伦兴等村；但在卷四“海防”中引用《海防图说》：“大放鸡山外洋至硇洲一百四十里，至广州湾二百一十里”；“广洲湾洋面在田头汛南面外洋，其西即吴川遂溪两邑海面分界”（《吴川县志》卷四海防，《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2册，第160～161页）。看来，光绪《吴川县志》的编纂者并没有取《海防图说》中“州”字的写法。

清中叶以后，官方文献中多取“广州湾”这种写法。

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奏折，有嘉庆朝关于“广州湾”的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共四件［录副奏折：题名：《两广总督那彦成奏请旨分别奖惩抚恤在广州湾作战官兵事》档号：03－1680－103，具文时间：嘉庆十年十月二十一；题名：《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请在广州湾之田头村南三十里处隘口移设把总一员兵丁一百名以资巡防事》档号：03－1680－038，具文时间：嘉庆十一年四月初九。前者“广州湾作战”指官兵与当地海盗之间的斗争；后者则强调该处地理位置重要，常受到海盗侵扰，要求增强广州湾的地方防守力量。朱批奏折：《奏为在广州湾击剿洋匪事》，档号：04－01－08－0086－008，嘉庆朝（具体日期不详）；题名《奏为洋匪在广州湾一带洋面游弋现饬文武认真防范巡缉事》，档号：04－01－11－0007－007，嘉庆朝（具体日期不详）］。另外，嘉庆朝《起居注》记载，嘉庆九年盗匪“聚泊广州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帝起居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十四年，“（东海岛）与广州湾遥遥相对”［《清实录》（三十）（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十四，嘉庆十四年六月已巳，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版，第864页］。再查19世纪末清朝与法国交涉租借地的外交档案中也多用“广州湾”。

成书于道光十八年的《广东海防汇览》有广东东、中、西“三路海图”，在“西路图”中，“广州湾”被标注在海面上。该书指出，广州湾是广东西下路沿海巡防的重要地点，并明确记载了巡防会哨的时间，“硇洲营与雷州右营八、十、十二各月每月二十日在广州湾会哨”；“雷州营与硇洲营二月初十在广州湾会哨”、“吴川营与雷州营右营每年九月初十日在广州湾会哨”，会哨指的是各营房兵士及船队的联合出洋巡防，当然是在海面进行。另外，该书还记载：“广州湾前临大海，一片沙滩，沙性松浮，难于建造炮台营汛”；“（洋匪）每上岸抢得男妇，即贴字限日，或于雷州所属之涠洲，或于高州所属之广州湾，或于廉州所属之江平各地面，泊船候赎”（卢坤、邓廷桢主编，王宏斌等校点：《广东海防汇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1～684、102页）。

光绪《高州府志》中也取“广州湾”这一用法，但卷末专门就“广州湾”勘误：“此洲在吴川境，字从水旁，乃洲渚之洲，凡写作州郡之州者皆误”（《高州府志》卷末，《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6册，第847页），然而该处勘误没有进一步注明其根据所在。

法国入侵广州湾前后，清末及民国报刊多有相关报道，也多用“广州湾”。1899年，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在这个条约文本中，该地名一律写为“广州湾”。自此，这一用法便以正式条约文件的形式得以固定，并导致广州湾地名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

以上记载，虽有“州”与“洲”的差异，但是同一地名的不同写法，可以通用。从史料可以判断，“广州湾”与“广洲湾”均指吴川县南三都的村坊及附近海域，水陆面积都很有限。从字面意义看，“洲”本意指水上的小岛，很符合该处的地理特征。嘉庆、道光以来，该处因海盗活动频繁引起地方和中央官员的关注，文献记载多用州郡之“州”。这个名称的变化恰恰反映了该地从荒芜的小岛演变为海防要地的过程。广州湾地势险要，是由外洋进入内港的必经地之一，“凡舟之从硇州北而入雷州海头各港必从广州湾而来”（《雷州府志》卷十三，海防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3册，第336页）。广州湾洋面既是县界又是府界，对于地方官员而言，该处“险远难于稽察”，常有海盗“跳梁于惊涛骇浪之中，外洋则掳商船，内港则劫村舍”（《遂溪县志》卷六，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第39册，第593页）。

目前所见比较详尽而且充分的论证广州湾地理位置的文章是阮应祺的《清末广州湾地理位置考》（《学术研究》1982年第5期），该文认为广州湾是指广东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田头汛以南的一个村坊及其附近港汊海面。阮文还论证了广州湾作为陆上坊都名称使用，上限时间不晚于道光六年（1826年）。但从上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奏折、《清实录》及《嘉庆帝起居注》等资料看，这个时间至少可以上溯至嘉庆年间。

二 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后的“广州湾”

1．条约签订后“广州湾”地名内涵的变化

1898年3月11日，法国派使臣吕班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开列四项，其中一项是允许法国“在南省海面设立趸船之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28册，“法股问答节略簿”（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四日），2003年版，第12012页］。4月9日，法国驻清朝大使致总署照会指定：“因和睦之由，中国国家将广州湾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与法国国家九十九年”（《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王铁崖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4～745页）。4月10日，清政府迫于法方“不准改动一字”［《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28册，“法股问答节略簿”（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四日），第12012页］的压力，原文不动地回复法国照会，答应租借要求。照会中，清政府所谓的“广州湾”即吴川南三都陆地村坊及其附近港汊海面，也是一直以来清朝地方和中央官员所理解的广州湾的地理范围。这从当时的报刊记载可以看出。如《昌言报》载：“法人初索吴川县属之广州湾，本在口外，朝廷以为荒岛，遂允之。不意法兵轮至广州湾，查其地系属沙土，无甚出产，且不便停泊，遂任意驶入内陆，直至遂溪县属海头汛登岸。”［吴桐林跋，《广州湾图》（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昌言报馆编：《昌言报》第1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知新报》也有类似记载：“时法人索，仅沿湾数十里地，志虽远图，而势未大也。旋因界务未定，中国畏缩逡巡，无敢与之颉颃，法遂生心蚕食，狡逞雄图，南略至于硇洲、西至通明港，东至黄坡墟、北至万年桥，而地乃十倍其旧矣。”（《广州湾近事汇志》，《知新报》1899年第106期，第6页）以上进一步说明“广州湾”原本所指的地理范围是很有限的。

在清政府看来，法国通过照会索要的“广州湾”不过弹丸之地。然而，法国侵略者的原意是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军港，但来到广州湾后，也发现了该地“前临大海，一片沙滩，沙性松浮，难于建造炮台营汛”的情况（卢坤、邓廷桢主编，王宏斌等校点：《广东海防汇览》卷八，第263页）。于是，4月22日，法国不等划界、签约，就派兵五百、军舰三艘自越南基地驶入广州湾，并在遂溪县属海头汛登陆，占炮台，筑兵营，称西营，并拟把租界划至遂溪县城附近的万年桥（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第463页）。5月，法军渡海侵占麻斜炮台，建兵营，称东营。9月占领硇洲营汛炮台（陈强：《广洲湾村坊与广州湾租借地》，湛江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湛江文史》第26辑，2007年，第227页）。

这样，法国侵略势力从原高州府吴川县属“广州湾”扩展到雷州府遂溪县一带。对此，当时报刊有记载：法军“以海头为老营，筑炮台，修船坞，设衙署，驻兵千余名，其余硇洲、北崖、赤坎、石门等处相继修筑炮台，分兵驻扎，不问我朝应允与否，居然为所欲为”（《广州湾近事汇志》，《知新报》，第6页）。在扩张过程中，法国士兵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夺民牛马，又因该处之民不卖食物，大怒，入市，捉乡民二十人至船”［吴桐林跋，《广州湾图》（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昌言报馆编：《昌言报》第1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3），第101页］，激起1898～1899年间吴川、遂溪两地民众抗法斗争高潮。反抗法国侵略行径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当地民众看来，法国人的势力已经大大超出了原先法国政府照会索要的“广州湾”，海头、硇洲、赤坎等地都属遂溪县域，正是法国人的“越界”，激起民众更大的愤怒。两广总督谭钟麟和遂溪知县李钟珏等人，多次抗议指责法军“越界强占”、“大背租约”［谭泽闿等编，《谭文勤（钟麟）公奏稿》卷二十，“法人越占广州湾请速定界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3），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208～1213页］。

1899年6月，谭钟麟呈送总署与法方划界谈判的方案中，指明拟租借给法国的是“就黄坡以南，自西门口港，循水道东至利剑门一带，陆地至海而止，纵横各三十余里，作为租地”［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九，“粤督抚谭钟麟鹿传霖奏英人占据九龙城、法人图占吴川遂溪两县请饬筹办法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第2368页］。方案中所指地域范围不出吴川县南三都一带，对于法军已经侵占的遂溪县属海头、赤坎等地均未予以承认。但是，腐败的清政府在还未明确划定界限时就已经声明同意租借广州湾的做法，使谈判官员处于两难的境地。谈判官员一方面不得不按朝廷的旨意办事；另一方面，还要面临来自当地民众的强大压力。最终，1899年11月16日，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水师提督在广州湾法国军舰上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

《广州湾租界条约》的签订使“广州湾”一词所指区域有了新的界定，其范围与之前相比大有拓展（具体租借范围参见《广州湾租界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929页）。1945年8月，广州湾租借地收回后，为了消除殖民统治的痕迹，国民政府将广州湾改名湛江市，属广东省直辖市。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83年，广东省推行以市管县为主要内容的政区改革，湛江市才形成了现在辖有霞山、赤坎、麻章、坡头四区和雷州、吴川、遂溪、廉江、徐闻五县（市）的格局（司徒尚纪：《广东政区体系——历史·现实·改革》，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正是由于今天的湛江市区所辖范围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再沿用过去“广州湾即湛江市”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综上所述，“广州湾”的地域范围最初仅为一个村坊及其附近水域，《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后，始有明确的界限四至，其范围比今天的湛江市区所属地域小，雷州、廉江、徐闻均不在其中。准确地说，历史上广州湾租借地只是今天湛江市区及附近港湾的一部分。

2．关于广州湾租借地内几个地名的厘清

法国侵略者在吴川县南三都广州湾村坊登陆后，继续深入海湾，占领雷州府遂溪县海头港，设立西营；转而向东占领高州府吴川县麻斜港，设立东营，“西营”和“东营”这两个带有明显军事色彩的名称由此而来（广东湛江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湛江市地名志》，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396页）。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是，法文和英文文献中多次出现Fort Bayard或Port Bayard指的是哪个城市呢？显然，这两个单词都不是中文的音译。Fort、Port在法文和英文中都有港口、要塞的意思。有学者认为Bayard指一艘首次抵达广州湾的法国军舰（沈荣嵩：《法国统治广州湾时期的广州湾港（今湛江港）》，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1990年，第205页）。相关法文地图中（摘自龙井茶2011年9月7日在碧海银沙网站发表的图文。http：／／www．gdzjdaily．com．cn／zjnews／zjculture／2011－09／06／content＿1408762＿2．htm），Fort Bayard被标注在海头的东边，麻斜的对面，且地图下方有法文注解，意为Fort Bayard是广州湾的行政管理中心。

民国时期的报纸多处记载西营是广州湾的行政中心，也有“白雅特城”是“法人在广州湾所筑之首府”的记载（汉声：《法人广州湾之经营》，《时事汇报》1914年第5期，第15页），还记载了西营与赤坎之间的距离及交通情况：“西营距离赤坎十二公里，有长途汽车及小汽车，时间约需廿分钟（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1939年第26卷第6期，第6页）；从赤坎到西营可搭公共汽车，时间不过一刻多钟（王雪林：《广州湾一瞥》，《统一评论》1937年第3卷第11期，第8页）；“自西营至赤坎，计十二公里，有公路可通”（陈金星：《货物运经广州湾进口须知》，《国货与实业》1941年第1卷第10期，第53页）。1914年的《时事汇报》曾转载法国人关于广州湾的调查报告，其中称赤坎“距白雅特城（法人在广州湾所筑之首府）约十二基罗密达”（应该是kilometer的音译。括号内容出自原文。《法人广州湾之经营》，《时事汇报》1914年第5期，第15页）。以上可以证明法国人用“白雅特城”称呼广州湾首府。“白雅特城”当是Bayard的音译。综合以上资料，Fort Bayard即西营，是法国人对其营建的这所新城市的称呼。

再查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其中收录了《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该书在注释中说明此条约原本有中文本和法文本，并未提及当时有无英文本，笔者有幸在《当代文献》上找到该条约的中英文本，这个英文本应该是根据条约的中文本或法文本翻译而成。现将该中文本和英文本的第五条分别抄录如下：

“中国政府如经法国政府请求时，允将西营之旧广州湾租借地行政长官之官邸暨所属地皮及附属物，免费租与法国政府作为领事馆馆址，使用一时，并经双方同意予以延长。但了解自本条约订立日起一年内如法国政府放弃在援用此项规定时，中国政府可将上述地皮及所有房屋收回自由确切使用。”（《当代文献》1946年第4卷，第33页）这个中文本与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中的《交收广州湾租借地专约》相比，除了标点符号稍有差异，文字并无出入。

对应英文如下：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grees to lend free of charge to the French Government for a period of requisition，renewable by agreement of both parties，the former residence of the Chief Administrator of the Territory of Kwang Chow Wan at Fort Bayard，with the lands and annexes belongs to it，as the seat of a French Consulate，if the French Government so request；it being understood that in case the French Government does not invoke this provision within one year beginning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present Conven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be free to take over permanently the land and buildings．（《同上）

中、英文本对照可以发现，Fort Bayard即是西营，是法国人对广州湾租借地行政中心所在城市的称呼。法国广州湾总公使署建筑物至今仍矗立在湛江市霞山区，可以肯定的是，Fort Bayard城即是以该公使署为中心的地带，城市范围并不大。1957年1月1日，“西营”名称被认为有殖民地色彩而被停止使用，之后并没有另命名，仍以湛江市来称呼西营，这就容易使人误以为湛江只有西营一个区。因此，1958年6月30日，广东省政府通告改西营为霞山（郭景生：《湛江市“西营”、“东营”易名前后》，湛江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湛江文史》第21辑，2002年，第104～105页）。1974年10月，作为海域地名的广州湾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为湛江港取代（广东省湛江市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湛江市地名志》，“广州湾”，广东省地图出版社，第395页）。自此，广州湾这一殖民色彩的地名成为历史。

另外，1948年《港工》刊登了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委托MORRISON－KUNDSEN顾问团基于修缮港口目的而做的《广州湾视察报告》中英文本（Tudor．R．A．：《广州湾视察报告》，《港工》1948年第2卷第2期，第1～12页），对照可发现，译者将Fort Bayard译为湛江不妥，译为“西营”更合适。房建昌先生在《广州湾若干史料辨析》一文中认为英文Port Bayard指“广州湾”（《广东史志》2000年第4期）。这是不准确的。其实在英文、法文中，广州湾有多种拼法，但都是中文音译的用法，如Kwanchow Bay、Guangzhouwan、Kouang－Tchéou－ouan、Quang－Tchéou－wan等。

三 广州湾租借地的发展及其影响

1．广州湾租借地的发展

法国人侵占广州湾之前，该地“仅为一不甚繁荣的乡镇，且以地处海陲，民风剽悍，成为海盗的渊薮”（林欣欣：《广州湾印象记》，《新亚》1943年第9卷第1期，第25页）。“这地方原不过是一些荒凉的村落，附近一带是海盗的巢穴”（银汉：《广州湾一瞥》，《新亚》1943年第8卷第4期，第18页）。法国人要求租借广州湾时，有报道称“广州湾乃中国沿海边野，无甚出息，法国得之，邻国毫不相争，而反窃笑之，盖以其为不毛之地也”（《广州湾法兵生事》，《知新报》1898年第63期，第10页）。被租借之后，人们对这个偏远之地了解仍很少，这从当时的报道可以明确看出，“广州湾名不素著，虽粤人亦以为不过吴川县属之一岛，当轴者更等闲视之”（《广州湾近事汇志》，《知新报》1899年第106期，第6页）。到1931年，还有雷州半岛本地人对广州湾的情况并不清楚，甚至疑惑广州湾到底是法国的还是中国的。“清光绪年间外交惨败时，外国人强夺去几个租借地——威海卫、旅顺、大连、胶州湾等。到如今收回的也有，在争持中的也有，独有广州湾，不特没有收回，没有争持，甚至于没有人知道。”（唤民：《广州湾的伤心谈》，《艺园》1931年第1卷第27期，第313页）

法国人租借广州湾后，原来分属于吴川和遂溪两县的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整体，政治、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广州湾租借地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对此，法国代表维维亚尼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曾这样声明：“我们开发了租借给我们的地区内的富源，我们将文明的利益带给了一个为盗匪割裂的地区，我们建立了繁荣与和平的统治，成绩斐然，致邻近居民在有事之时都到我们地方来避难。中国如收回广州湾，它所收回的将是比它当初所租出的更有价值的地方”（威罗贝著，王绍坊译：《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1页）。其中虽有溢美之词，但部分指出了广州湾在租借之后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港口建设、商业和贸易等方面。

西营是法国侵略者在广州湾租借地新营建的城市。1898年4月，法国人在遂溪县海头汛登陆后，于距离海头汛以东不远处建兵营，称西营。为巩固统治，法国人除了进行筑炮台、建房屋和修公路等基本建设外，还着力发展西营的商业。1908年，法当局“特设西营为商业区”，“积极推销洋货，入超日增”（林欣欣：《广州湾印象记》，《新亚》，第25页）。1911年，法国将广州湾的最高行政机构公使署迁往西营，此后西营一直是广州湾法当局的行政首府（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第464页）。西营还是广州湾的重要码头之一，法当局规定“凡轮船入口，要在西营停泊廿四小时，始许驶入赤坎沙环海面”（林欣欣：《广州湾印象记》，《新亚》，第25页），以此促进西营商业发展。至1939年，西营初具城市规模，并形成了具有法国特色的城市风貌，“西营有马路十余条，四通八达，颇为宽阔。马路两旁，遍植树木，洋房亦甚齐整，淡黄色墙壁，深绿色树叶相映，表现一种法国情调”（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1939年第26卷第6期，第7页）。

赤坎是广州湾租借地内另一个重要的商业区和码头。早在嘉庆年间，赤坎就比较繁荣，“商船蚁聚，懋迁者多”（《雷州府志》卷十三，海防，《中国地方志集成》第43册，第335页）。光绪年间，赤坎成为“遂溪县最大的一个市镇”（汤克：《三个时期的广州湾》，《新亚》1943年第8卷第4期，第20页）。法国租借广州湾后，赤坎进一步发展为租借地内人口较稠密的商业中心区。1914年，赤坎“人口约十万”，占整个租借地十八万人口的一大半（汉声：《法人广州湾之经营》，《时事汇报》，第15页）。赤坎“小驳艇群集，该处为广州湾与内陆通商业的中心区，与西营可称为姊妹埠”（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第5页）。其商业发展程度甚至超过西营，“店铺内充满舶来品，西洋的多，东洋的更多”（王雪林：《广州湾一瞥》，《统一评论》1937年第3卷第11期，第8页），“商店大小约八百余间，西营不及其一半”（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第8页）。广州湾商会设在赤坎，该商会“颇具势力，对于商事公断，则为法人所准许。闻商人纠纷，十居八九，在该会判断了事”（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第8页）。法国在西营和赤坎这两个重要的商埠之间还修筑了公路，开通了公共汽车，所需“时间不过一刻多钟”（王雪林：《广州湾一瞥》，《统一评论》，第8页），极大地方便了两地的商贸往来。

法国对广州湾港口进行了初步建设，但这是1899年的《广州湾租界条约》所规定和要求的：“在各岛及沿岸，法国应起造灯塔，设立标记、浮桩等，以便行船，并总设整齐各善事，以利来往行船，以资保护”（《广州湾租界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930页）。经过勘察，法国人选定东营、西营、麻斜河两岸为建港区域，主要在西营建设码头，并开拓航道，建立航标、灯塔、灯桩、浮标等航道设施，这个天然的港口逐渐向现代港口发展［沈荣嵩：《法国统治广州湾时期的广州湾港（今湛江港）》，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9辑，第201～209页］。

广州湾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法国统治初期，广州湾酒楼、烟室、妓馆、赌场林立，鸦片贸易最为繁盛。“1904～1926是鸦片烟最流行的时候，也是广州湾最繁荣的年头，在这二十二年间，除去普通的岁收项目不计，专是鸦片烟税的岁收，便把‘初到贵境’的那四年的初期岁收，突然增至二十多倍。每年偶有收入鸦片烟税三千七百万元”（无我：《广州湾的岁收——广州湾通信》，《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第25页）。法国宣布广州湾为无关税的自由贸易港后，当地的商业和贸易进一步发展。广州湾的国际贸易对象主要以法国、越南、香港、澳门、暹罗（泰国）、南洋（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地为主，国内主要以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及湘南各地为主。据法人不完全记录所得1939年及1940年出入口贸易总值，每年约为一千万美元（刘佐泉：《法国租借地广州湾市政风貌》，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第22辑，2003年，第84页）。法国在广州湾没有大规模的工业投入，当地的农业发展也极为有限，其商业和贸易实际上是在特殊政治形势下的一种畸形发展。这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湾成为避难地，人口骤增。1938年10月，日本攻陷中国沿海最后一个大城市——广州，“省港通道”被切断。此后，日本继续封锁，但因香港、澳门、广州湾等地仍有西方列强势力，日军在沿海的封锁受限。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在日军继续封锁沿海的形势下，广州湾成为华南和西南对外联系的重要出口，是国民党重庆方面重要的物资运输路线，也是当时替代香港出往欧美国家的重要落脚点。1939年至1942年是广州湾对外贸易最繁荣的时期。

综观法国人对广州湾的治理，显示了粗放和滞后的特点。1900～1903年，“法国政府在广州湾的岁收不到二十万元，每年还要安南补助四十万元，才足敷支行政费用”（无我：《广州湾的岁收——广州湾通信》，《通俗文化：政治、经济、科学、工程半月刊》，第25页）。法国租借广州湾“十二三载以内，成绩极为简单。文武官吏均居于首府白雅特城，军士驻扎南部，管理机关设于北部，惟该城地势甚狭，故至今仅有华人住宅数十家，店铺二三十处”（汉声：《法人广州湾之经营》，《时事汇报》，第16页）。至1937年，西营的城市规模仍很有限，“西营虽是广州湾的首府，但它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弹丸之地。要是你站在市中心，你一定可以望到东西南北四郊野——当然，那里已算为乡下了”；赤坎“街道窄狭”；东营极其落后，“全是乡村，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而十分之九以上也是贫民”（王雪林：《广州湾一瞥》，《统一评论》，第8页）。1939年，有报道称“法人租借迄今四十年，尚未作积极之投资开发”，该地区没有自来水，电话、电报较昂贵，文化教育事业亦不发达（陈玉潜：《广州湾及南路各地调查报告》，《银行周报》，第12页）。

1943年2月21日，日军陆海军部队进驻广州湾，有报道称“日军和平进驻”（《日军登陆雷州半岛和平进驻广州湾》，《新亚》1943年第8卷第4期，第6页），这与当时法国维希傀儡政权对日妥协政策有关，同时也反映了一直以来法国对于广州湾统治与管理的松懈。1944年3月1日，日本将广州湾移交汪伪政权控制下的广东省政府管理，但实际控制权仍在日本手中，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统治广州湾时期，基本没有进行任何建设。

2．影响

法国取得广州湾租借地是19世纪末的瓜分狂潮中列强之间追求势力均衡的结果。法国租借广州湾之前，广西、云南已成为其势力范围，东京湾（北部湾）也在法国控制之下。广州湾的港口既适合作为优良的军港，又是联系港澳、海南、法属印度支那的重要商埠，是加强法国在南中国势力的重要据点。取得广州湾租借地，意味着法国拥有雷州半岛东西两侧的优良港口。清代，广西省没有出海口，北部湾、钦州、防城港、廉江一带属于广东，法国虽然将广西纳入其势力范围，但在南部沿海没有合适的军事基地，这也是法国索要广州湾租借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州湾租借地原本分属于清代高州府吴川县和雷州府遂溪县，这一带在清代属于欠发达地区，通常是海盗匪徒出没之地，并非商贸往来的主要通道。雷州半岛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雷州府治所在地海康（今属雷州市）及高州府治所在地茂名。雷州半岛最重要的商贸通道“集中于北海、水东两港，雷州港副之”。这种情况在法国租借广州湾之后发生了变化，“广州湾益趋繁盛，始则轮船争泊，继则公路汇通，远若陆川、信宜、阳江、合浦，竟日可达”，并直接导致“水东、梅菉、黄坡、徐闻、安铺，昔称重镇，今失机能，日形衰落”。广州湾成为自由贸易港口后，逐渐发展成为雷州半岛上一个新的经济中心。“高州所需雷廉之海产，遂由广州湾间接运输；雷廉所需信宜之木材，亦经由广州湾转运；外洋进口货品尤以广州湾为输展之要途；甚至高雷、钦廉、陆川、博白等县民众往来，固舍远就近，以广州湾为门闾，则新会、台山、恩平、开平，四邑之煤、油、面、纱、药物，亦多由广州湾漏税偷运。”［本段引文均出自广东省建设厅编印：《南路实业调查团报告书》（1933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87），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出版时间不详，第7页］

广州湾的商业尤其是港口经济有很大增长，这使沿海一带作为一个经济上互相联系的整体而得到发展，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正因其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1945年12月6日，广州湾租借地正式收回不久，国民政府明令开放湛江市为对外通商口岸。1956年5月1日，湛江再次成为对外开放贸易口岸（谢丹东：《湛江口岸设置演变史略》，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湛江文史资料》第14辑，1995年，第236页）。1984年，湛江又成为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城市之一。可以说，广州湾租借地的发展，奠定了湛江市在粤西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法国人对广州湾的治理重在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对于城市建设、港口建设和商业贸易方面的发展均出于侵略目的。法国统治时期，对广州湾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毋庸赘述，但从客观现实看，今天的湛江市是沿海的重要商港及军港，这种地位的确立应该发轫于这段租借地历史。目前，湛江市霞山和赤坎区仍保留有一些租借地时期的法式建筑，它们既是广州湾租借地历史的反映，也构成了湛江独特的城市风貌。

作者余燕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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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