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原的“群都”

秦汉时期中原的“群都”

王子今 吕宗力

［关键词］秦汉；群都；陈；洛阳；许昌；邺；区域文化

［摘 要］自文明初期，中原地方多处曾经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居邑。在大一统政体形成并得以巩固的秦汉时期，它们依然保留历史的光荣，若干新的具有区域领袖地位的都市亦逐步出现。蔡邕《述行赋》“群都”之说反映了这一史实。相关现象在一些都城史、都市史论著中似乎有所忽略。秦汉时期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

蔡邕《述行赋》记录了作者中原行旅的感受，最后写道：“乱曰：跋涉遐路，艰以阻兮。终其永怀，窘阴雨兮。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翩翩独征，无俦与兮。言旋言复，我心胥兮。”这是综合空间和时间诸条件进行历史文化思考之后，发出的深沉感叹。其中所谓“历观群都，寻前绪兮”告知我们，所谓“述行”或“述征”①【注】《蔡中郎集》卷四。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校记：“本篇以四部备要海源阁校勘本《蔡中郎集》所录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并参校《古文苑》、《艺文类聚》卷二七、《水经注·济水注》、《古文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及《文选》李善注。李善注引作‘述征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68页。今按：参校本不知为何两列《古文苑》。《文选》卷一四鲍照《舞鹤赋》李善注引作《述行赋》。卷二八陆机《前缓声歌》李善注引作《述征赋》。又《水经注》卷七《清水》亦引作《述征赋》。，既记录了交通的实践，也寄托着怀古的深思。秦汉时期中原地方曾经的政治中心“都”的集中，是可以称为“群都”的。这一现象在一些都城史、都市史论著中似乎有所忽略。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相关的探索，也有益于说明秦汉时期区域文化和区域行政的若干特征。

一 中原“群都”的“前绪”与“旧闻”

中原地方是早期部族国家最初生成的文明先进地区，后来又有夏商周三代久远的文化积累。夏都有阳翟、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等地。商都有亳、隞（嚣）、相、邢（庇、耿）、奄、殷等地②【注】参看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8页。。文献记录的这些地点，有的已经为考古学收获所证实。这些都城，多数可以确定位于中原。周则在洛阳建设了空前规模的都城。于是对于中国都城史的分期，有按照地域集中的特征，将前期称为“中原期”的③【注】参看叶骁军：《都城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对于夏商时代都城“屡迁”的说法，有学者以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导致这一现象，而考古资料证明“商周时代都城并非‘屡迁’”，认为当时实行着“主辅都制度”④【注】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第45～66页。论者以为这种“主辅都制”对东周一些诸侯国形成影响。“楚之都城为郢，但《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韦昭注曰：‘三国，楚别都也。’武城也是楚的辅都之一”。“武城有宗庙，楚王常到武城驻次。鄢更是楚的辅都之一”。“齐国在战国时代曾实行五都制度。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除主都临淄之外，齐国在四境分设平陆、高唐、即墨、莒辅都。燕之主都为蓟，另设下都辅都”。“郑国曾有别都栎”。“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栎阳二都并存，亦应为主辅都制”。今按：所说栎阳为秦都不确。认真分析文献记载，并证之以考古资料，可知栎阳非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主辅都制度”说和“屡迁”说的区别，一说在大致同一时间使用这些都城，一说在不同时间相继使用这些都城。这样的争论，并不严重影响我们对上古中原“群都”现象的考察。

进入春秋时期，诸强国逐渐崛起，出现了外围地区强势政治实体压迫中原的新局面。这一历史变化，正如《荀子·王霸》所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①【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5、301页。。有学者论说，因楚、吴、越的兴起，“重心开始南移”，“中国国都的精神，也开始钟灵于南部”②【注】姜渭水：《中国都城史》，和平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137页。。

战国时期最为强盛的主要大国均处于中原外围，依然“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荀子·强国》说秦的“威强”、“广大”，也使用了“地遍天下”，“威动海内，强殆中国”语③。对照理解“中国”和“天下”、“海内”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可以简单地以为“中国”与“天下”、“海内”可以完全等同④【注】对照《荀子》书中有关“中国”的表述，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文化地理涵义。《荀子·王制》论“王者之法”“四海之内若一家”，有这样的文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知“中国”是指四海之内。又《荀子·致士》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其语言“天下”、“王者”，而注家有谓：“《诗·大雅·民劳》之篇。‘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远也。”（《荀子》杨倞注）“中国”与“四方”为对，但是其空间界域，可能并不限于“京师”，应是指文化重心地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⑤【注】《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4页。“中国”与“天下”的空间感觉极其悬殊。清代学者胡渭《禹贡锥指》卷一九则写道：“古之所谓中国者，《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也。”⑥【注】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页。所提出的认识，可能接近多数人的理解。

战国时期多数强国都有都城移动的历史。不过，列国都城的迁徙却出现了一种与前说历史现象相反的趋势，即向中原的靠拢。以楚国为例，楚都起初在江陵郢城（今湖北江陵），楚顷襄王迁至陈（今河南淮阳）。于是其统治中心由江滨向北移动，迁到淮滨。其地临鸿沟，已经处于方城以外。此后，楚都又迁至巨阳（今安徽阜阳北），楚考烈王又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都沿淮河向东移动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可以察觉，这一态势，与楚文化向北扩张，向北进取，方向是大体一致的⑦【注】参看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趋向共同的历史现象，是赵国都城从晋阳南移，魏都由安邑迁至大梁，秦都自雍城移至咸阳⑧【注】参看王子今：《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晋阳学刊》2010年第1期；《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燕国在蓟都之后，燕下都成为国家行政中心，也体现出往中原移动的趋向。趋向中原迁都动幅最大的，是越国自山阴迁都至琅邪。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与“勾践灭吴后急于争霸关东的心态”有关⑨【注】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页。。历史文献的相关遗存，有《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⑩【注】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页。《越绝书·外传记地传》：“勾践伐吴，霸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注】袁康、吴平辑录，乐祖谋点校：《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水经注·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注】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30（下文引该书同此版本，不复注）。或说勾践所迁琅邪在吴越间。已有学者驳议。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九《史类二》：“《笔丛》曰：《竹书》：‘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按：《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曰：‘琅邪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越绝书》曰：‘勾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何谓非齐之琅邪？”（徐文靖著，范祥雍点校：《管城硕记》，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7页）

二 列国盟会热点与秦王巡行方向

在东周时代列国政治领袖出行的历史记录中，以秦国历代国君远行经历最为醒目。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向，有面对中原的一致性。据《史记·秦本纪》与《史记·六国年表》等，以秦昭襄王为例，远行记录有：（1）“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2）十七年，“王之宜阳。”（3）“二十年，王之汉中。”（4）二十年，“又之上郡、北河。”（5）二十二年，“与楚王会宛。”（6）二十二年，“与赵王会中阳。”（7）二十三年，“王与魏王会宜阳。”（8）二十三年，“与韩王会新城。”（9）“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10）二十四年，与楚王“又会穰”。（11）二十五年，“与韩王会新城。”（12）二十五年，“与魏王会新明邑。”（13）二十八年，与赵惠文王“会黾池”。（14）“二十九年，王与楚王会襄陵。”（15）四十六年，“王之南郑。”（16）四十七年，“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除（3）“之汉中”，（4）“之上郡、北河”，（15）“之南郑”外，都是往中原方向①【注】参看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当然与中原地方文化先进、经济富足有关。“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②【注】《史记·秦本纪》，第209页。《樗里子甘茂列传》则写道：“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这种向往与楚人“问鼎”颇有相似处③【注】《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见《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6页）。

上述（1）（5）（6）（7）（8）（9）（10）（11）（12）（13）（14）是与楚（5次）、赵（2次）、魏（2次）、韩（2次）国君的外交会见。中原地区在这一时期成为列国盟会的中心。除了秦国参与的外交活动之外，还有魏与薛、齐与魏的会盟④【注】参看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而外交盟会的地点，一般应在具有良好交通条件和接待设施的都会。

在秦统一的进程中，秦王政曾经3次出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十三年，桓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王之河南。

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

嬴政的出行，有特意移置最高指挥中心临近统一战争前线的意义。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的郢陈之行，是秦王政行临距离战争前线最近地方的记录。对于嬴政亲至楚地新占领区的这次出行，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中有对当时楚地战争背景的记录。简文写道：“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解释说：“兴，指军兴，征发军队。”“昌文君，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曾与昌平君同时为秦臣，参预攻嫪毐。”⑤【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从简文内容可知，当时战争形势尚十分险恶。秦王政在这样的情况下“游至郢陈”，表现出对楚地军情战况的特殊重视，而作为握有全权的君主和最高军事统帅，这一行为不仅有益于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自然也可以对把握战机、控制局势产生积极的作用。

嬴政所行，至于河南、邯郸、郢陈，都是中原名都。对这些地方的重视，体现出一种清醒的政治地理意识和文化地理认识。嬴政在秦统一之前的这3次出巡，可以看做他成为秦始皇帝之后5次大规模出巡的先声。秦王朝执政者对原六国文化的尊重，不仅表现为对诸种祠祀传统的继承，对不同思想体系的兼容，也表现为对各地文化都会以“历观”实践为标志的看重。

三 司马迁“适故大梁之墟”，“讲业齐、鲁之都”

先秦列国故都在秦汉时期依然表现出某种文化优势。司马迁撰著《史记》的文化准备，即包括对历代名都的实地考察。

司马迁曾经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回顾这种特殊的考史的历程。《史记》之《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封禅书》：“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余从负薪塞宣房。”《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魏世家》：“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孟尝君列传》：“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燕殊。”《魏公子列传》：“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龟策列传》：“余至江南。”《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到的“二十”之游，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史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始‘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①【注】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一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85、487页。。

司马迁行旅经历中，“吾适故大梁之墟”，“吾过大梁之墟”，“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都是“历观”故都的行旅实践。其中所谓“讲业齐、鲁之都”，对于“吾适齐”、“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之“齐”、“鲁”也明确有“都”的定位。至于“吾尝过薛”及对“彭城”等地的考察，也可以理解为意义相近的访古行历②【注】彭城据说历史上也曾经作为古都。彭祖立国与“徐偃王作乱”，都曾经以此为地理依托。《史记·秦本纪》：“（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裴骃《集解》：“《地理志》曰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参看王子今：《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湖湘论坛》2010年第5期。。

四 秦汉中州“群都”

有学者说：“都城是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③【注】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其实，应当注意到中国古史有若干政权分立的时期，如果仅仅以统一王朝的政治模式理解历史，会形成空白和缺失。而秦统一以前，如两周历史文化热烈灿烂的局面，如果只以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来理解社会文明的基点、枢纽和重心，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以郡县制为行政基础的“大一统”政体奠基。中央集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坏城郭”。碣石刻石：“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所谓“堕坏城郭”，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堕，毁也。坏，坼也。言始皇毁坼关东诸侯旧城郭也。”④【注】《史记》，第251～252页。作为创造“天下咸抚”之重要条件的措施，似未可排除决策者在“土域”、“地势”、“险阻”诸层面之上，另有文化象征方面之考虑的可能。一如《艺文类聚》卷六引《地理志》曰“秦望气者云东南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云阳县北冈，改名曲阿，又曰天门”故事⑤【注】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4页。又见《后汉书·郡国志四》：“（吴郡）由拳。”刘昭注补：“干宝《搜神记》曰：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至，令囚徒十万人掘汙其地，表以恶名，故改之曰由拳县。”（《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89～3490页）。这种“堕坏”，很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名都遗址，“关东诸侯旧城郭”如燕下都、赵王城、郑韩故城等依然保持着惊人的高伟。先秦旧都，在一定意义上仍保留有秦始皇以为“无道”、“暴逆”的政治影响的遗存。

大一统王朝首都之外的次要的行政中心和文化中心，也称作“都”。例如西汉甘泉宫所在地“云阳都”⑥【注】西汉中期，云阳成为皇家重要祭祀中心之一，又因甘泉宫为帝王常居之处，取得有时得与长安并列的作为第二政治中心的地位，于是有“云阳都”之称。《汉书·武帝纪》：“赐云阳都百户牛酒”，颜师古注引晋灼曰：“云阳甘泉，黄帝以来祭天圆丘处也。武帝常以避暑，有宫观，故称‘都’也。”又《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齐房》有“玄气之精，回复此都”句，歌谓“元封二年芝生甘泉开房作”。颜师古解释说：“言天气之精，回旋反复于此云阳之都，谓甘泉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3、1065页）陈直《汉书新证》也说：“西汉未央、长乐二宫规模阔大之外，则数甘泉宫。甘泉在云阳，比其它县为重要，故称以‘云阳都’。”（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居延汉简中，又可见“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5.10）的内容，也是云阳曾得与长安并列的实例。（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班固《两都赋》并称 “东都”、“西都”①【注】《后汉书·班彪列传》：“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其辞曰：‘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李贤注：“中兴都洛阳，故以东都为主，而谓西都为宾也。”（《后汉书》，第1335页）。张衡《南都赋》称刘秀出身地南阳为“南都”②【注】《通志》卷四一《都邑略》：“光武又以南阳为别都，谓之‘南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5页。。其实，王莽时代已经有“五都”之称。“南都”的说法，正始于王莽。《汉书·食货志下》：“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除成都外，其他四都都可以说位于中原或者临近中原。汉魏之际又有变化。《初学记》卷八引《魏略》曰：“以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③【注】徐坚等著：《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9页。其中四都均在中原。

汉王朝曾经的行政中心和其他非正统王朝的局部或者短暂的政治中心，其实也具有“都”的地位。例如陈胜“张楚”政权的指挥中心陈④【注】《史记·陈涉世家》：“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第1952页），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刘邦称帝之氾水之阳，也曾经有政治重心的地位⑤【注】《史记·高祖本纪》：“即皇帝位氾水之阳。”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坛在曹州济阴县界。’张晏曰：‘氾水在济阴界，取其氾爱弘大而润下。’”（《史记》，第379～380页）。又如刘邦尚未确定定都关中时，曾经在洛阳暂居。封功臣的重要政治举措就在这里进行⑥【注】《史记·高祖本纪》：“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史记·留侯世家》：“汉六年正月，封功臣。”“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于是从张良建议，“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见《史记》，第380、2042～2043页）。两汉之际更始帝所都宛城⑦【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汉军复与甄阜﹑梁丘赐战于沘水西，大破之，斩阜﹑赐。伯升又破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于淯阳，进围宛城。”“二月辛巳，立刘圣公为天子，以伯升为大司徒，光武为太常偏将军。”“九月庚戌，三辅豪杰共诛王莽，传首诣宛。”李贤注：“时城中少年子弟张鱼等攻莽于渐台，商人杜吴杀莽，校尉公宾就斩莽首，将军申屠建等传莽首诣宛。”（见《后汉书》，第4、9页）、洛阳⑧【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光武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及更始至洛阳，乃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度河，镇慰州郡。”（见《后汉书》，第9～10页）等。

洛阳既为中原的中心，又称“天下之中”⑨【注】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光明日报》2004年9月21日。。刘邦曾经在这里建立行政中心，王莽有东都洛阳规划⑩【注】王子今：《西汉末年洛阳的地位和王莽的东都规划》，《河洛史志》1995年第4期。，更始帝定都洛阳，直至刘秀建国成功，东京帝业再现了中原文化的辉煌。东汉晚期移民南下导致了江南的开发，开创了六朝繁华的基础，为全国文化重心向东南的转移准备了条件。人口、技术和文化的南流，大都是以中原为出发点的。

五 蔡邕《述行赋》“历观群都”

中原名都作为重要的文化营养源，战国以来滋育过苏秦、张仪、韩非、李斯等诸多历史闻人。至于吕不韦这样的人物，则首先是通过游历中原“群都”的经济实践取得文化经验的。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以为出身阳翟（今河南禹州），而《战国策·秦策五》则写道：“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9页。又以为出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事实上，无论阳翟或者濮阳，都是战国时期工商发达、经济富足之地。有的学者分析，“作为商人，迁居是常有的事。《史记》所说的可能是原籍，《战国策》所说的可能是新居。濮阳离陶（今山东定陶）较近，而陶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也是各国间的贸易中心。‘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后来更名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是在那里‘三致千金’的。吕氏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把家移到陶的附近，是极有可能的”?【注】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原籍阳翟，新居濮阳之说固然多猜测意味，但是并取二说，并且联系与陶的关系，依然有可取之处。对于战国时期陶的经济地位，史念海早有论著发表。对于陶以外的经济都会，史念海依然举出洛阳：“黄河以南，荥阳以西的经济都会要数到洛阳。洛阳本为东周的都城，由于周室衰微，强国称霸，洛阳已失去其政治都会的意义。但洛阳并未因此萧条下去。”史念海在这篇论文中多次说到吕不韦。在论述太行山以东的商业交通时，他指出，“吕不韦就是在赵国经营商业的人物。邯郸及与其相距不十分过远的中山及郑国，皆以倡伎众多闻于时，倡伎众多是当时都市繁荣的一种现象”。史念海还写道，“洛阳附近的阳翟”，其经济地位也有“相当的重要性”。阳翟“其俗多商贾”，《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被作为例证。对于吕不韦出身一为濮阳、一为阳翟的异说，史念海指出，“濮阳、阳翟皆当时的大都会”①【注】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4～125页。。

司马迁则通过对于中原“群都”的实地考察完善了自己的史学资质。据蔡邕《述行赋》，他所谓“历观群都”的行旅体验，也以“存古”之心，坚定了人生原则。“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蔡邕写道：“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冀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明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勅陈留郡守，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②【注】《后汉书·蔡邕传》：“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闻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师，称疾而归。闲居玩古，不交当世。”（见《后汉书》，第1980页）

关于“所过”“历观群都”，赋文可见：“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涂迍邅其蹇连兮，潦污滞而为灾。乘马蹯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聊弘虑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属词。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历中牟之旧城兮，憎佛肸之不臣。问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无闻。经圃田而瞰北境兮，晤卫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叹兮，愠叔氏之启商。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降虎牢之曲阴兮，路丘墟以盘萦。勤诸侯之远戍兮，侈申子之美城。”“行游目以南望兮，览太室之威灵。顾太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逸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操舫舟而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以潜翳。实熊耳之泉液兮，揔伊瀍与涧濑。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职贡乎荒裔。操吴榜其万艘兮，充王府而纳最。济西溪而容与兮，息巩都而后逝。愍简公之失师兮，疾子朝之为害。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泞溺而难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师而释勤。壮田横之奉首兮，义二士之侠坟。”“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并集。贵宠扇以弥炽兮，佥守利而不戢。前车覆而未远兮，后乘驱而竞入。”一路“存古”“属词”，满怀“愤思”。所言“群都”，除目的地“京洛”、“京城”、“京邑”外，比较明确的有：大梁、中牟、管邑、荥阳、巩都、偃师等。不很明确的如“卫康之封疆”、“申子之美城”。所谓“路丘墟以盘萦”的“丘墟”，有可能也是古城。

体会和理解一个知识分子面对黑暗政治“心郁悒”、“心恻怆”以及“哀”、“忿”，“憎”、“愠”，“悲”、“悼”，“愍”、“疾”，乃至更为积极的“壮”、“义”的心态，自然是有意义的事，然而由于讨论主题的限定，我们更为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地理现象，即直到东汉末年，中原地方曾经放射过历史光亮的前代“群都”，依然在社会的历史记忆中保留着相当深刻的文化印记。

作者王子今，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校外专职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北京，100872。吕宗力，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香港。

【责任编辑 叶子玉】

收稿日期：201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