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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汉书》一百卷，题为班固所撰，乃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记载前汉一代史事。《汉书》创断代纪传之体，其中包括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约八十万言。[ 晋人张辅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六十，页1640。）张氏徒以字数多寡讨论《史》《汉》优劣，诚不足取，惟其指出《汉书》叙二百年史事而用八十万字，则属可参。] 自司马迁《史记》书成，武帝太初以后史事，阙而不录，续《史记》者不乏其人，据《史通・古今正史》所云，即包括刘向父子、扬雄等，至后汉光武帝建武年间，班彪以为续《史记》者言辞鄙俗，而扬雄、刘歆等人又褒扬新莽，不可仿效，因成《史记后传》六十五篇。[ 详参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卷十二〈古今正史〉，页314。又，王充《论衡・超奇》所言有所不同，其谓“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黄晖、刘盼遂：《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卷十三〈超奇〉，页613。）据此，则与《史通》言六十五篇者有所不同。] 《傅子》因云《汉书》乃班固“因父得成”，[ 案﹕《傅子》今佚，此由《意林》转引。见王天海、王韧：《意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卷五，页537。] 可知班固实以父亲所编汉史为蓝本，及后终成《汉书》。又，《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兄固着《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1]2784[ 案﹕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固后坐窦氏事，卒于洛阳狱，书颇散乱，莫能综理。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史通通释》，卷十二〈古今正史〉，页314。）刘氏所载与《后汉书》略同。] 据此，可知班固续撰《汉书》，未成而卒，汉和帝因此诏命班固女弟班昭踵武为之，后马续又继班昭完成未竟之文。是《汉书》本出班彪、班固父子，并由班昭完成十志，〈天文志〉则由马续完成。总之，“《汉书》的成书，经过班彪、班固、班昭、马续四人之手，但以班固为主”。［2］ 自《汉书》书成以后，授受具众，与经学无异，注释者亦众，如以《史记》系于《汉志》六艺略春秋类之例言之，《汉书》继《史记》而作，则其书亦必以“正名”为务，观之而可令乱臣贼子惧，具备《春秋》之微言大义。以此为论，必当重新审视《史记》与《汉书》之关系，并据此探知何以《汉书》必待师授而可明。王基伦、洪淑苓云﹕“班固《汉书》因袭了《史记》的体例，取用了部分材料，而又能扩充内容，再创体制新义，显见《汉书》的成就非凡。在少数地方，《汉书》提出不同的观点，或是补充一些史料，也值得我们注意。”[3]所言是矣。以下即是数项《史》《汉》关系之新议﹕ 二、继《史记》而作并与《史记》合看 司马迁《史记》所记上始黄帝，下讫汉武，[ 有关《史记》载事之下限，众说纷纭，最少有七种说法，包括1. 讫于麟止说 2. 讫于太初说 3. 讫于天汉说 4. 讫于武帝之末说 5. 讫于太初、天汉折中说 6. 讫于征和三年说 7. 断于太初四年而大事尽武帝之末说等。大抵《史记》里汉武以后史事，不属史迁手笔，当无异议。] 自此以后，汉室史事阙而不录。《后汉书・班彪列传》云﹕ 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3]1324 可见班彪对续作《史记》者不甚满意，以为多属鄙俗。因此，班彪乃采集前史遗文，附以各种说法，正其得失，写成《史记后传》数十篇。王充《论衡・超奇》更以班彪续书“为甲，而太史公乙。”[4]班彪续书篇数，亦有异说，此谓“百篇以上”，《后汉书》则言“数十篇”，《史通》谓为“六十五篇”。[ 顾颉刚云﹕“王充与彪并世，所记较可信据，或本有百余篇，后亡佚其半，仅存六十五篇耶？”（顾颉刚﹕〈班固窃父书〉，载《史学史研究》第2期（1993年），页2。）] 姑勿论篇数多寡，班彪尝作《史记后传》，当无可疑。班固《汉书》仅为百篇，而承袭自班彪《后传》者当在多数。且班固编撰《汉书》，其意亦在接续史迁无法记载之文，即汉武帝以后西汉史事。班固云﹕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篹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5]4235 班固批评史迁，以为汉承尧运，其德至大，至武帝时才追记汉史，却因通史体例，而使汉居末流，甚至后于暴秦与项羽。此外，在武帝太初以后史事，更无记载。因此，班固乃缀合见闻，本“述而不作”之精神，以成《汉书》。刘知几云﹕“《汉书》家者，其先出于班固。马迁撰《史记》，终于今上。自太初以下，阙而不录。班彪因之，演成《后记》，以续前编。至子固，乃断自高祖，尽于王莽，为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勒成一史，目为《汉书》。”[6]20以为班彪《后记》续司马迁《史记》，班固则将父彪与史迁之著述断为《汉书》。据刘氏所言，大抵《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班彪则续汉武以后前汉史事，以成《后记》，附《史记》而行，即《史记》和《后记》合言黄帝至于前汉末年史事。班固见父书，决意只录汉事，故“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断一代之史，以成《汉书》。 今观《汉书》，尚可见班彪《后传》之遗。浦起龙云﹕“〈叙传〉竟不及父彪续史事，欺所生，欺万世，纠班史者当以是为首款。”[6]21细意比较《后汉书・班彪传》与《汉书・叙传》，可见〈叙传〉不言父彪“作后传数十篇”之事，故浦氏有此疑。又，顾颉刚云﹕“固之作史，接受父之遗产而欲湮灭父名，攘为己作，故〈叙传〉之中于彪之史学及其著书遂不道其一字也。”[9]顾氏承浦起龙所言，以为班固将父着“攘为己作”。二人斥之颇苛，实不必然。颜师古云﹕ 《汉书》诸赞，皆固所为。其有叔皮先论述者，固亦具显以示后人，而或者谓固窃盗父名，观此可以免矣。[7]3130 颜氏以为《汉书》之赞语具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赞语本出班彪，则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汉书》诸赞，有三处明确题为班彪所撰，分别是〈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并有两段（〈元帝纪〉、〈成帝纪〉）虽不题班彪之名，却几可肯定为父彪所撰。〈韦贤传〉、〈翟方进传〉、〈元后传〉等三篇赞语明确题为“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纪赞〉、〈成帝纪赞〉亦当出自班彪手笔。〈元帝纪〉“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句，颜注引应劭曰：“〈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7]298[ 案﹕金敞为班彪外祖父，安作璋云﹕“金敞有三子﹕涉、参、饶。成帝时，金涉以明经俭节，为侍中骑都尉，领三辅胡越骑。哀帝即位，为奉车都尉，至长信少府。而金参出使匈奴，为匈奴中郎将，越骑校尉，关内都尉，安定、东海太守。金饶为越骑校尉。”（安作璋﹕《班固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9。）] 班彪父亲为班穉，娶金敞之女为妻，故〈元帝纪〉所谓“外祖”者，当指金敞。又〈成帝纪〉“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句，颜注引晋灼曰：“班彪之姑也。”[7]330班彪之姑即班婕妤，为汉成帝之妃。观此五例，若谓班固掩夺父名，未可遽信。又顾颉刚云﹕“〈元〉、〈成帝纪〉之赞明出彪手，何以不具显彪名？可见固史未成而卒，此三传之犹留彪名者乃其刊落未尽者耳。”[9]此言亦有偏颇。班固虽死，据《后汉书》载，女弟班昭“奉诏校叙”《汉书》，倘班固有意掩用父书，刊落未尽，班昭大可尽复父名，或尽删之。其实，班氏一家共成《汉书》，《汉书》乃班氏家学，今虽题班固为作者，只是后世学者出于便捷，初非班固本意。 《汉书》继《史记》而作，故于武帝太初以前史事，多述《史记》，偶有不同，或作补充，要皆以《史记》为根本。举例而言，《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有汉人贾谊之生平事迹，如河南守吴廷尉征之、在文帝朝最为年轻等，其〈鵩鸟赋〉与〈吊屈原赋〉，《汉书》皆载之﹔惟贾谊于西汉国策影响深远，《史记》却未有录其政论之文﹔反之，《汉书》补充〈治安策〉（或名为〈陈政事疏〉），实乃《汉书》补充《史记》之重要部分。又如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载录其生平，《汉书》仍之，复补〈天人三策〉，则董生之学术思想自此了然。赵翼《廿二史劄记》云：“今以《汉书》各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10]29此言是矣。《汉书》补充文章奏疏，既可足传主之生平，亦可明前汉之国策。此等“经世有用之文”，正是《汉书》为补充《史记》而采录，乃班氏有意为之，亦是《史》、《汉》应该合看之明证。 三、袭取《史记》，独见微言大义 《汉书》袭取《史记》，世多有论之。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详细列举《汉书》因袭《史记》篇章，计六十一篇。班氏“述而不作”，大量采用《史记》，惟同中有异，《汉书》亦有删改《史记》所载太初或以前汉事，当中可见《汉书》之几个特色。 （一）自坏体例 据班彪所言，《史记》“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着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1]1327班彪以为《史记》载录传主之字、郡、县等，或记或不记，次序随意，班彪所续《后传》，自当改正如下﹕
今见《汉书》乃依班彪所言，传主先列名字，复为郡县，若有不明，则只能从缺。如上引司马相如，《史记》首列名，继之以郡、县，末列其字；《汉书》先列名字，复言郡县。此亦可证上文谓《汉书》所载多本班彪《后传》。 然而，《汉书》虽对《史记》体例之不严有所不满，却有自坏体例之举。考之《汉书》，其不依传主名字郡县序次者有之，盖有三焉，分别是〈司马迁传〉、〈王贡两龚鲍传〉、〈叙传〉。若按《汉书》全书惯例，叙写司马迁应写成“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也”云云。可是，班固并没有采用此种方式，而是袭取《史记・太史公自序》，起首即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7]2727此以历数祖先之形式，撰成《汉书・司马迁传》，实属奇笔。惟《汉书》并非《史记》，无必要历叙司马氏之先祖。如此述而不作，实出于对司马迁之尊敬。循此例，《汉书・叙传》叙述班氏祖先，[7]4197亦属自坏体例之二。此篇因属自叙先祖生平，反而不如〈司马迁传〉之强烈。至于〈王贡两龚鲍传〉，始之以“昔武王伐纣，迁九鼎于雒邑，伯夷、叔齐薄之，饿〔死〕于首阳，不食其禄，周犹称盛德焉”，[7]3055篇名似为合传，实为类传。全篇所记皆为贤德之人，近乎古之所谓逸者。考班固所以载录王吉、贡禹、龚胜、龚舍、鲍宣等五人事迹，意在“激贪厉俗”。[7]3058由是观之，班氏所以自坏体例，实乃有意为之，一为颂扬史迁，嘉其编撰《史记》之功；二为历叙先祖，颂其扶风班氏源流；三为激贪厉俗，歌颂贤德之人。 （二）有“列传”而所据实为《史记》 班固明言《汉书‧艺文志》本之于向、歆父子《别录》、《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7]1701今〈艺文志〉有班固自注，张舜徽指出篇中“凡句下之注不题姓字者，皆班氏原文”。[11]125张氏复于《汉书艺文志释例》发明班固自注之义例，言简意赅，足发人心，此处不赘。张氏《释例》“标注作者行事例”一项，尤堪玩味，其文如下： 凡事迹见于《太史公书》者，则曰有列传，如儒家《晏子》、《孟子》、《孙卿子》、《鲁仲连子》，道家《筦子》，法家《商君》，纵横家《苏子》、《张子》，《诗赋略》《屈原赋》，《兵书略》吴起、魏公子之属是也。[11]127 张氏谓“凡事迹见于《太史公书》者，则曰有列传”，《汉书》袭取向、歆父子之书，序已明言，殆无可疑。至于小注则出班氏手笔，然则“有列传”者，实为班氏视己书为续《史记》之书，且《史记》、《汉书》当合看之证。张舜徽此说实本颜师古《汉书注》，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7]1727考诸《汉志》班氏自注为“有列传”者共十一次。《晏子》八篇、《筦子》八十六篇，“列传”所指乃《史记・管晏列传》；《孟子》十一篇、《孙卿子》三十三篇，“列传”所指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鲁仲连子》十四篇，“列传”所指乃《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商君》二十九篇，“列传”所指乃《史记・商君列传》；《苏子》三十一篇，“列传”所指乃《史记・苏秦列传》；《张子》十篇，“列传”所指乃《史记・张仪列传》；《屈原赋》二十五篇，“列传”所指乃《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吴起》四十八篇，“列传”所指乃《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魏公子》二十一篇，“列传”所指乃《史记・魏公子列传》。以上十一人皆属先秦，《汉书》不可能载录此等人物，故“有列传”者，必指《史记》无疑。此亦《汉书》本于续《史记》之作，《史》、《汉》应当合看之一隅。 （三）揭露汉室之失，不虚美，不隐恶 班氏编纂《汉书》，出于对《史记》之不满，以为《史记》将汉室置于百王之末。王树民云：“《汉书》的突出特点，在极力美化封建统治者，异常地提高了统治者在历史上的地位。”[12]以为《汉书》旨在褒扬汉室。刘知几指出：“傅玄之贬班固也，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6][ 案﹕《后汉书・班固列传》云﹕“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敍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 贱守节愈矣。”（卷四十下，页1386。）亦贬斥班固之一言。] 以为班固掩饰汉代帝王之缺失，并且贬抑忠臣。 其实，《汉书》作者（班彪、班固）既为汉臣，歌颂汉德，本无可疑；至于悉数掩去汉室之恶，则未必然，冉昭德甚至称赞班固能够“不为汉讳”。[13]举例而言，《史记》、《汉书》同写汉文帝，《史记・孝文本纪》称赞其“除肉刑”，[8]428《汉书・刑法志》谓“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7]1099《汉书》不单不就文景之治加以歌颂，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轻用刑罚。朱东润云﹕“史传有了互见之例，不但重复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贬，明忌讳，但是必待研讨全书而后才能看到事实的真相，倘使谨读本传，那么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会是朦胧而不确实。”[14]“《史记》写作的特长，在于运用互见之例，常能使读者对于当前的人物，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认识。这一点特长，在《汉书》里是保留下来的，有时在运用上使人感觉到比《史记》更大胆，更灵活，因为班固所触及的人物，常常是几乎已经论定的，但是他提出其他的事实，我们不能不重加考虑。”[15]朱说是也。利用史传互见之法，结合本纪与各篇所记，便知文帝为人。至于景帝，包括其为太子时以棋盘击杀吴王太子、[ 事见《汉书・吴王濞传》，其曰：“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汉书》，卷三五，页1904。）] 即位后将老师石奋调官、[ 案﹕石奋本为太子太傅，《汉书・石奋传》云﹕“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卷四六，页2193-2194。）此可见景帝即位以后，即将老师调任，其人忘恩负义，不报师恩。] 吴楚七国之乱时以晁错之命抵祸，[ 事见《汉书・晁错传》，其曰：“吴楚七国具反，以诛错为名。上与错议出军事，错欲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后十余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敺劾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巿。臣请论如法。』制曰：『可。』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巿。错衣朝衣斩东巿。”（《汉书》，卷四九，页2301-2302）] 《汉书》皆直书而不隐。准此，如就所载内容而言，《汉书》甚具“实录”精神，而且更为“大胆”。再如〈司马迁传〉，《汉书》袭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其中有一关键句子如下﹕ 《史记‧太史公自序》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 《汉书‧司马迁传》贬 诸侯，讨大夫 王明通以为“班文删『贬天子』三字。盖班氏以为天子不可贬，而诸侯可退，大夫可讨，此为尊王之精神，亦为尊汉所本也”。[16]王说似是。吕世浩亦与王明通取意相近。[17]323然而，《史记》和《汉书》既然应该合看，《汉书》乃续《史记》之作，天子不得贬，读者但取《史记》对照《汉书》，自可见班固刻意删去“天子退”三字，欲盖弥彰，反而彰显《汉书》立意褒贬之《春秋》笔法。 （四）袭取“谤书”，勇气可嘉 《汉书》流传甚广，师授源流明确，《史记》则不然。《史记》书成以后，流传不广，至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7]2737《史记》在《汉书・艺文志》归入“六艺略”之“春秋类”，史迁外孙杨恽亦以为此书“颇为《春秋》”。[7]2889至于《春秋》笔法，史迁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并谓此书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乃“礼义之大宗也”。[8]3297,3298史迁借壶遂之口，以为《春秋》可以“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8]3299 犹如量度世事之尺，可论定是非。壶遂以为孔子生逢乱世，撰写《春秋》无可厚非，可是史迁生于汉武盛世，何以仍欲继史迁而撰《史记》。史迁之回答唯唯否否，含混其词，以为《史记》跟《春秋》不可比较，壶遂之言实谬。 《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十篇早已有目无书，今所见者实为后世所补。卫宏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8]3321葛洪所记略同。[ 葛洪《西京杂记》云：“ 汉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死，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计，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马氏本古周史佚后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事而已，不复用其子孙。”（葛洪：《西京杂记》（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卷六，页267。）可见所载与卫宏所言相类。] 据此，是有目无书者，或出武帝所削，张晏以为包括“〈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已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8]3321今所见十篇之文，当出后人所补。大抵《史记》所载，有不利于汉室皇权者，故流传不久即渐有散佚。《后汉书》载王允谓“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李贤注清楚定义何谓“谤书”，其曰﹕“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着《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之类是也。”[1]2006此等“汉家不善”之事，《史记》多有载之，故得“谤书”之名；可是，“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缗、榷酤”，三事《汉书》亦皆袭取《史记》，[ 案：《汉书》之中，“高祖善家令之言”见于〈高帝纪下〉：“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上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上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上心善家令言，赐黄金五百斤。”（《汉书》，卷一下，页62。）“武帝筭缗”则见于〈武帝纪〉“初算缗钱”。（《汉书》，卷六，页178。）“榷酤”事见〈武帝纪〉“初榷酒酤”。（《汉书》，卷六，页204。）由是观之，《汉书》悉载此三事，不加回避。] 则《汉书》亦可谓之为“谤书”乎？ 除了《汉书・司马迁传》直斥史迁之文以外，班固〈典引〉亦有对史迁之不满，其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18]班固所言引人遐思，如果班氏父子对《史记》如此不满，大可扬弃不用，另着新文。可是，《汉书》百篇之中，因袭《史记》竟多达六十一篇。吕世浩云﹕“班固之一生，皆因贪利慕荣而曲学谄媚，不惜变乱篡改《史记》之良法，其后终因攀附权凶、骄纵子弟而死。前后相较，太史公之死可谓重于泰山，而班固之死可谓轻于鸿毛。二者之高下，如是而已矣！”[17]359吕说可商。班固之死，确与攀附窦宪、骄纵子弟相关，然以为《汉书》变乱《史记》，却是太过。班固生时，学术早已定于一尊，较诸史迁而言，更为闭固。西汉中叶，武帝接纳董仲舒之上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迁编撰《史记》正在此时。《汉书》则不然。学术既已定于一尊，史家对政局之异见需要更多勇气才可出之。面对《史记》，班固只能态度谨慎以取用。《后汉书》班固本传载有一事，尤可注意。在撰写《汉书》以前，班固已尝因撰写汉代历史已为人诬告，陷于囹圄。如非固弟班超代为上书，并亲见明帝，具陈兄长著述之意，班固早已死于狱中，而不能有《汉书》之作。[1]1333由是观之，班固早已明了撰写历史之危，然不单继承父业，更加大量取用《史记》，以及对史迁之歌颂。此正反映出班固之史家精神，与史迁源出一辙。因此，《汉书》之中，班固亦必以不虚美，不隐恶，以史书为尺度，欲令乱臣贼子惧。 其实，班固袭取《史记》、自坏体例以为史迁立传，本身已是对司马迁其人其书之表扬。徐朔方《史汉论稿》：“《汉书》承袭《史记》这一事实生动地表明班固对司马迁的敬仰和崇拜。”[19]徐说是也。如果《史记》已是“谤书”，而班固又不遗余力加以袭取，再加上《汉书》续写《史记》，二书应当合看，则《汉书》必待专门传授，方可了解其微言大义，上文所言《汉书》之授受过程亦可得到佐证。 四、结语 本文讨论《史记》与《汉书》之关系，兼及《汉书》之微言大义与《春秋》笔法，可总之如下： 1.《汉书》续《史记》而作，然《史》、《汉》关系除文献互见外，尚有其他重要原因。《汉书》乃继《史记》而作并当与《史记》合看。武帝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汉书》前身为续《史记》，乃班氏家学，自班彪始撰，而班固续之。 2.袭取《史记》而独见微词。班氏父子尝批评《史记》，以为其记人姓名籍贯体例不纯，《汉书》推尊史迁，故于〈司马迁传〉自坏体例，历记司马氏之先祖。又《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有列传”，亦表明《汉书》当与《史记》合看方见甚大义所在。《史记》书成以后，少人传习，或因“谤书”之嫌。《汉书》袭取《史记》者众矣，则“不虚美，不隐恶”者不独《史记》，而《汉书》与有荣焉。 3.尊显汉室而不失《春秋》笔法。杨树达〈汉书释例〉尝谓有“微词例”，即《汉书》行文之中有《春秋》之微言大义。今观《汉书》不为汉讳之例大有所在，言有尽而意无穷，深具《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精神。吕世浩以为“班固之一生，皆因贪利慕荣而曲学谄媚”，以《汉书》之微词言之，实属可商。 參考文獻：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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