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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语阳秋》二十卷，《遂初堂书目》著录于集类文史类，《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集部文史类，《四库全书》收于集部诗文评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其为宋人诗话之善本。 是书内客广泛，主要评论汉魏以来至宋代诗人的作品，同时也涉及风俗地理、书画歌舞、花鸟鱼虫等。其诗论旨在求风雅之正，以事理为要，而不甚论语句之工拙，格律之高下。 葛立方认为诗人应“先德行而后文艺”，所以强调“作诗者，兴致先自高远，则去非之言可用”。佳句名篇不靠苦吟，而当如“子美胸中流出者，无非惊人之语”。论诗以“平淡而到天然处”为善，主张用语去陈腐，然不可追求怪奇难解之句。他认为诗人当写所见，比如描写钱塘风物湖山之美，皆诗人“顷刻所见”。他说陶诗便是因见“真境”而写“真意”，韦应物则“因意凄而采菊”，所以拟陶终不能近。 葛立方还提出“人情对境，自有悲喜”这一美感问题。他说：“人之悲喜虽本于心，然亦生于境。心无系累，则对境不变”，“盖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则对境之际，悲喜随之尔”。他正确地阐述了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感受随主体的心理变化而不同的道理，是难能可贵的。葛立方论及诗思，涉及灵感问题，也颇有见地。他说：“诗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败之则失之矣。”并认为“思难而败易”。 哈哈儿据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繁体竖排版录校。
韵语阳秋序韩愈疑《石鼓》之篇不入于诗，而杜子美之诗世或称为诗史。夫以《诗》三百篇皆出圣人之手，其不合于礼义者，固己删而弗取，岂容致疑其间。子美诗虽比物叙事，号为精确，然其忧喜怨怼，感激愤叹之际，亦岂容无溢言。余以是知观古人文词者，必先质其事而揆之以理。言与事乖，事与理违，则虽记言之史，如《书》之《武城》，或谓不可尽信；质于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则虽闾巷之谈，童稚之谣，或足传信于后世，而况文士之词章哉。吏部侍郎葛公博极群书，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尝著《韵语阳秋》廿卷，自汉魏以来，诗人篇咏，咸参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废言，质事揆理，而惟当之为贵。至于有益名教，若悖理伤道者，则反覆评论，折衷取予，以示劝戒。振六义于古诗既亡之后，发奥赜于灵均未睹之先，又岂若世之评诗者，徒揣其句语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于月露风云、花木虫鱼形状之间而已哉！公既殁，或请其书镂板以传世，辄掇其大旨，书于篇末，使览者得详焉。乾道二年八月既望，右朝请郎行秘书省校书郎兼权户部员外郎沈洵题。 韵语阳秋自序懒真子既上宜春之印，归休于吴兴，泛金溪，上我先人之弊庐，归愚识夷涂，游宦泯捷径，湛然胸次，不挂一丝。而多生习气，尚牵蠹简，虽不能如毛苌、郑康成泥虫鱼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穷愁之书。未谙王氏之青箱，懒问董生之朱墨，独喜读古今人韵语，披咏紬绎，每毕景忘倦。凡诗人句义当否，若论人物行事，高下是非，辄私断臆处而归之正。若背理伤道者，皆为说以示劝戒。书成，号《韵语阳秋》。昔晋人褚裒为皮里阳秋，言口绝臧否，而心存泾渭，余之为是也，其深愧于斯人哉！若孙盛、檀道鸾、邓粲各有《晋阳秋》，是皆不畏人祸天刑，率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惟不敢，亦不暇。隆兴甲申中元，丹阳葛立方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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