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征服南宋战略计划考

学界公认忽必烈1252年远征大理乃为实施“斡腹之谋”，以备蒙军日后迂回包抄、南北夹击南宋，但前人尚未对“斡腹之谋”来龙去脉或蒙古征服南宋战略计划进行过系统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斡腹之谋”一词语源或出台时间的考证，分析探讨成吉思汗是否已有征服南宋战略计划，及其与“斡腹之谋”之关系。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斡腹之谋”出台时期

笔者检诸现存史籍，发现“斡腹之谋”一词最早当出自南宋蜀人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全疏内容及考订依据如下：

臣自就列以来，便阅广西经略司据岑邈、谢济所申，以为敌（蒙古）已破大、小云南。云南与广西为邻，审如所申，广西事体直可寒心。今庙筭深长，必能选有威风大臣控扼广西，如招兵积粟等事，或通湖南，或通广东，想皆次第施行，筭无遗策矣。而臣之愚见，则以为上流尤所当备。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当时说者皆以为迂。今闻泸州（今四川泸州）安抚司所申密院事，称西蜀南蕃蛮王阿永申，敌攻打大理国，并杀死姚州（今云南姚安）高庆节度，见在大理国内屯驻，四向生蛮悉皆投拜。乌蒙国都蛮王阿吕申，本蕃鬼婆带领军马往后蕃，见敌兵深入攻打邛部川界分，便破散小云南国。见敌兵在大理国界分驻扎，言说今冬再回求路，要出汉地。此皆去岁事也，若然，则是小、大云南悉皆狼狈，迫我后户矣，讵可不为关防哉！试将蜀西、湖北之与南蛮接者，为陛下条陈之。

南方诸蛮之大者，莫如大云南，其次小云南，次乌蒙，次罗氏鬼主国。其他小国，或千百家为一聚，或二三百家为一族，不相臣属，皆不足数，而其他皆蜀之徼外诸蛮，接黎州（治今四川汉源清溪镇）。大度河之对有所谓邛部川，邛部川之后即小云南也。邛部川之下即两林、虚恨蛮，虚恨之下即马湖大江蛮之部族夷都蛮也。马湖大江蛮每借两林、虚恨、邛部川路贩马于青羌（吐蕃一小部落，居于黎州西南、大渡河之外）、弥羌，时有好马至叙州（今四川宜宾）互市，皆得之西方。马湖一江自叙州入江至开边寨，右去为大江蛮，左去为小江蛮，小江即乌蒙部落也。乌蒙疆界稍大于诸蛮，可为云南之次，所有之地随小江而上，绕出大江、两林、虚恨之后，与小云南相接。乌蒙之下即吕告蛮，吕告之下即阿永蛮，其他皆与蜀之诸郡接。由邛部川可通黎州大渡河，由虚恨可通峨眉县（今四川峨眉山市）中正寨，由夷都可通犍为县（治今四川犍为县南清溪镇）沐川寨，由大江蛮可通宣化县（治今四川宜宾西北蕨溪镇北宣化坝）崖门及叙之开边寨，由吕告可通长宁（治今四川长宁南70里双河镇），由阿永河可通泸水之江门寨（今四川叙永县北永宁河西岸江门镇），此皆通行往来之路。今小〔当为“大”之误〕云南已困，小云〔此处当脱“南”字〕已亡，若乌蒙次第皆破，则驱诸蛮，行熟路，嘉定（今四川乐山）、泸、叙、长宁皆可至矣。而臣之所忧，又恐其捷于湖右。盖阿永与播（今贵州遵义）接，而泸之仁怀、绥远寨实出播州之境，又与思（今贵州务川）、播相连，而思、播可连南平（治今重庆綦江县南120里赶水镇）、珍（治今贵州正安东北）、黔（今重庆彭水）以出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初无关隘，止以山箐为限，可十日；自乌蒙来吕告，亦可十日；自吕告来阿永，可八九日；阿永来播州，可七八日；播至鼎、澧亦不过旬日；而罗氏鬼主国在思、播之后，亦可透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万一计出于此，不但蜀边腹背受敌，而湖右之腹心先溃，可不畏哉！

臣谓广西固当备，蜀西之南徼、湖北之南鄙尤当备。盖广西犹可诿曰炎瘴之毒，非彼所宜。在蜀西、在湖北，则并炎瘴无之矣。以冀北之马，而行于无所障碍之乡，其锋何可当耶！臣以为叙州两江之会，当用桑愈之说，增兵屯驻，扼塞要冲。思、播田、杨之族，当推赤心置其腹中，相为犄角，以为乌蒙国之藩篱，使借兵出汉之谋不得逞，则西蜀之南徼屹然如金城之不可拔。辰、沅之间，当用史子翚之策，增兵屯鼎、澧之间，当臣寮之说，选择宪守，以为罗鬼国之前拒，使斡腹旋出之师不可得进，则湖北之南鄙截然如中防之制水矣。然在蜀者，宜申敕蜀帅使之用力关防，毋为轻敌之举。在湖北者，宜亟建荆阃，使之尽心区处，毋为漫浪之计。不然，则长江在吾北，不足为吾之限制，而江以南为其所躏躤，宗庙社稷将何地而置安哉！

臣连疏求去，蒙陛下宣谕，强颜复留，偶闻广西之事，其敢自嘿？比之经筵，虽尝略言其概，犹未详。今为陛下底里言之，惟陛下密与二三大臣图之，臣不胜俟命。[①]

吴昌裔1235年底任监察御史，“然才七阅月以迁”，[②]次年七月改任太常卿兼史事，[③]此后“屡疏引去，不许”，遂“以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④]吴昌裔离京赴蜀行至丹阳（今江苏丹阳）、建邺（今江苏南京）时因病暂往宣城（今安徽宣州）投奔其兄吴泳，后又退居苕溪。[⑤]吴昌裔1238年八月改任婺州（今浙江金华）知州，[⑥]1240年二月卒于任上。[⑦]前人据吴昌裔此奏所言“臣自就列以来”、“臣连疏求去，蒙陛下宣谕，强颜复留”，及其1236年十二月初一“视朝转对”所上《论本朝仁政及边事奏》诸事，推断此奏上于其在京朝班“就列”之时端平三年（1236年）十二月初一之后、嘉熙元年（1237年）上半年离京赴蜀之前。[⑧]此说可从，但笔者以为可进一步推断此奏上于端平三年十二月初一后的当月，理由如下：

吴昌裔曾上《论救蜀四事疏》，据此疏所言“端平乙未（1235年），虏（蒙古）侵汉沔，汉沔以内，生聚未尽空也。迨至去冬，其祸甚惨”、“陛下乃睠西顾，不忘远民，首命枢臣，肇建宣阃”、“臣猥以书生，不识事务，误蒙恩命，俾赞军筹（即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特捐内帑金帛千万余缗，以为臣（李）埴建阃之费”、“右四件事，并皆至切至急之务，故臣昼夜思度，首进此说”，[⑨]及宋廷1237年正月辛酉（初九）命李埴为四川宣抚使一事，[⑩]此疏当上于1237年正月宋廷命李埴宣抚四川、吴昌裔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后不久。[11]由上文所言吴昌裔晚年仕途经历，可知《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论救蜀四事疏》之前的端平三年十二月至嘉熙元年正月期间；而吴昌裔言“臣十年前闻敌有斡腹之谋”，则“十年前”的1227年或1228年其始风闻此谋。

吴昌裔为潼川府中江（今四川中江）人，与吴泳“既同万里之造朝，复共一麾而出守”，[12]而同时离蜀入朝为官。吴泳1228年二月二十一日“祗受都堂审察之命”，[13]1236年言“臣自离乡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14]1237年又言“十年之簉朝行，亦靡论事奇奇之操”，[15]足证其与吴昌裔1228年春已离川至行在杭州。蒙古军1227年春首次攻掠南宋四川西北，与宋军第一次正面交锋，史称“丁亥之变”，吴昌裔当时适在蜀为官（通判眉州或权汉州），[16]其当年在四川，而不是次年在行在，始风闻“斡腹之谋”最合情理。此外，成吉思汗1227年七月驾崩后，窝阔台1229年八月始即汗位，成吉思汗驾崩后、拖雷1231年假道于宋以伐金之前，蒙军攻金战略先后为游骑窥关陕、重兵攻关河。[17]显而易见，成吉思汗1227年七月驾崩后至1228年期间，在汗位空悬政局不稳、蒙古统治者上层对成吉思汗假道灭金遗诏尚存疑虑而此后多年不予执行的背景下，蒙古军不可能新制定出假道大理以平南宋的“斡腹之谋”，“斡腹之谋”当出台于成吉思汗在位时期。

关于蒙军1227年攻蜀战略企图，宋人多理解为“不过如汉时匈奴以胡骑兵驰禾稼，五代时契丹纵番兵入打草谷”[18]般四处寇掠。但蒙军此次自金朝西境攻入蜀西时曾“驾言取金、夏”，退兵后“乡道渠已熟”；[19]成吉思汗平定西夏之役时，“夏人有献策者，令其由金（今陕西安康）、洋（今陕西洋县）出襄、汉，入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州）。时宋郑损为四川制置，无以遏之，自利（今四川广元）顺流，奔自果（今四川南充北）、阆（今四川阆中）间。适大行（成吉思汗）遗诏其兵遽回，自后遂以通好为名，觇宋蜀道”，[20]说明蒙军1227年入蜀乃奉成吉思汗之命实施假途捣汴战略。而吴昌裔当年很可能认为蒙古军战略企图并非仅为借道灭金探路而来，且所闻“斡腹之谋”亦非虚传，以致“当时说者皆以为迂”。

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笔者推断《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上于宝庆三年（1227年）吴昌裔始风闻“斡腹之谋”后的十年，即端平三年十二月。既然蒙古军首次攻蜀的1227年吴昌裔已风闻“斡腹之谋”，“斡腹之谋”当出台于此前成吉思汗在位时期。

广西为南宋腹地，广西经略安抚使端平年间为赵师恕，其很可能在1236年向宋廷上奏蒙古已平大理时将“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之策称为“斡腹”，而与宋人所称蒙古进攻四川之“扼吭（或批吭）”、荆襄之“拊背（或捣背）”、两淮之“捣胁（或抵胁）”战略相对应。“斡腹之谋”一词可能为赵师恕在端平后期所创，吴昌裔1227年盖仅风闻蒙古欲假道大理自广西平宋之事，其1236年再次“偶闻（借路云南，图我南鄙）广西之事”，因之前经筵上“略言其概，犹未详”，当年底遂又向宋理宗专门上了一道《论湖北蜀西具备疏》。下面再仔细分析一下此疏与本文论题相关的若干内容，以进一步说明此疏上于端平三年十二月，“斡腹之谋”出台于成吉思汗时期。

1236年七月吴昌裔任太常卿兼史事“就列以来”便已阅广西经略司据邕州（今广西南宁）羁縻州一部族首领岑邈与（汉族官员）谢济所申蒙古已破大、小云南牒报，其时不免耸人听闻，但恰好反映1235年宋蒙正式开战后当年或次年广西及周边诸蛮已风闻“斡腹之谋”，以致有蒙古已征服大理谣传。“西蜀南蕃蛮王阿永”，即阿永蛮部族首领，1236年向泸州安抚司所申蒙军攻打大理、杀死姚州节度使高庆之事并不属实，高庆1245年始“充姚州、会川（今四川会理）等节度”，1250年去世。

[21]乌蒙首领阿吕1235年所申蒙军攻打邛部川、破散小云南而欲1236年冬绕出汉地之事，当亦系谣传，蒙军1235年仅进军至四川沔州（今陕西略阳）、文州（今甘肃文县）一带，1236年亦仅深入至蜀西邛州（今四川邛崃）、嘉定而已。端平后期，蒙军尚未自黎州渡大渡河深入至邛部川地界，其时四川、广西境内或沿边云南诸蛮纷纷向南宋申报蒙军进攻大理之事，说明“斡腹之谋”已流传至四川、广西境外诸蛮，并对诸蛮造成极大震动和恐慌。端平年间，蒙军虽尚未进攻大理，但“兵有先声”、[22]“军志之所谓先声后实”，[23]蒙军正式对宋开战伊始很可能声言欲假道大理以“斡腹”攻宋。

史载“积习至于去冬（1235年），庙堂条具边事，夔帅（疑为《昭忠录·和彦威等传》所载嘉熙元年之“夔州路安抚卢普”）申明事宜，则又欲置襄州一屯于金，移田家（即思州）一军于戎（即戎州，后改称叙州）”，[24]可知1235年冬夔帅已提出调思州田家军移屯叙州，这与“增兵屯驻（叙州），扼塞要冲。思、播田、杨之族，当推赤心置其腹中，相为犄角”的“桑俞之说”颇为相似。1236年蒙军深入四川腹地后，四川抚谕使杨恢曾“自言由简（治今四川简阳西北绛溪河北岸）入泸，誓死以报，欲招泸、叙、荣（今四川荣县）州、长宁诸寨之丁以图进讨，借兵于西南诸蕃以壮军声”。[25]可知宋蒙正式交战不久，南宋一些地方守臣为防备蒙军自间道进攻四川，已计划结约四川周边西南诸蕃、思播两州以共抗蒙军。

为防备蒙军透漏至湖右腹心地区，吴昌裔以为“在湖北者宜亟建荆阃”，荆州即江陵（今湖北荆州），此前其已与杜范奏请宋廷“重江陵之镇”，然“至今（1236年三月）未闻有大措置”。[26]江陵东连吴会，西控巴蜀，素号重镇，而为兵家用武之地。嘉定年间，京湖制置使赵方以金军大举南下而自荆州移治襄阳，“而后之为帅者，因仍勿改。兵甲之利，财赋之源，又挈而归制司，则荆州不过拥一空城而已，是襄阳重而荆渚轻也”。[27]结果导致江陵在1235年屡遭蒙军围攻，宋军统制李复明战殁于城西。[28]针对宋廷重襄阳轻荆州之举，魏了翁1236年春曾上书左丞相郑清之“制阃当移置江陵，而襄阳以安抚都统司实之，此赵彦仁（即赵方）未移司以前旧规也”；[29]吴泳1236年二月亦曾上奏宋廷“宜复还旧制(即京湖制司由襄阳迁回江陵)，仍正使名，俾之自为战守，勿使他司干预”。[30]1236年春襄阳经北军兵变而毁为焦土后，宋廷被迫任命别之杰为京湖制置副使，“权正司职事”，“暂移司江陵”。[31]1237年三月，宋廷又命孟珙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抚副使，同时命别之杰改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32]这很可能是宋廷听取了吴昌裔1236年冬所言“亟建荆阃”之举。由上可见，宋蒙正式开战之初，南宋时人已视江陵战略地位高于襄阳，地处“次边”之江陵较“极边”之襄阳更适宜制阃置司。因此，以成败论英雄而备受称道的忽必烈时期以襄阳为战略主攻方向的“捣背”平宋之策，实际上并不比蒙古前四汗时期以大理为跳板的“斡腹”平宋战略高明。

1236年十一月，宋廷曾“诏侍从、两省、台谏、卿监、宰掾、枢属、郎官、钤辖，各陈防边方略”。[33]当年冬，杜范上奏宋廷言：“闻刘杰之所报，谓一旦抽去重兵，意图他路攻入。湖之南北与蜀道通，或有为之向导者，出我不备，捣我腹心，陛下其何将以为计。”[34]1237年二月，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郑性之上奏宋理宗：“公安（治今湖北公安西北）置立重屯以为江陵屏蔽，又欲于鼎、澧之间招万兵，以制猺蛮，以防蜀道。”[35]杜范、郑性之所言与“桑愈之说”、“史子翚之策”，以及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实际上均为防遏蒙军自间道攻宋。可知蒙军1235年、1236年自正面大举进攻南宋“三边”防线后不久，宋廷一些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南宋不仅将时有“北顾之忧”，且预计蒙军可能自间道攻宋而即将面临腹背受敌之忧，尤其是非常关注蒙军“斡腹之谋”，从而开始担忧广西、蜀西南徼、湖北南鄙等地防务，但其时宋廷并没有对“斡腹之谋”予以充分重视而大力加强这些地区防务。

通过对“斡腹之谋”出台时间的考证，可窥蒙古欲征服南宋蓄谋已久，在尚未平定西夏、金朝、吐蕃之前的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已有假道大理远征南宋战略计划。进而言之，“端平入洛”仅为促使蒙古提前对南宋正式开战的导火线或借口，蒙古灭金后迟早要南下攻宋。窝阔台汗同南宋全面开战，蒙哥汗命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及周边安南（今越南北部）、罗殿、罗鬼、自杞诸蛮以经广西攻宋，均乃执行成吉思汗既定平宋国策，“斡腹之谋”并非蒙哥汗时期始出台的灭宋战略计划。

二、成吉思汗与“斡腹之谋”之关系

上文虽已考“斡腹之谋”出台于成吉思汗时期，但笔者尚未发现史料可证“斡腹之谋”乃成吉思汗所定，其与“斡腹之谋”关系或在此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值得探讨。“斡腹之谋”出台时，承唐代地方势力崛起与叛乱之流弊遗患，除金朝与南宋两大政权南北对立外，蒙古西南之西夏、吐蕃、大理、乌蒙、乌琐（乌撒）、罗甸、罗鬼、自杞、特磨道、安南等政权均割据一隅。“斡腹之谋”最关键假道对象大理（后来亦包括安南）与蒙古本部距离甚远，可谓风牛马不相及；蒙古军欲实施“斡腹之谋”又必须借路吐蕃诸部，甚至平夏灭金，以免后方挚肘。因此，“斡腹之谋”酝酿出台之初并非简单平宋之策，实乃在一统昔日李唐故土基础上完成盛唐吞并四夷未竟之志的全盘的庞大战略计划。“斡腹之谋”出台时蒙古周边诸国并峙的复杂政治形势背景、武力平定多国的必备实施前提、长期劳师远征的繁重军事任务或巨大实施难度，决定了此策首倡者或决策者绝非等闲之辈。

关于蒙古对外用兵的高层决策机制，史载“若行军用师等大事，只鞑主自断，又却与其亲骨肉谋之，汉儿及他人不与焉”，[36]但基本可肯定“斡腹之谋”不可能完全为成吉思汗个人之见或蒙古诸王忽里勒台集体军事智慧结晶。因“斡腹之谋”主要与进军路线或战略主攻方向密切相关，此策出台前要求蒙古对假道攻宋必经之地的地理形势有一定了解。十三世纪蒙古族人因四处征伐对当时中国与世界地理知识的了解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而成吉思汗对与蒙古本部并不接壤之吐蕃、大理的间接认识很可能来自他族士人之口或一幅较完整的舆图，不排除外族人士参与或辅助其制定“斡腹之谋”的可能性。1234年十月，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真德秀曾上奏宋理宗言当年出使南宋的蒙古使者王檝所云“鞑相移剌楚材（耶律楚材）曾上平南（即南宋）之策，与王檝议不合”一语当“似实语”。[37]王檝对南宋主和，曾多次赴宋交涉和议而未成；耶律楚材对南宋主战，南宋若不投拜便欲武力征服，其曾威胁出使蒙古的南宋使者道：“你们只恃着大江，我朝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里海里去。”[38]耶律楚材所献平宋之策不得而知，史载其“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且“帝（成吉思汗）每征讨，必命楚材卜”，[39]以其经天纬地之才及在入仕蒙古汗廷儒生中最受成吉思汗恩宠之尊贵地位，不难想象其可能在“斡腹之谋”出台过程中向成吉思汗建言献策，而欲假手如日中天的新兴蒙古平定西夏、金朝、大理、南宋，实现其结束天下四分五裂局面的政治抱负。

“斡腹之谋”实施的重要前提是平定金朝、西夏、吐蕃、大理（后亦包括安南），不妨根据成吉思汗征讨上述诸地军事计划或行动进一步窥测其与“斡腹之谋”关系。

其一，蒙金世仇，成吉思汗于金章宗时期已在金朝降俘、诸糺建言下有征讨金朝军事设想，后虽定议致讨，但未敢轻动，直至其1206年称汗当年始议伐金。[40]蒙金战争1210年始正式爆发，导火线是当年金朝欲伏击袭杀赴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吉生太镇城卜子古城）入贡的成吉思汗以绝北方边患，根本原因乃成吉思汗欲入主中原。

其二，金将郭宝玉1211年乌沙堡之役归降蒙古后、癸酉（1213）年前，“帝（成吉思汗）将伐西蕃（泛指吐蕃诸部），患其城多依山险，问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41]成吉思汗至迟1213年当已有远征吐蕃诸部军事计划，且对吐蕃城池状况已有所了解。1226年速不台从征西夏之役时兵锋曾远至西蕃边部，蒙古军1232年前又攻掠吐蕃东部木波国，1239年又首次用兵吐蕃腹地或中藏。

其三，拉施都丁曾间接提及成吉思汗约在攻降唐兀惕（即西夏）后、遣哲别西征屈出律前的1218年当年已有远征哈剌章（即大理）战略计划，[42]但拉施都丁误以为哈剌章为金朝邻国，距离蒙古亦不远，且成吉思汗计划远征大理前已征服吐蕃。成吉思汗其时远征大理战略企图虽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并非孤立或偶然的，此计划以和平假道或武力征服西夏、吐蕃为前提，将其与“借路云南，图我南鄙”的“斡腹之谋”、1244年蒙古军首次假道吐蕃腹地远征大理九和、1253年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后于1258年与1259年两度自大理进攻广西诸事联系起来考虑，可以推知成吉思汗远征大理可能仅为获取进攻南宋跳板而已，最终战略目标是假道大理以平宋。成吉思汗时期出台的“斡腹之谋”盖并非一朝一夕而成，而当源于其时假道西夏、南宋灭金战略。

其四，西夏可谓蒙古灭金平宋过程中重要假道对象，成吉思汗对金开战前的1205、1207、1209年三次亲征西夏，战略目的为“恐西夏议其后”，[43]避免伐金时遭西夏与金朝首尾夹攻。据汪古部自金朝归附蒙古后“渐并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即西夏）。不数年，河西州郡悉为所破，又获夏国伪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44]成吉思汗征讨西夏军事计划当为汪古部人献策。郭宝玉1211年乌沙堡之役降附蒙古后当年或次年被木华黎引见至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45]“中原”指金朝，“西南诸蕃”即金朝或蒙古西南之西夏境内诸部族，而并非前人普遍以为的大理诸蛮。先取“西南诸蕃”“藉以图金”实乃假道西夏攻金战略。

成吉思汗晚期，蒙古久攻金朝而“渡（黄）河不能，入（潼）关不可”，[46]“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或教之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47]成吉思汗1225年自西域返回漠北后便决定绕至黄河上游假道西夏、南宋四川攻金，于是“大军（蒙古军）乃用力于西夏，数年，灭之。夏人有献策者，令其由金、洋出襄、汉，入唐、邓”，[48]“于是破西夏，逾积石（今青海循化），践蜀境”。[49]可见1227年蒙古灭西夏、践蜀境乃为实施假道灭金战略，当年吴昌裔风闻“斡腹之谋”一事反映蒙古在假道西夏、南宋灭金战略基础上又欲假道大理经广西以平宋。针对“至完颜守绪立（1224年即位），鞑遣使来我朝（南宋），假道淮东趋河南攻金，我朝不答。（1226-1227年）鞑乃用力先灭西夏，（1231-1232年）乃自蜀由金、洋出襄、汉，入唐、邓”[50]之事，蜀人李鸣复“鞑与金交战几三十年，金未尝不守河也，而其师不由河以济；未尝不守关也，而其骑不由关以入”、[51]“彼（蒙古）其奸谋诡计，未必不曰（黄）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则（长）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窥我（南宋）”[52]之言，可谓道破了蒙古对宋正式开战前已预知南宋长江防线与金朝关河防线一样难以遽破，而欲以“斡腹之谋”绕至长江上游假道吐蕃、大理迂回攻宋。

其五，蒙古灭金平宋战略并非局限于假夏攻金、假宋攻金、假滇攻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鄙”的“斡腹之谋”至迟1241年初已发展为“或言虏谋自安南斡腹”，[53]“牒报鞑谋由交趾趋邕、宜（今广西宜州），[54]简言之假交攻宋。安南与大理皆成为蒙古平宋假道对象，安南地理位置较大理更便于攻宋，因安南与广西邕州、钦州接壤，而大理与广西尚隔有特磨道、自杞、罗甸、罗鬼。因史料所限，现无法确定成吉思汗是否已有远征安南军事计划，但可证蒙古假道安南攻宋计划至迟始于窝阔台汗晚期而耶律楚材尚为官在任时期。

由上观之，成吉思汗征讨西夏、金朝、吐蕃、南宋的军事计划或行动皆有降俘、诸糺等外族人士参与，且酝酿军事计划与付诸军事行动之间均有一定时间间隔，“斡腹之谋”出台于成吉思汗时期而真正付诸实施于蒙哥汗时期并不为奇。史籍明载西夏亡国时夏人曾建言由金、洋出襄、汉入唐、邓；绕至河尾假道西夏以蹙金之策盖为金人所献；绕至江尾假道吐蕃、大理（乃至安南）以平宋之策当亦出自外族人士之口，而可能为耶律楚材。史载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灭国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勋伟迹甚众，惜乎当时史官不备，或多失于纪载云”，[55]“斡腹之谋”出台于其在位时期亦是其雄才大略的有力证明。

关于成吉思汗与“斡腹之谋”关系，至少有两点可肯定：其在位时（至迟1218年）已有明确远征大理战略设想，麾下蒙古军并有对吐蕃诸部、西夏、金朝、南宋的军事行动；“斡腹之谋”经酝酿后当已被其批准或通过蒙古诸王朝会公议，成为蒙古前四汗时期既定不变的平宋战略方针，因而其时均有蒙古军实施“斡腹之谋”的军事行动。

首先，成吉思汗为遂其灭金之志，曾主动争取与西夏、南宋结盟共抗金朝，其1209年首次围攻西夏中兴府（今宁夏银川），武力逼迫西夏与其“约为兄弟”[56]之国，以迫使西夏派兵从征金朝；其1218年遣葛葛不罕出使南宋。[57]宋廷1221年又遣苟梦玉赴西域觐见成吉思汗，向蒙古请和通好，成吉思汗遣噶哈护送苟梦玉回国。[58]据金将郭元振1222年春上奏金廷“近得（蒙古军）俘者言，南（南宋）北（蒙古）合兵将攻河南、陕西”，[59]可知其时南宋正与蒙古谋划腹背夹攻金朝。为假借如日中天的新兴蒙古之手灭金复仇复土，宋廷不惜允诺向蒙古假道（巴蜀）、借师、输粮；而成吉思汗可能自苟梦玉或金朝降人处获知宋军战斗力低下，懦弱怯战，其西征回师后南宋并未如约与蒙古合兵攻金，不免易使其产生轻宋之心，甚至灭宋之志。

其次，有迹象表明成吉思汗已着手开始初步实施平宋战略计划，其1227年春留军围攻中兴府、率军渡黄河亲征金朝陇西的同时，蒙古曾遣使携两金牌一至南宋四川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一至秦家坝（今陕西略阳西北），自谓受命于天，要求南宋投拜。[60]在南宋君臣尚未答复蒙古“通好”而非“讲和”前，一支蒙古军已在四川边徼吐蕃部族引领下自金境攻入四川，后“适大行遗诏其兵遽回”，[61]因而战前至四川的蒙古使臣很可能为成吉思汗所遣，其当已许可蒙古军若南宋不投拜便可直接开战，此役并非蒙古军将帅擅启边衅。虽史载蒙古军入蜀时“驾言取金、夏”，[62]但其时西夏已投降在即，并没有军民出逃至南宋或金朝境内，蒙古军欲平定西夏无须假道四川，其入蜀真正战略目的为“取金、宋”更合情理。西夏灭亡前夕，成吉思汗遣军自西夏攻入金朝西境后又转攻南宋四川，实乃着手初步实施假道（西夏、南宋）灭金战略与“斡腹之谋”，显示了其灭夏亡金平宋之志。

再次，1226年名将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选择西夏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黑城遗址）为战略主攻方向，度大碛长途奔袭黑水城后经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迂回包抄中兴府，并分兵攻掠西夏南境黄头回纥、吐蕃边部与金朝兰（今甘肃兰州）、会（今甘肃会宁县郭城驿镇）、镇戎（今宁夏固原）等州以切断西夏南逃之路，表明成吉思汗灭夏战略为“斡腹”。宋人所谓“假途捣汴（今河南开封）”、[63]元人所谓“取道灭金”[64]战略被成吉思汗临终前以遗诏形式正式确定为灭金战略方针，郝经将拖雷“由金、房（今湖北房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称为“斡腹之举”，[65]道明了成吉思汗灭金战略亦为“斡腹”。将“斡腹之谋”与成吉思汗驾崩前所留秘不发丧而对中兴府出降军民屠城、假道南宋灭金的遗诏联系起来，可推知其临终前已给后继者确立了平定西夏、金朝、南宋的战略方针。成吉思汗或前四汗时期灭夏、灭金、灭宋战略实际上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均为“斡腹”。笔者虽未发现史料可证“斡腹之谋”为成吉思汗所定，但纵观前四汗时期宋蒙战况可知蒙古军在逐步付诸实施“斡腹之谋”，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汗、乃马真后、贵由汗、蒙哥汗均在执行这一军事计划。蒙古军实施“斡腹之谋”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证明“斡腹之谋”乃成吉思汗既定灭宋战略计划，“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66]的蒙哥汗则为此计划最坚定不挠实施者。遑论成吉思汗是否为“斡腹之谋”首倡者，其在位时作为蒙古最高决策者，在“斡腹之谋”出台过程中的最大作用当是确立“斡腹之谋”为平宋既定国策而留待后继者执行。

三、余论

蒙古与西夏、南宋政治上均曾臣属金朝，铁木真称汗伊始对金朝图谋起兵自立，不再称臣纳贡，但长期未定伐金决心，直至其获知庸懦之卫王允济继位之事后始不再以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67]而欲取而代之，其此后萌生的已非仅如西夏开国君主元昊为帝图皇、割据称雄之心，而是一统夏金宋、征服天下之志。因此，无论与蒙古接壤之西夏、金朝，还是遥远之吐蕃、大理、南宋，均被成吉思汗纳入其征服计划之内。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对西夏、吐蕃、南宋的军事行动均服务于开辟新的进军路线以平定金朝这一战略目标。成吉思汗临终前“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今河南开封）”[68]之言，以及蒙古1234年与南宋合兵灭金、次年便转而对宋全面开战之事，说明成吉思汗假道灭金遗诏或“斡腹之谋”实际上乃假途灭虢以亡虞之策。北宋与金朝合兵灭辽反被金朝吞并，南宋与蒙古会师灭金而遭蒙古征服，两宋皆因外交失策、军力不振而招亡国之祸。

1255年二月，宋廷始确认蒙古欲假道大理攻宋的“广西之传”不虚，蒙军果真有“斡腹之谋”。[69]1257年秋，宋人又获知蒙军进攻安南而欲假道安南攻宋的“安南之报”，次年始确认蒙古欲假道安南攻宋的“安南之传”不虚。至此，宋廷最终正式确认蒙军果真有假道大理、安南经广西北上攻宋的“斡腹之谋”。事实上，“斡腹之谋”形成于蒙古尚未平夏灭金、宋蒙尚未正式开战的成吉思汗时期，说明成吉思汗灭宋之志酝酿已久，反映了其入主中原的雄心壮志，亦证明蒙古平定夏金宋之役并非纯粹的野蛮武力征服，而具有统一中国的性质。成吉思汗在蒙元统一中国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作用之一，是平定西夏并为后继者确立灭金平宋的既定战略方针，即假蜀捣汴与“斡腹之谋”。

前四汗时期，“斡腹之谋”或“斡腹”较“扼吭”、“拊背”、“捣胁”可谓蒙军攻宋最重要战略。以“斡腹之谋”为视角，既可从战略高度对前四汗时期宋蒙战史以及蒙古与吐蕃、大理、安南诸蕃关系史进行新的探讨，又可深入研究前四汗时期与忽必烈时期蒙元统一中国战略的异同。“斡腹之谋”为达到避开南宋长江防线目的，计划史无前例穿越难以通行的青藏高原进而借路大理迂回包抄南宋薄弱后方广西，本质上乃蒙军“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矟，猎取之若禽兽然，聚集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鞭弭所属，指期约日万里”[70]的典型国朝用兵习俗。而忽必烈时期自襄樊正面攻宋的“拊背”战略则为汉家兵法，“斡腹”与“拊背”为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平宋战略。1259年蒙哥汗实施“斡腹之谋”战略计划虽以失败告终，但并不能因此否定或低估“斡腹之谋”重大历史意义。“斡腹之谋”可谓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制定的统一南方汉族王朝最伟大战略之一，蒙军为实施“斡腹之谋”而亡西夏、灭金朝、收吐蕃、定大理、臣安南、破乌蒙、降罗鬼、刬自杞、平罗殿，所开疆扩土已占元朝版图半壁江山，从而为蒙元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即放弃前四汗时期平宋既定战略——“斡腹之谋”，但又长期制定不出新的灭宋战略计划，1268年始力排众议，采纳南宋降将刘整1267年所献而当时曾被廷议否决的先取襄阳以图南宋之策。襄阳1236年春经北军兵变成为废城至1251年夏被宋军收复长达十几年间对宋蒙战局无丝毫影响，塔察儿1257年围攻襄樊数月不克后，次年蒙哥汗便命忽必烈转攻鄂州。蒙军1259年自黄州（今湖北黄冈）黄陂县沙武口成功透渡长江之事，证明鄂州较襄樊更容易突破南宋长江防线。仔细对比蒙古前四汗时期与忽必烈时期平宋战略，可以发现忽必烈军事才能远逊于其祖父成吉思汗，甚至其兄蒙哥汗。如果蒙哥汗驾崩后根据忽里勒台选举出的第五任蒙古大汗为阿里不哥或非忽必烈的其他诸王，“斡腹之谋”将继续付诸实施，蒙军若避开长江防线而自大理、安南北上平宋必然会加速征服南宋进程。同时，平宋之前，蒙古铁骑很可能将如彻底消灭不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西夏一般让安南在历史上消失，以作为安南违背1258年七月与兀良合台部蒙军在安南富令州会师北上攻宋约定的惩罚。忽必烈采纳汉族儒士自立为帝之策，导致大蒙古国政治分裂、长期内战；其弃用“斡腹之谋”而改用“捣背”战略攻宋，实际上为一大失策，推迟了蒙古平宋进程。

[①][宋]吴昌裔：《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明]黄淮、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4403-4404页。

[②]《宋史》卷408《吴昌裔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304页。

[③][宋]吴昌裔：《论本朝仁政及边事奏》，《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第4400页；《宋史》卷42《理宗本纪二》，第811页。

[④]《宋史》卷408《吴昌裔传》，第12303页。

[⑤][宋]吴泳：《鹤林集》卷35《侍制侍郎弟圹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宋]吴泳：《鹤林集》卷24《知温州丐祠奏状》。

[⑦][宋]吴泳：《鹤林集》卷35《抚机弟墓志》。

[⑧]郭正忠：《耻堂奏札与蒙攻云南——兼涉晚宋一项岁收年代的考辨》，《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⑨][宋]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历代名臣奏议》卷100《经国》，第1363-1366页。

[⑩]《宋史》卷42《理宗本纪二》，第812页。

[11]《全宋文》收有吴昌裔33篇奏疏，据笔者一一考证，仅此奏上于嘉熙元年，其他均上于端平年间。

[12][宋]吴泳：《鹤林集》卷24《知温州丐祠奏状》。

[13][宋]吴泳：《鹤林集》卷22《缴奏赵汝谈指摘告词状》。

[14][宋]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15][宋]吴泳：《鹤林集》卷24《辞免除宝章阁直学士知宁国府状》。

[16]《宋史》卷408《吴昌裔传》，第12301页。

[17]拙文《1227～1231年蒙金关河争夺战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8][宋]吴泳：《鹤林集》卷37《西陲八议》。

[19][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399页。

[20][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26《义宗皇帝》，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2页。

[21]《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王云、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

[22][宋]吴昌裔：《论三边备御状》，《历代名臣奏议》卷339《御边》，第4398页。

[23][宋]孙梦观：《雪窗集》卷1《丙午轮对第一札结人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宋]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25][宋]吴泳：《鹤林集》卷20《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

[26][宋]杜范：《清献集》卷6《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札》。

[27][宋]吴泳：《鹤林集》卷19《论中原机会不可易言乞先内修政事札子癸巳八月十九日》。

[28]《宋史》卷42《理宗本纪二》，第810页；吴泳：《鹤林集》卷10《李复明赠忠州刺史制》。

[29][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1《左丞相书》，四部丛刊初编本。

[30][宋]吴泳：《鹤林集》卷20《边备札子》。

[31][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29《奏拨官告银付别之杰经理》。

[32]《宋史》卷42《理宗本纪二》，第813页。

[33]《宋史》卷42《理宗本纪二》，第812页。

[34][宋]杜范：《清献集》卷8《殿院奏事第二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7《毅斋郑观文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36]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页。

[3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西山真文忠公行状》。

[38]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396页。

[39]《元史》卷146《耶律楚材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46、3547页。

[40]《元史》卷1《太祖本纪》，第13页。

[41]《元史》卷149《郭宝玉传》，第3521页。

[42]《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3－84页。

[43][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21《章宗皇帝下》，第288页。

[44][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鞑靼款塞》，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9－850页。

[45]《元史》卷149《郭宝玉传》，第3521页。

[46][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26《义宗皇帝》，第362页。

[47][宋]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8《御边》，第4389页。

[48][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26《义宗皇帝》，第362页。

[49][宋]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8《御边》，第4389页。

[50][宋]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51][宋]李鸣复：《论用兵可忧者五事疏》，《历代名臣奏议》卷99《经国》，第1346-1347页。

[52][宋]李鸣复：《乞严为广西之备疏》，《历代名臣奏议》卷338《御边》，第4389-4390页。

[53][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1《杜尚书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54][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08《跋赵倅与灏条具斡腹事宜状》。

[55]《元史》卷1《太祖本纪》，第25页。

[56][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2《立只威忠惠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

[57]《元史》卷193《石珪传》，第4378页。

[58][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2《述实录四十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金史》卷16《宣宗本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2页。

[60][宋]李鸣复：《轮对状》，《历代名臣奏议》卷99《经国》，第1350页。

[61][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26《义宗皇帝》，第362页。

[62][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25《丁亥纪蜀百韵》，第399页。

[63][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2《郭正孙墓志铭》。

[64][元]姚燧：《牧庵集》卷16《兴元行省瓜尔佳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65][元]郝经：《陵川集》卷32《东师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66]《元史》卷3《宪宗本纪》，第54页。

[67]《元史》卷1《太祖本纪》，第15页。

[68]《元史》卷1《太祖本纪》，第25页。

[69]《宋史全文》卷35《宋理宗五》，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4、2318页。

[70]《元史》卷157《郝经传》，第37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