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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天津人来说，“创卫”（创建卫生城市）已经是熟悉而亲切的词汇了。早在1990年，在全国400多个城市的评比中，天津就获得了该年度“十佳卫生城市”的称号。如今的天津，更是在努力推进“四清一绿”（即清新空气行动、清水河道行动、清洁村庄行动、清洁社区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推进“美丽天津”建设。 谈起对“创卫”最直观的感受，56岁的韩女士说是来自于“菜市场的升级”；48岁的市民刘浩则说是来自“旧居民区的改造”，27岁的小伙儿陈鹏认为是“绿地面积的增加”。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创卫”其实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一部分。 爱国卫生运动开始于1952年。当时，天津成立了防疫委员会，之后改名为市卫生委员会，1953年改称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作为全市爱国卫生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以下简称“爱卫办”）为其常设机构。 在天津市档案馆中保存着一组上世纪50年代的老照片，展现了那个年代天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鲜活片段。本报记者通过对“爱卫办”刘树诚先生和见证了当年活动的曹景松老人的采访，挖掘出了那逝去年代的更多细节。 “挖蝇蛹活动”吸引市民踊跃参加，挖蝇蛹的人们还会展开竞赛 对于爱国卫生运动，令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除四害”。“四害”这个词，是在1958年发出的《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中出现的，当时“四害”指的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现年84岁的曹景松老人告诉记者，早在“四害”这个词还没出现时，消灭蚊蝇就已经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了。 在天津市档案馆提供的老照片中，有一张表现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清除垃圾堆上的苍蝇的照片。曹景松说，当年药物的喷洒工作主要是由专业人员进行的。 在他的印象中，上世纪50年代初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行动。曹景松记得，1953年他20岁出头，多次参加“挖蝇蛹活动”。“那时都是单位或者街道组织，大家特别踊跃，垃圾堆、粪堆、厕所旁，不管多么脏的地方都有人在挖。夹子、镊子是比较好用的工具，但人多工具少，有人就用自家的勺子甚至火筷子挖。除了像我这样的壮劳力，老人和孩子也都参加，还曾经发生过孩子掉到粪坑里的事情。那时候，王串场、墙子河边的蝇蛹特别多，所以挖蝇蛹的人也多，几乎每天都有上千人在挖。有时候，挖蝇蛹的人们还会展开竞赛。孩子们抱怨不公平，我们就照顾他们，他们挖一个，我们给记两个。获得名次的人，都以此作为荣誉。”曹景松说，他至今还记得墙子河边被太阳晒得直冒热气的泥土。 上世纪60年代初，几乎“人手一拍”，人们用自制的苍蝇拍打苍蝇 4月，第一批成蝇就会出现。这时除了挖蝇蛹之外，人们还积极扑打苍蝇。据那时候还是孩子的刘树诚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几乎“人手一拍”，而且群众灭蝇的苍蝇拍大多是自制的。他告诉记者：“街道也发苍蝇拍，但数量有限，很多人就自己做。我们用竹劈做把儿，找一块小皮子，在上面画出蒲扇的形状，剪下来之后打上眼儿，绑在把儿上，苍蝇拍就做成了。但那时有皮子的人家不多，更多的人是把窗纱剪下一块，用小布条绷边儿，然后绑在把儿上。那时候包括小孩儿在内，人手一个苍蝇拍，见苍蝇就打。” “那时候，谁家被发现有苍蝇，是件很丢人的事情。”曹景松说。 当时市民会义务清扫公园，主动帮忙清理海河垃圾，热情之高超乎想象 清理卫生死角、改善环境卫生，从而控制蚊虫鼠等病媒滋生，也是当年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据刘树诚回忆，当时的市民经常主动参加义务清扫公园、绿地和道路活动，就连学生也不例外。他说，在天津市档案馆提供的那张打扫公园的照片中，拍摄的很可能是普通市民。 除了日常清扫，曹景松说市民还积极参加垃圾清理工作。他说当年海河上有专业的垃圾清理队伍，也有船只在河上打捞垃圾，但普通市民经常主动过去帮忙。 “看到河边的白色粉末了吗？”曹景松指着老照片对记者说：“那是石灰。上世纪50年代的天津，还有不少私人厕所甚至粪坑，一到夏天就蚊蝇肆虐。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后，政府组织人员在这些地方和水边撒石灰，有时候站在河边看，能看到白茫茫的一片。市民也就跟着学。我母亲那阵没工作，每天不是去挖蝇蛹就是去做宣传。有一次她拿着簸箕、铲子出去了，回来时身上一层白色，原来是到海河边撒石灰去了。她之前从没接触过石灰，撒的过程中被呛得直咳嗽。第二天，她又去了。那时人们的热情之高，是现在的人想不到的。”曹景松说。 邻里间订立爱国卫生公约，规定每个人负责的项目，互相监督着把卫生搞上去 清理臭水坑也是上世纪50年代市民经常参与的一项活动。据曹景松说，当时大的臭水坑一般是由单位或者街道组织人员集体清理，小的臭水坑则由住在附近的市民自行清理。曹景松回忆说，那时他住的胡同附近有个臭水坑，先是有两个人主动去清理，后来过路的人逐渐加入进来，结果结成了40多人的清理队伍。臭水坑比较大，清理者就挨家挨户去收垃圾，足足收了3天才用垃圾填满了那个坑。 “那时候，邻里之间甚至会订立爱国卫生公约，规定每个人负责的项目，互相监督着把卫生搞上去。”曹景松说。 “四害”名单的改变折射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于爱国卫生运动这些年的变化，很多人和刘树诚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四害”名单的改变。 “‘四害’最早指老鼠、苍蝇、麻雀和蚊子。我小的时候，家家户户晚上敲着盆盆罐罐赶麻雀。上世纪60年代，麻雀被从‘四害’名单上剔除掉了，换成了臭虫。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脏乱差的状况得到改善，臭虫逐渐消失，于是‘四害’中的臭虫又被蟑螂给取代了。”刘树诚说。在他看来，名单之变也折射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然而，他很快补充说，时代发展带来的，更是工作方式的科学化：“天津人应该还记得之前的老楼。以前楼里都有从顶楼通往楼下的垃圾通道，那里不仅有异味儿，还容易成为‘四害’的滋生地和栖息地。如今，随着旧楼区的改造，垃圾通道被封堵了，并且在居民区配置了垃圾桶，使得蚊蝇的栖息地随之减少；在灭鼠之前，我们要做密度监测，之后清除老鼠栖息地，向全市统一投药，投药一周后再做检测，并采取长效措施，设置灭鼠毒饵站；在对付苍蝇时，除了定期对居民区的垃圾容器进行药物消毒之外，在大型公园和公共绿地等处，我们都采用物理灭蝇方式，请专业公司安装捕蝇笼，减少环境污染。”据刘树诚说，目前，市内已经有多家专业公司和机构协助进行病媒生物的防治工作，而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连大型活动如达沃斯论坛等的卫生保障都已经包含进去了。 时代的发展还带来了爱国卫生运动侧重点的改变。这些年来，先后开展的除“四害”、除害防病等都成了天津人脑海中的鲜活记忆，并深深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李宁 照片除署名外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作者：李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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