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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定窑孩儿枕 为清宫旧藏，现藏故宫博物院。
孩儿枕长30厘米、宽11.8厘米、高18.3厘米，质地洁白，遍体施釉，釉色均匀。
宋代瓷枕盛行，南北方瓷窑普遍烧造，种类繁多，造型丰富。品种有白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珍珠地划花、白釉黑花、黑釉、青釉、青白釉、褐釉、黄釉、绿釉、三彩等。造型有长方形、八方形、银锭形、腰圆形、如意形、虎形、狮形、仕女形、孩儿形等。定窑匠师独具匠心，塑造了一个天真、活泼可爱、伏卧于榻上的男孩形象。以孩儿背为枕面，孩儿两臂交叉环抱，头枕其上，臀部鼓起，两只小脚相叠上翘，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细部的刻划既写实又生动传神；孩童清眉秀目，眼睛圆而有神，小胖脸的两侧为两绺孩儿发，身窑印花长袍，外罩坎肩，下穿长裤，足蹬软靴，手持绣球，其花纹清晰，衣纹流畅。
孩儿枕的底座为一床榻，约占整个器高的三分之一。榻为长圆形，四面有海棠式开光，开光内外模印螭龙及如意云头等纹。底素胎无釉，有两个通气孔。此枕整体线条柔和流畅，它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还有很高的民俗价值，其中保存了宋代民俗史、服饰史方面的珍贵资料。也反映了定窑的工匠们对生活情景的真实捕捉和高超的艺术再现能力。特别是刻划的衣纹皱褶，使用了不同的刀法，表现出软硬不同的质感，丝质布质，让人一目了然，令人叹为观止。
2、 卢沟桥金代石狮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在北京市西南约15公里处丰台区永定河上。因横跨卢沟河(即永定河)而得名，是北京市现存最古老的石造联拱桥。桥身结构坚固，造型美观，具有极高的桥梁工程技术和艺术水平，充分体现了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桥梁建造的辉煌成就。
早在战国时代，卢沟河渡口一带已是燕蓟的交通要道，兵必争之地。115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宣武区西)之后，这座浮桥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卢沟桥是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五月，决定修建的。不过当时尚未动工，金世宗就在第二年年初病逝。卢沟桥始建于金昌宗明昌元年（1189）年六月，明昌三年三月完工。“卢沟晓月”从金章宗年间就被列为“燕京八景”之一。卢沟桥于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重修。清康熙年间永定河洪水泛滥，桥受损严重，不能再用，大量古迹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于是于康熙三十九年（1698）年重修，康熙命在桥西头立碑，记述重修卢沟桥事。桥东头则立有乾隆题写的“卢沟晓月”诗碑。公元1908年，清光绪帝死后，葬于河北省易县清西陵，须通过卢沟桥。由于桥面窄，只得将桥边石栏拆除，添搭木桥。事后，又将石栏照原样恢复。
卢沟桥为十一孔联拱桥，拱洞由两岸向桥中心逐渐增大，拱券跨径从12.35米至13.42米不等，桥身中央微微突起93.5厘米，坡势平缓。河面桥长213.15米，加上两端的引桥，总长266.5米。桥身总宽9.3米。桥面宽7.5米。桥两侧雁翅桥面呈喇叭口状，入口处宽32米。桥面两侧设置石栏，北侧有望柱140根，南侧有141根。望柱间距约1.8米至2米，柱高1.4米。柱间各嵌石栏板，栏高约0.85米。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银锭铁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它被形容为一座巨丽的石桥，后来外国人都称它为”马可波罗桥”。
卢沟桥上保留了精美的石雕。桥中心拱两侧与西边第五孔拱顶龙门石上保留了三个龙头雕刻，从风格上看仍是金物。最著名的还是形态各异的石狮子。东端桥堍两侧石栏杆尽头，各有一只大石狮，以头紧抵栏杆最东端望柱，西端相应位置，则为2尊石象。两侧石雕护栏各有140条望柱，柱头上均雕有石狮，形态各异，据记载原有627个，现存501个。所以北京有句歇后语:“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石狮多为明清之物，也有少量的金元遗存。这些石狮子有大有小。大的有几十厘米高，小的只有几厘米， 国家摄影甚至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蹲坐在石柱上，好像朝着远方长吼;有的低着头，好像专心听桥下的流水声;有的小狮子偎依在母狮子的怀里，好像正在熟睡;有的小狮子藏在大狮子的身后，好像在做有趣的游戏;还有的小狮子大概太淘气了，被大狮子用爪子按在地上。
3、四川乐山大佛
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濒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大佛
大佛双手抚膝正襟危坐的姿势，造型庄严，排水设施隐而不见，设计巧妙。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是海通禅师为减杀水势，普渡众生而发起，招集人力，物力修凿的。海通禅师圆寂以后，工程被迫停止，多年后，先后由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和韦皋续建。直至唐德宗贞元19年（803）完工，前后历时90年。
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大佛体态匀称，神势肃穆，依山凿成，临江危坐。大佛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宽10米，发髻1051个，耳长6.7米，鼻和眉长5.6米，嘴巴和眼长3.3米，颈高3米，肩宽24米，手指长8.3米，从膝盖到脚背28米，脚背宽9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在大佛左右两侧沿江崖壁上，还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石刻，与大佛一起形成了一佛二天王的格局。与天王共存的还有数百上千尊石刻塑像，宛然汇集成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
4、三彩驼载奏乐俑
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郊区中堡村唐墓，墓主为鲜于庭诲。鲜于庭诲为唐玄宗李隆基的亲信，曾参与平定“韦后之乱”，官至云麾大将军，上柱国。
三彩驼载奏乐俑通高56．2厘米，长41厘米。长方形底座板上立一匹引颈嘶鸣的骆驼。骆驼昂首张口,舌尖上卷，两耳竖起，作仰天嘶鸣状。骆驼周身施白釉,并饰有储岌色釉斑;头顶、颈部、前腿上端的长毛及尾巴均施储黄釉，尾巴自然贴于臀部右侧,呈弯曲状。,两峰之上架有深绿色的平台，平台上铺一条长方形蓝须边菱形格纹毯子，毯子下垂至驼腹部两侧。在饰有赫、绿、蓝、白四种彩釉的毯子上有8个乐舞俑。乐俑高11.5厘米。其中7个男俑盘腿面朝外坐于平台外圆，身着圆领窄袖长衣，头戴软巾，手执笙、箫、琵琶、箜篌、笛、拍板、排箫等乐器作吹奏状。中间立一个歌舞女俑，体态丰美，云发高髻，身着宽衣长裙、袒胸，作歌舞状。驼旁还置一牵驼胡俑，头戴软巾，身穿大翻领深黄色半长大衣，束腰带，足踏长筒靴。
盛唐流行胡乐，这件驼载乐舞俑是唐代汉胡文化融合的见证。这一件明器之宝向人们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乐俑所奏的乐器基本上都是胡乐，而舞乐者均是穿着汉人服装的陶俑，据考古专家研究，这些乐器演奏的都是当时新疆地区的舞乐，后来传至甘肃河西一带，经汉人加以改编，并融合了汉族舞乐的特色又创造出一种新舞乐。唐代开元、天宝前后，这种舞乐已进入宫廷之中。当时的唐王朝以博大的胸怀，将国内外新旧舞乐加以收入、改编、补充，出现了中华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各民族大团结的空前壮观景象。
三彩驼载奏乐俑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5、 武威铜奔马 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墓中共出土铜马39匹，或用于驾车，或用于骑乘，其中的铜奔马更是汉代铜马雕塑造型中的杰作。铜奔马又称为“马踏飞燕”，后经历史学家考证：东汉张衡的《东京赋》中有 “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句，《后汉书》也有“明帝至长安，迎娶飞廉并铜马”的记载，因而正名为“马超龙雀”。但社会上还是习惯称其为“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高34.5厘米，长45厘米。制作者运用极度夸张的手法，并巧妙地运用力学支点，铸造了一个千里马形象。马作飞驰状，四蹄翻腾，头高昂，尾上扬，口张作鸣嘶状，以少见的“对侧快步”奔驰向前。三足腾空，右后足则踏在一只疾飞的燕子身上。疾飞如闪电的燕子于是吃惊地回首反顾，想看看何物比他更快？与之相呼应，奔马头微左倾，似乎也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这一切不过发生在一瞬间。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无比高超的技艺，把奔马和飞燕在这一刹那间的动作、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汉代重视驯养良马，墓葬随葬的马匹雕塑造型多取扬蹄嘶鸣的动势。汉武帝为了改善本土的马种，命贰师将军李广利两度兵伐盛产名马“汗血马”的大宛。大宛国首府贰师城，即今土库曼斯坦阿斯哈巴特城。今天汗血马的产地主要在土库曼斯坦及其周边地区。战争先后持续了四年，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最后迫使大宛臣服于汉，李广利带回大宛“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3000余匹”，大大促进了汉代马种的改良，使得汉马在体质、性能乃至体型上都发生很大变化。踏飞燕的骏马正是这种改良后汉马的夸张写照。
6、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鼎身雷纹为地，四周浮雕刻出盘龙及饕餮纹样，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掘，因体积过大，为防日军抢走，将其重新掩埋。1946年6月重新出土，存于南京中央博物院。1959年铜鼎从南京调往北京，存于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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