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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的《天津条约》规定，中国需与列强派外交使臣互驻。于是，从1860年起，列强国家纷纷派驻使臣常驻北京，但清廷却迟迟不肯派使臣到其他国家去——中国是天朝上国，只能是“化外之邦”来朝见我，派使臣到其他国家去就是自取其辱！但列强一再要求清廷兑现《天津条约》的约定。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找到了解决办法。 
蒲安臣 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任职期满，来向奕訢辞行。奕訢灵机一动：如果能请蒲安臣出任中国的外交使臣，代表中国出访各国，不是既能达到外交实效，又能避免天朝上国向蛮夷示好的耻辱了吗？于是便请朝廷聘请蒲安臣为大清使节。朝廷也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欣然同意。 于是，1868年2月25日，以蒲安臣为首的涉外代表团从上海启程，开始了对其他各国的访问。蒲安臣虽然是外国人，却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外交官，在与各国交涉中，都是尽可能地为中国争取权利。 
蒲安臣使团 尤其是在美国期间，身为美国人，他依然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交涉，全力促成了有利于中国主权完整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在俄罗斯期间，由于过度操劳，加上气候寒冷，蒲安臣一病不起，被诊断为肺炎。在病中，他依然关注中俄边界问题。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在俄罗斯病故。 他的去世使清廷的外交事业一度中断，直到1875年，迫于英国方面的压力，清廷才不得不重新考虑派外交官出使英国。清廷反复考虑，认为只有熟悉洋务的大臣郭嵩焘能担此重任。然而消息传开后，朝堂上下骂声一片，无不对郭嵩焘冷嘲热讽。还有人认为到国外当使节就是“事鬼”，与汉奸无异，还就此编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郭嵩焘 郭嵩焘顶着强大压力登上了开往英国的轮船。为了开阔国人的视野、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郭嵩焘把沿途见闻写成书，寄回总署。本是一个利国利民之事，谁知此书在国内刊行后，郭嵩焘再次遭到举国痛骂，士大夫们指责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一致呼吁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不要让他在国外丢老祖宗的脸了！ 为了监视郭嵩焘在国外的言行，清廷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手。此人冥顽不灵，郭嵩焘在外交事务中很正常的一些言行，在他看来就是大逆不道之举：郭嵩焘参观炮台，忽然下起了雨，陪同的英国官员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郭嵩焘身上——郭嵩焘没有气节，竟然穿洋人的大衣，“即令冻死，亦当不披”； 
郭嵩焘参加巴西使馆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全体人员起立欢迎，郭嵩焘也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渐渐地，清廷也认为郭嵩焘在英国的言行“有辱国体”，便于1878年8月下令将其召回。刚刚打开的外交局面，再次中断。外国得知中国外交官竟然因为如此再正常不过的小事被卸职回国，更是表示不敢相信。 清廷如果在鸦片战争以前有这种夜郎自大心态的话，尚且可以原谅；如果在1840年之后，英帝国主义已经用利炮证明了“化外之邦”远比清廷强大，而清廷还保持“天朝上国”的高等民族心态，一味孤芳自赏、自鸣得意，焉有不败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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