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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有三方面：首先是介绍对于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若干最古老的文明形态及其对应的古典语言，进而探讨文明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联，最后希望能展示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在国内相对显得陌生的学科，以及在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机遇和任务。 任何一种文明，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需要通过一种或几种特定的语言得以承载和体现。相对于现代文明，对于古典文明的深入理解则更有待于对于相应的古典语言/文献的把握：尽管任何文明就其历史实际而言，必然是某种完整的统一体，但由于时空的间隔，所有古典文明在当下不可避免地呈现为若干分散的碎片。将这些片段拼合起来构成整体，在这一意义上也便是当下者所进行的历史重构。如果说，文明是一个整全的世界，那么语言，便是进入这个世界大门的钥匙。 人类早期文明体确立的重要标志，是寻到特定的方式将语言形诸于文字，并将书写的规则确立下来。人类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是由苏美尔人所使用的楔形文字与古埃及人所使用的象形文字，而根据现存最古老的文字材料而言，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又更古老一些，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600-3400年。苏美尔（Sumer）一词却并非苏美尔人所用，而是作为苏美尔文明承继者的阿卡德人对于前者的称谓，苏美尔人则将自己所在的土地称作ki.en.?ir15“高贵/本土君王之土地”，其中?ir15一词同时具有“本土”及“高贵”之义，这也正体现了古典世界中文化民族的自信与身份认同。苏美尔文明主要集中在现在伊拉克南部的区域，在公元前3千纪的上半叶形成了若干小型邦国，其统治模式和后来的希腊城邦颇有相似之处。大约公元前24世纪，萨尔贡（Sargon）一世起兵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若干苏美尔邦国，奠立了统一的阿卡德王朝，这同时也标志着阿卡德文明的肇兴。不同于苏美尔语的语言学家族谱系的晦暗（至今尚无定论），阿卡德语属于闪米特语系的东支，它后来衍生出两种重要的方言形式，即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在文字上，阿卡德人继承改革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体系。伴随着巴比伦王国的扩张与兴盛，阿卡德语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充当着整个近东-中东及周边领域的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直到波斯帝国兴起后以字母形式的西北闪米特语系之阿拉美语（Aramaic）取代其地位。就语言类型而言，苏美尔语属黏着语，而阿卡德语属屈折语。由于苏美尔文明与阿卡德文明在政治-社会-信仰-文化（文字）上的沿承关系，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文明共同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文明体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传统，这种传统不但包含着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及在人世的应用，也包括法律与政治。韦斯特布鲁克（Raymond Westbrook）在《十二表法的来源与本质》一文中（译文见《希腊与东方》暨《思想史研究》第六期），便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被视作罗马法起源的十二表法与古代巴比伦法律科学传统的密切关联。而苏美尔-阿卡德的文学创作直接构成了古代近东-中东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资源，并产生了史诗《吉尔伽美什》这样代表公元前两千纪人类文学最高水准的伟大作品。这直接影响了周边其它民族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希腊的神话与诗歌。 埃及的象形文字最古老的材料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150年，有理由相信，它保留了许多人类早期文字创造的古老尝试的遗迹（苏美尔语的早期文字也呈献象形特征）。埃及文明主要集中于北非之上下埃及（尼罗河流域），其独特的地缘形态、宗教体验及文字形态，一方面使其经过前王朝、古王朝、中王朝、新王朝及托勒密王朝，绵延凡三千年，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它进一步将其影响散播于近东-中东地区。埃及王国尽管多次将西亚的某些区域至于其统治之下，但均未能持久。古典世界中埃及作为文化-宗教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为古希腊人深所认同，希腊哲人受惠于埃及思想甚多，史家亦久有述记。就语言的家族归属而言，古代埃及语为含米特语系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代表，含米特语系与闪米特语系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共同构成闪-含/亚-非语系。闪米特、含米特的名称来源于某种与基督教旧约相关的传说：闪（Sem）和含（Ham）均是诺亚的儿子，闪米特、含米特即为这二人的后代所代表的谱系。 闪米特民族发端于阿拉伯半岛，其文明形态构成了世界历史特别是宗教历史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都源出其中，而作为这二者最重要的经典文字的旧约希伯莱语和可兰经阿拉伯语也都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阿拉伯语形诸文字，在公元五世纪左右，相对于其它古老的闪米特语言，相对较晚，故在这里不做专门的讨论。希伯莱语和腓尼基语、阿拉美语、及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通过对于Ras Shamra地区（北部叙利亚海岸）的考古挖掘被重新发现的乌加里特语（Ugaritic）共同构成闪米特语系的西支，正是伴随乌加里特语的发现与研究，古老的乌加里特王国的历史（前15-前12世纪）得以被重塑，对于西部闪米特民族的古老信仰、习俗、生活的认识得以大大神话，而旧约中许多长期以来意义晦暗不明的词汇，也寻到了某种进行对证考究的渠道。可以相信，西部闪米特族的神话与诗歌传统，保留了大量早期闪米特宗教的源初形态与文学的表述形式。 自公元前十九至前十三世纪，与主要由闪米特民族构建的近东-中东早期政治共同体相邻，在古代安那托利亚（Anatolia，希腊语：日出之地）即小亚细亚存在着由印欧人的一支赫梯人（Hittite）创立的赫梯帝国，这是西亚地区最早发明冶铁术和使用铁器的国家。赫提人保留了来自原始印欧民族的某些古老记忆，同时大量吸纳乃至沿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成分，无论是信仰还是法律体系，都体现出对于前者的有意识模仿。赫体语采用楔形文字的形式，并保留了大量的苏美尔语符号（Sumerogramm）与阿卡德语符号（Akkadogramm）。现存的赫体语文献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对于苏美尔-阿卡德文学作品的翻译，如史诗《吉尔伽美什》。以赫梯为主要代表的安那托利亚文明是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及爱琴海文明的重要中介，赫提人（及更早之胡里特人）的神话谱系，特别是被称作“库马尔比系列”(Kumarbi Circle)的传说，深刻影响了希腊最古老诗人之一的荷西奥德在《神谱》中对于诸神关系和新旧神系交替的表达。 在整个印欧语系内部，安那托利亚语族与其它语族相较地位特殊。如果接受有关源初印欧人及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假设，则其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后才发生分裂，而其中最早分离的一支便来到安那托利亚地区并居留下来，而其余印欧族群此时尚保持为一整体。经过后来的大规模民族迁徙，原始印欧民族自黑海一带广泛播散于东至中国新疆（焉耆与龟兹，代表：吐火罗语A与B）西至伊比利亚半岛的亚欧大陆之间。 印欧语系中，除安那托利亚语族之外，最早留下文字记载的便是古希腊语了。出现于公元前十六至前十二世纪的希腊迈锡尼(Mycenaean)文明遗留下的线性B（Linear B）文字，由Ventris与Chadwick在1952年基本破解。各种研究材料表明，当时的希腊社会与近东-中东社会在结构上颇为相似，且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由这一时期进入希腊语中的若干闪米特语外来词更可得到印证。经历了迈锡尼文明覆灭（曾有的文字体系也不复存在）后长达300年的“黑暗时代”（Dark Age），大约公元前九世纪，腓尼基人为希腊人带来了文字。在希腊字母创立的过程中，希腊人将独立的元音引入原本只有辅音符号的字母系统，对于后代西方文字发展影响巨大。希腊字母确乎是应运应时而生，但这与所谓的希腊人的天才并无什么关联，事实上这只是源于希腊语中没有足够多的可对应于腓尼基语乃至整个西部闪族语群语言的辅音。因而在闪族语言中以喉音（Laryngal）开头的音节及半元音（Semivowel）被希腊人很自然地理解作以相似的元音开头，于是，当某个希腊人向腓尼基人或阿拉美人询问对方文字的字母名称，在解释过程中，/?alp/被听作/alp/，/??t/被听作/et/，/jo:d/被听作/iot/，诸如此类。 当希腊被作为某种文明象征被提及，它所指称的是作为整体性的“西方文明”的起源，并进而标示着这一起源的延伸发展与命运。但被认作是西方文明乃至现代性的起源的它，自身的起源至今仍笼罩于晦暗的迷雾中。作为最古老的印欧语言之一，古希腊语尽管很好地保留了原始印欧语的屈折变化，但其中被确定具有印欧语系来源的词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在最早的线性B文字留下的索然无文、极类“断烂朝报”的公文式记载与西元前八世纪横空出世、异常成熟并以韵文形式流传的荷马史诗与荷西奥德的优美文学间的巨大反差，使得横亘在二者之间被称作黑暗时代的三个世纪显得更为神秘。在荷马史诗中，许多段落都清楚地指向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相关内容，有些甚至可以被视作对某些近东文学作品较自由的翻译。对于希腊而言，来自近东-中东文明的影响，并非是次要、附属、鄙陋和纯然器物性的，相反，它切入希腊精神的深处并成为这种精神的内在部分。 与许多具有高度文明并对此自觉的古老民族相同，古希腊人试图将一切外在于其文明影响的人群称之为“野蛮人”（barbaroi）。一个有趣的对应是，古代印度人对野蛮人的命名Yavana正来源于对代表希腊的爱奥尼亚人（Ionian）的称谓。古代印度-伊朗民族原为早期印欧民族的一支，在印欧民族大迁移过程中，当行进到伊朗高原时，很可能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发生了分裂，一部分留在当地，而另一支继续东行，达到并进而占领了印度。尽管存在这样的分歧（古印度语中表“正神”的deva，其同源的伊朗对应词daēva则被赋予了“邪神”的意味），这两支人都将自己称作“雅利安人”（梵文ārya “高贵的”； 伊朗Iran<> 许多材料表明，征服了印度的雅利安人本身在文化上较其征服的原住民为低，而作为征服者的他们最终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后来的印度思想各流派，无论其持论如何差异，均分享如下共识，即业(karma)、轮回（sa?sāra）和解脱(mokoa)：因业力作用而深陷轮回，修行的目的便在于从轮回中摆脱而得解脱。而上述这三个概念，在最体现雅利安人源初思想的《梨俱吠陀》中几乎寻不到踪迹。可以想见，雅利安人对于轮回业报理念的普遍接受当在后吠陀时代。与之对应的是，停留在伊朗的雅利安人则信仰了以二元论为核心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即为后来传入中国之祆教，在唐时与景教和摩尼教合称中古三夷教。二元论的教义，将世界视作善、恶这两种对立原则及其所代表之超自然力量的永恒斗争之过程，是对于近东-中东地区长期流行的多神信仰及逐渐在西北闪米特民族发端的一神论信仰体系的突破，具有极重大的思想史意义。 上述诸种文明及其对应之语言文字，均在雅斯贝尔斯所称对人类文明之定型成熟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轴心时代”（Axial Era）之前或之中。除此之外，尚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早期古典文明形态，即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之来源至今尚未有定论，但其作为美洲大陆古代文明之典范，可上溯至公元前2500年，而它所采用的象形文字现存最早之文献已是在公元292年的产物。中华文明则是所有人类古典文明中唯一延绵持存而未经中断者。伴随着夏代逐渐被作为信史确立，有关中华文明历史及渊薮之讨论无疑将更为深入。 就历史比较语言学而言，其方法论核心建立在一个事实和一个假设之上：一个事实是，如果若干种语言之间呈现大量、系统的相似及对应关系，则不可能是出于纯粹偶然或语言借用；一个假设是，这些语言的相似性可被归结为亲缘继承关系，这些语言可回溯到某种源初的共同语言。由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产生及其方法论之运用最初针对印欧语系，故而基于印欧语之特性总结出来的若干经验与规律，特别是以形态变化作为语言历史比较的主要依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适用于人类语言的普遍法则。当这一方法被简单地搬用到非屈折语的汉藏语上，则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与问题，因为汉语不存在印欧语意义上的变格变位，藏语传统之八转声是为了翻译梵文之八个格而以自己的结构助词对应编出的，也并非本来实有变格，这就需要汉藏语的研究者摆脱对于印欧语比较范式的盲从，坚持从汉藏语自身的实际出发，建立属于自己的同源比较系统。 伴随着历史比较语言学在20世纪的不断发展，建立在若干既定语系比较基础上的远程比较（Distant Comparative）和超语系（Super-family）的假设拟构应运而生。这既是对于人类语言的起源和演化之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需要，也是日益广泛的学科交叉研究所引发的思维、方法及范式改变在语言研究上的自然表现。以邓张尚芳、潘悟云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华澳语系说，认为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和南岛语共同组成一个大的语言共同体，从而既解决了传统汉藏语系说中苗瑶语、侗台语的地位问题，也为汉藏语和周边语言的历史关系之探索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模式。此一假说的提出，是中国语言学为世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华澳语系说，和由瑞典学者佩特森（Holger Pedersen）提出的涵盖印欧、闪含、乌拉尔-阿尔泰、达罗毗荼、爱斯基摩等诸语系之诺斯特拉语系（Nostratic Languages）说，及由美国学者格林伯格（Joseph Grennberg）提出的涵盖所有美洲原生语言的印第安语系（Amerind Languages）说一起，构成当代超语系研究中最具活力、代表性与前瞻性的部分。对于所有希望从事历史比较语言研究的中国学人而言，正面临着整个比较语言学实现重大理论突破的历史性机遇，如何把握这一机遇为世界学术做出中国学者应有之贡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命题。 - END - 作者：白钢，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著名语言学家和世界史-宗教史研究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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