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悬浮于生活

书写和创作，在《永远的托词》中更像是一桩隐喻，它意味着心灵和现实的接通，意味着精神的灵敏度，与其说幸夫重新文思泉涌，不如说他重新拥有了真实的生活

对于有些人来说，如果不是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或者某种强大的外力迫使，他们会终其一生处于一种自我营造出的假象之中，并且安之若素，甚至乐此不疲。那种假象像是一种惯性，维系着这些人的虚荣，也铸就着他们逃避现实的通道。就如同《永远的托词》中的幸夫，作为一个三流小说家，已经多年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他变得势利又油滑，只依靠着曾经残留的名声，在电视台以嘉宾的身份插科打诨，卖弄小聪明为生。他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和名气重于其他任何一切东西，终日周旋于温柔宽容的太太和年轻的秘密情人之间，自鸣得意。妻子和闺蜜在外出旅行期间，死于一场交通事故。幸夫生活的惯性被彻底打破了，而这却让他意外发现了自我救赎的方向。

妻子的亡故，对于幸夫来说是一次难以名状的变化，或许，他都未曾料想到这件事会给自己的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在葬礼上，这个男人更在意如何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镜头，如何扮演出一副真诚又标准的鳏夫的悲痛样子。致悼词之后，他在车上，下意识地对着后视镜整理着发梢，导演安排出的这个举重若轻的小动作渗透出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残忍，妻子尸骨未寒，他却更加在意自己在镜头中的妆发是否整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幸夫一直处于一种空心化的状态里。他对妻子毫无感情，对情人也毫无感情。至于和后者的关系，与其说是肉欲不如说是逃离，用一具鲜嫩的肉体和对方眼神里的无限崇拜，摆脱自己空洞内心中的可怕回响。他一旦不纵情声色，不注重名声，就不得不与自己的内心对视，然后就会发现自己的逼仄；他拼命打磨外表，重视虚名，不过是为了掩盖内里的腐烂。

当妻子闺蜜的丈夫大宫前来和幸夫打招呼的时候，幸夫不会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和眼前这个粗糙的男人会成为朋友。但这个单身父亲和那个年幼懂事的孩子，却让幸夫一点点感受到内心的变化。

幸夫和大宫像一对尖锐的反义词。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底层劳工；一个在妻子在世时就长久地欺骗对方，一个在对方过世后仍然念念不忘；一个像悉心打磨的瓷器，一个如同从未雕琢过的粗陶；他们的存在，彼此映射和对照，也彼此反讽和矫正。大宫投入人间烟火的蒸腾，所有生活里的小确幸和小困境，他乐在其中也挣扎扑腾；而幸夫和真实生活的关系更像是磁悬浮，既无法投入生活丰沛的细部又无法真的超越一切琐碎。换句话说，他的生活虚假又充满矫饰，与现实关系脆弱。而他与大宫父子俩的交往，成了他重新进入真实生活的过程。

最初是旁观者，后来是参与者，再之后，一点点变化，变成了大宫家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开始投入了感情，和孩子之间产生情谊，和男人之间也会争吵，这种争吵也是一种真实，相较于他当初在妻子尸骨未寒时整理发梢的自己相比，此时在路边发泄感情的幸夫更加可爱。这个过程，更像是慢慢剥开了一颗外壳坚硬的竹笋，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柔嫩的内核。那些世俗声名、自负与矫情的包装都在真切的人间烟火熏蒸之下，一点点剥离殆尽。这犹如一次意外的提纯，一次代价昂贵的返璞归真，一场未曾预见的精神涤荡。

幸夫其实经受了两次外力的刺激，一次是发现亡妻手机中未曾来得及发出的短信，“我不爱你了，一点也不爱了”，那句话让他明白，看起来没有存在感的妻子对自己的一切其实洞若观火。第二次，则是大宫和儿子面对生活时的努力。前者是刺痛，后者是治愈，这个过程让他得以重整旗鼓。

最后，幸夫把这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书写和创作，在《永远的托词》中更像是一桩隐喻，它意味着心灵和现实的接通，意味着精神的灵敏度。他曾经陷入虚妄和虚伪，犹如行尸走肉，创作就一度暂停，什么都写不出来，而如今，却变得文思泉涌。与其说它重新获得了灵感，不如说他重新拥有了真实的生活。

文/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