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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感觉作为人类把握事物的起点，我们发现，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从视觉主义出发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以触觉主义为其依据。 西方哲学中的视觉主义早在柏拉图的哲学就始开端倪，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eidos），而“理念”的原义就是“看”，故“理念”不过是人们所看之“相”而已。众所周知，一部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柏拉图思想的解注。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无一不可视为是这种视觉主义的重新解读和再谱新曲。其中，按罗蒂的说法，虽然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呈水火之势，但这并不妨碍一方作为“内视表象”的学说，另一方作为“外视表象”的学说，而使双方都不失为柏拉图的视觉主义的忠实后裔。即使在现代西方哲学那里，源远流长的视觉主义也并未得以改变。如果说分析哲学的“图像说”可被理解为一种更为精确的升级版的“看”的主张的话，那么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则意味着把这种“看”从现象领域进一步推进到本质领域。 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对于视觉的“看”的坚持，使西方哲学获得了罗蒂所谓的“镜式哲学”之称誉。固然，这种“镜式哲学”因其“一味求真”而使西方的知识文明如虎添翼般迅猛崛起，但与此同时，它又为这种文明埋下了自身难以化解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以“镜像”而非“实像”的追求，使人类文明日益远离实际的“生活世界”这一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而且还表现在它以镜式的“看”的“对象化”，为人类文明造就了几乎与生俱来的主客乃至人我之间永挥不去的分离和对立。而在忧心忡忡的西方文明的批判者眼里，后者乃是西方文明至为根深蒂固之积弊。 然而，一旦我们回到中国传统哲学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样离不开视觉，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哲学的身体性决定了其对“身体觉”的触觉（即作为身根的触根之触）情有独钟，这使得中国哲学与其说以“视觉主义”为其传统，不如说是以“触觉主义”为其正宗，以至于中国哲学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概念、范畴都被打上了鲜明的触觉烙印。例如，中国哲学至为重要的“阴阳”概念实际上就是以“刚柔”这一触觉概念为其原型。在早出的《易传》的《彖传》、《小象传》中，这种“刚柔”之称比比皆是，其不仅为我们指称爻性，还为我们指称爻位。只是到了汉代，这种在大易中几乎自成一统的刚柔表述体系才开始全面退隐，取而代之的是阴阳表述体系的风靡盛行。 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亦与“冷热”的触觉有着不解之缘。《易传》中有所谓的“寒暑相推而岁成也”的“四时”（四季）的时间观。而中国古人的时空一体思想又决定了春夏秋冬的“四时”对应于东南西北的“四方”，这使中国古人的空间观同样也奠基在“寒暑相推”这一冷热的触觉之上。 无独有偶，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不仅外部世界的时空范畴与冷热的触觉密不可分，内在的伦理道德亦被触觉所规定，以至于我们有理由将中国古代伦理冠以所谓“温度的伦理”的名称。这种“温度的伦理”除了可见于诸如“温和”、“温存”、“温厚”、“温文”、“温雅”这些描述人的品德的词汇外，还可见于古人直接以“温”训“德”，温度的“温”不啻成为道德良善的别名。如《诗经》所谓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论语》所谓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色思温”，《荀子》所谓的“温润而泽，仁也”，《礼记》所谓的“温良者，仁之本也”，《朱子语类》所谓的“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如此等等。不仅“温”与“德”成为异名同谓的东西，且“温”还作为“仁之本”、“德之基”被赋予了道德的本体论意义，而这正以一种天人合一的方式为我们表明，古人的“温度的伦理”与其“温度的宇宙”之间实际上是深深相契的。 尤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祖先除了对刚柔、冷暖的触觉不无敏感之外，对疼痛的触觉体之尤深。也正是基于这种疼痛觉的深刻体验，中国儒家亦通过“以通训痛”使人我之间息息相通的“仁爱”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故在中国思想中，看似迥异的“疼痛”与“爱”之间却存在着一种“诡谲的同一”。它使汉语中无论“疼”字还是“痛”字，都一字双关地既有“疼”义或“痛”义，又有“爱”义（后者如诗词“满庭花落地，则有谁疼”，“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归”里的“疼”、“痛”所指）。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孟子》以“文王视民如伤”来表达文王对民的大爱无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宋儒可以用无关痛痒的“麻痹不仁”来作为反例，以解读“仁”的主张。中国哲学之所以最终走向了“只好恶就尽了是非”的“爱感优先论”，之所以最终视儒家的“仁本”为中国哲学的真正根本，与其说是对意识的观念不断还原的产物，不如说是对身体的触觉，尤其是对身体的疼痛直接体会的结果。 如此，这种触觉与爱的内在联系，就把我们带到了为触觉所特有的感觉的双重性属性。这种触觉的双重性，按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观点，是指在触觉活动中，触即被触，触与被触是亦此亦彼，互为一体的，以至于很难区分何者是触，何者是被触。可以说，事物进入我们，我们同样也进入事物。必须指出的是，一旦我们从胡塞尔、梅洛-庞蒂的学说回到中国哲学，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触觉的双重性与其说是为西人所率先揭明，不如说最早是由中国人发其先声。因为，在《周易》“咸”卦所描述的男女相触的此感彼应、感而遂通的“感应”之中，中国古人就为我们揭示出了这种触觉的双重性。对中国古人来说，这种感应虽始自男女，却不仅仅限于男女，而是广泛地体现在人与人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如果说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为我们产生出了儒家的“见孺子入于井必然知恻隐”的仁爱的“良知良能”的话，那么，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它则使中国哲学最为核心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思想成为可能。 因此，可以得出的是，使中国哲学内蕴的“触觉主义”思想大白于世，既是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正本清源，又对整个人类哲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以触觉的直接可触性、触觉的切身性帮助人类哲学摆脱视觉主义所导致的人类远离其“生活世界”的危机，也以触觉特有的双重性，为我们克服视觉主义所造就的人我、主客对立的人类困境提供了一副药到病除的解剂。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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