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德在《后美国世界》中尖锐地指出：
合法性就是权力。如果拥有合法性，一个国家就有权设置议程，界定危机，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包括世界各国以及私有企业，民间组织等非政府力量——为自己的政策服务。
毫不夸张地说，从18至19世纪老欧洲的“殖民工程”，到20世纪美国的“帝国工程”，西方无一不是以制造道德上的“合法性”开道。
制造道德上的合法性，是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的基础和前提。有了道德上的合法性，才可能有道德上的制高点。
而制造道德上的合法性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
占领道德制高点也好，制造道德合法性也好，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有一个比较接近的说法，叫做“名正言顺”。
据《论语.子路》篇记载，子路曾经就“正名”的问题，与他的老师孔子有一番对话，孔子说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但是“名正言顺”与“寻找道德制高点”，还不全然是一回事。“名正言顺”主要是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立得住的由头，却并没有强调这个“由头”必须是居高临下的，高屋建瓴的，无人可以压得住盖得过它。
从文化上看，中国理应是世界上拥有道德制高点最多的国家之一。
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写道：
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
他还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
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一个在18世纪，就被西方的伟大哲学家视为道德上的“老师”的民族，她本身就已经处在人类道德的高地上了。这一点，显然是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的。
“道德上的高地”，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杰出特征，人们因此将中国称为“道德之国”。
这个文化特征，决定了中国一路走来，都应该在道德上处于一种崇高的地位。
法国前外交官魏柳南（中文名），在其撰写的《中国的威胁？》一书中，公正地指出：
西方并不“占据着道德高地”，相反，中国由于和平发展以及所做出的贡献，毫无疑问，应该处于人类道德的高地。
然而，文化上的“道德高地”的地位，以及历史上和当代所拥有的道德制高点的丰富资源，却并没有给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实际的情况是，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上，一个随处可见的现象是，中国总是处于下风，总是受制于人。
长期以来，中国这个道德上的“老师”，与西方这个道德上的“徒弟”的关系完全弄颠倒了。
西方“徒弟”成了老师，总是在喋喋不休地教训中国。中国“老师”却成了徒弟，面对西方总是诚惶诚恐。
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及时占领本该属于自己的道德制高点。之所以这样，与中国文化光埋头做，不重视说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总是认为事情是靠做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
其实，在很多时候，事情还真就得靠人去说。说了，人家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如果什么事情都只做不说，你已经做出的贡献，就很有可能被别人“冒领”。
也就是说，占领道德制高点，“做”很重要，但是“说”同样重要，有些情形下，“说”甚至比“做”更重要。
西方与中国恰好相反。西方人“做”的时候很用功，但是“说”的时候更卖力。
有一种现象我们很熟悉，无论是在正式的场合还是在闲扯的时候，西方人总是滔滔不绝，而我们东方人则往往寡言少语。
实际上很多时候，西方人讲的东西中，有很多东西是废话，是nonsense，在中国人看来完全不应该讲，也没必要讲。但是，人家却讲得眉飞色舞，慷慨激昂。
尽管是废话，尽管很silly，但是西方人总是主角，总是焦点，总是中心。为何？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人家会讲，能讲，敢讲。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人老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而外国人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普遍觉得中国对自己所做的贡献说得太少。
比如提出“北京共识”的乔舒亚说：
我觉得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准确反映中国的现状，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看法过于简单了。同样的，中国对自己的看法也过于简单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再比如，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最近说：
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来说，在道德制高点的问题上，需要下功夫做的，不是在于“寻找”和“发现”，而是在于“占领”和“运用”。
中国的悠久文化，辉煌历史，以及当代和平发展的伟大实践，已经累积起了一座人类道德的巍巍高山，我们已经置身于这座高山之上了，为什么还要去“寻找”，还要去“发现”呢？
我们所需要的，是牢牢地“占领”这个制高点，并且智慧地“运用”它，使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
目前来讲，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起“道德制高点”的意识。没有这个意识，虽身居道德的高地，却并不自觉。
就如同一个人，虽拥有金山银山，却不知自己富可敌国，仍旧以打工为生，四处漂泊，看尽别人的冷脸与白眼。
那么对于他来说，金山银山的意义何在？
作者：徐月芬（环球之音时代智库学者）
来源：环球之音
作者介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后又就读于加拿大约克大学法学院。曾任律师，法官，国家机关公务员等职。哈佛大学访问学者。PANGU GLOBAL(盘古国际)创新研究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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