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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和远方”
——兼谈我的书房题名
▲柯继承
早先我的书房，其实就是卧室，当时为了“附庸风雅”，也学着给它取个“书斋”名，但这个“书斋名”，一直在改动，说来也是挺有趣的。 最初，我迷上了《老子》，那时还年轻，对“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很感兴趣，就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部王弼注的《道德经》，为此，特给书斋题名“一妙观”。兄弟发现了，笑道：“从来只闻玄妙观，三教九流同喜欢，如今又见题一妙，和尚庙耶道士观？”我也哑然失笑，随手将题名扯去了。 “文革”初期，我去“串联”。弟妹在家，把书架上的书集中在天井里，请来火神爷“消灾祛邪”，所有藏书都成了祝融氏的口粮。待我归家，只剩下枕下的一本秦牧写的《艺海拾贝》和一部《古文观止》。伤心至极，我又给书房题名“余二堂”。接着这两本书也无法抛头露面了，书架上只剩下几部新的《毛选》，于是改名曰“雄四堂”——“雄文四卷之堂”也。后又担心“雄”字招祸，改为“四卷堂”，又嫌太寒酸，接着改成“卷卷堂”。爱取乐的兄弟又说开了：“这个堂，那个堂，别忘了还有麻酥糖。”麻酥糖是苏州特产（食品），当时商店里就靠它勉强维持着苏式糖果的特色。 1974年，在农村。偷偷借来一部石印本《聊斋志异》，每晚，点着煤油灯，一灯如豆，借古人心血浇自己块垒，别有意趣，发一狠心抄完《聊斋》；又手抄了全本《西厢记》。无形中加深了自己的文言文功底。为了纪念这些有意义的夜晚，给书斋换了个新名：迎月轩”。“ 我一向佩服晋朝能文能武的名臣杜预。武功上，他坚持统一中国的大略；文事上，他注解了《春秋左传》，为古籍整理立了大功。为此，我就暗暗用了“长乐春秋”的笔名。1976年后，堂而皇之地把四字刻成藏书印章。有好一阵，我的藏书扉页，都盖有此印。同时，又将藏书日见丰盛的卧室题名为“长乐春秋室”，这表明了我的生活观：春秋者，年华也。春种秋收，春花秋实。一个人只有既始终热爱生活，又不失时机地耕耘播种，他才能有一个硕果累累的金秋。而读书，当是人生耕耘的一大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后，有了新居，但孩子大了，也需要单独房间，我的卧室只得仍兼书房。当然，“长乐春秋室”中的藏书与日俱增，它还成了我的许多作品的摇篮。有的时候，我可能一文不名或愁肠百结，但一入书房，就觉得自己很富有，很充实，很快乐。而“长乐春秋室主人”也已成了朋友们对我的昵称，有时我也乐于自称，因为在书斋中，我确实获得了长久的快乐。 90年代中期，我终于有了一间名副其实的、面积达15平米的书房，“一人独有”，能够完完全全做一回“坐拥书城”的“南面王”了。心满意足之余，便认真考虑它的芳名。朋友潘振元是书法家，那一阵正热衷于写诗，有一天读到了他的诗句：“书常忘形读”，非常喜欢，便抄下送给陈愉园前辈看。陈是钱仲联先生的师兄，诗词造诣极为深厚，读到了那诗，击节称赞，主动改续了后句“画取野塘秋”，复又回赠给我。其时我已年过半百，退尽铅华的清秋，不正暗示着人生的又一层境界么？这实在令我喜出望外。于是，拈来作为书房名，曰：“忘形读书斋”。又请摩和兄治印一方，作为新世纪的藏书章。更高兴的是，书房里除了硕大的书桌以及摆满书籍的书橱、书架外，还有了一台电脑，它为我古色古香的书房装上了“与时俱进”的动力源。 转瞬间，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书房老矣！特别是退休后的十年，存书不断增多，车库已成为我书房的“副室”。电脑换了两台，书架上还有了十几本自己的著作，但书房名不再改动。除了旅游外，我更多的日子依旧在书房里“忘形读书”。在我看来，生活永远不会疲惫，而书房也是我的“诗和远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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