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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力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古旧书市，北京的琉璃厂始终是这个行业的排头兵，在这里曾经聚集着大量的旧书店，直到今天，其仍然是中国古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 琉璃厂有多个名称，比如厂甸书市、海王村书市等等，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称呢？这当然还要从其历史聊起。 南新华街 清乾隆三十五年，工部营缮司郎中孟澔在琉璃厂一带监督工人开挖土方。在施工过程中，从地下挖到了一个古墓，此墓颇为奇怪，因为里面没有棺材，但旁边有一块墓志铭，孟澔从上面看到了如下的字迹： 大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讳内贞，……保宁十年（公元978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 原来，这里葬的是一位辽代的官员。这件事被朝官钱大昕听到了，他立刻赶往现场，希望能将那块墓志铭拓下来，可惜他去晚了，等他赶到时，那块刻石已经不知所踪。好在孟澔在发现那块墓志铭时，已经让手下把上面的文字抄了下来，钱大昕读到这个抄本，由此而了解了许多的细节，而后他特意写了篇《记琉璃厂李公墓志》，其在此文中首先讲述了这块墓志铭出土的经过： 乾隆庚寅三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棺椁不具，而骨节异常人；旁有一石，眂其文，则辽故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行太子左卫率府率兼御史大夫、上柱国、陇西李公墓志铭也。提督两窑厂工部郎中孟君澔，募人改葬于故兆东二十步，别买石书李公官位，表于道，而志石则仍瘗之。越十数日，予始得闻，亟往欲椎拓其文，不可得，世竟无拓本，惜哉！ 看来，埋葬在这里的那位辽代官员李内贞，也是位奇特的人物。他的骨节比平常人大得多，由此可以推断出他当年的容貌应该十分的魁梧，说不定长得也是奇形怪状。但重要的不是这些，最关键者则是钱大昕在此文中说的一句话：“保宁十年六月一日，薨于卢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当年八月八日，葬于京东燕下乡海王村。”而后钱在此文的结尾处说到：“今之琉璃厂，在辽为城东燕下乡，正可互证；而海王村之名，亦好事者所当知也。” 看来，这块墓志铭的出土对海王村的历史追溯极有价值，由此让乾隆时代的人得知：原来，琉璃厂在辽代时，其名称叫“海王村”。 过街天桥下的南新华街全景 “海王村”这个名称一直使用到了今天，这其中的缘由跟民国初年在此建立海王村公园有一定的关系，孙殿起在其所写《琉璃厂小志》中说到：“民国六年，钱能训任内务部总长时，倡议在窑厂前面空地上，建筑海王村公园。园门内叠石作山，种植杨柳、月季、刺梅等杂卉，又高搭席棚，设置茶座待客。自公园成立后，曾将土地祠拆让一半，北至西河沿，南通南新华街，使厂甸四通八达，变成为琉璃厂之中心点。” 海王村到了元代则有了“琉璃厂”这个名称，元朝在此建造大都城，而海王村乃是在大都城与旧城之间。从元代开始，北京大兴土木将旧城改造为了首都，但是建造皇宫需要大量的建材，而琉璃瓦的烧制就在现在海王村的地方，张涵在《琉璃厂沿革考》中写到：“元代建都北京，名大都城。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分厂在三家店，派士到西山采制琉璃瓦器之原料，由水路运至海王村之琉璃窑以备烧制。” 东、西琉璃厂由这个天桥连在了一起 为了建造这个大都城，元朝在北京设置了四座琉璃厂窑，其中之一就处在海王村。看来，这里的出产量很大，这使得人们渐渐忘记了“海王村”这个名称，而改称这里为“琉璃厂”。当时制作琉璃瓦的原料主要是来自西山，但也有一部分则是就地取材，以至于将海王村这一带的土地挖成了很多的窑坑。看来当时不讲环保，对城乡结合部也没有整体规划，以至于这一带变成了大坑连连的破烂之地。 但毕竟这里还生活着许多百姓，他们为了出行，就陆续在这些窑坑上建起了一些小桥，也正因如此，琉璃厂一带有了不少带桥的地名，清李慈铭在《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说到：“盖自明嘉靖以前，外城未筑时，此地有水，西流为清厂潭，又西南为章家桥，又南为虎坊桥，又南为潘家河，而自厂桥南为梁家园，可引凉水河，处处径脉流通。” 东琉璃厂口的第一家店铺 看来琉璃厂一带有很多的桥梁，这跟当地的水道发达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这一带有不少的地名带有桥字，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虎坊桥”了，直到今天，这个地名仍然在使用，而虎坊桥因为在琉璃厂旁边，所以“虎坊桥”这三个字也是北京古旧书市的代称。 琉璃厂还有一个名称叫“厂甸”，而今在四宝堂旁仍然有厂甸胡同存在，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写到：“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之琉璃厂也。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由此可知，厂甸就是海王村，而海王村也就是琉璃厂。 一个旧书市场竟然有这么多的名称，而这些名称到今天还鲜活地使用在爱书人的口中和文字中，我不知道国外的情形如何，至少在中国的古旧书市场上，这样一地多名恐怕也是他处无法相比者。 厂甸胡同 虽然海王村的历史追溯到了辽代，但其形成著名的书市却是到了明、清，现在已知记载北京书市最早的文字，应当是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集》中的一段话：“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遗憾的是，胡应麟的这段记载没有提到“琉璃厂”或“海王村”这些字样。看来，在明代时，北京的书市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天安门两侧。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天安门一带的书市没办多长时间就没有了声响，转而琉璃厂一带又出现了新的书市呢？这件事还要从满人占领北京谈起。 厂甸胡同内的老院落 清顺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多尔衮下令将北京城内的汉族居民全部赶出内城，只允许他们居住在南城一带，腾出内城专让满族和八旗子弟来居住。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是赤裸裸地种族歧视。多尔衮的这个举措是站在满人优先论的角度，但他没想到的是，满族的官员也是人，他们除了在朝中为官，其本人以及其家属也同样需要接地气的生活，把汉人赶出了内城，这使得内城里的满族人购物消费变得很不方便，更何况精神生活方面也得不到释放，因为内城里已经没有了游戏娱乐之地，因此这些满族人仍然需要到南城去消费，所以南城一带迅速地形成了繁荣的市场。而更让人未曾料到的是，多尔衮的这个种族歧视政策竟然意外地形成了中外闻名的琉璃厂古旧书街。 东琉璃厂口的第一家店铺 满人毕竟是少数民族，他们为了维持统治，仍然需要大量地汉族官员，但汉人已经被赶到了南城，那时又没有像如今这等便利的交通工具，这些官员上朝只能骑马坐轿，所以离紫禁城最近的外城就是琉璃厂这一带，故而有很多汉族官员也就居住到了这里。此后满清政府很快恢复了科举考试，而各地的举子们也都会聚集在南城一带等候考试，因此琉璃厂就形成了汉人之中文化人的聚集之地。 这些人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物质生活之外当然需要大量的书籍，同时恢复科考之后，这些举子们也需要大量的参考书，正是这些原因，琉璃厂就渐渐形成了书商汇聚之地，而一些地方官员的任命也要到北京来等候外放的指令，有些爱书人就会趁这个机会到琉璃厂看书、买书。 琉璃厂形成书市的时间大约是在清康熙时期，王士禛所撰《香祖笔记》中有“燕中书肆”一段：“胡氏经籍会通云：燕中书肆多在礼部门外拱辰门西。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今京师书肆，皆在正阳门外西河沿，余唯琉璃厂间有之。”看来，在康熙时期，琉璃厂虽然已经有了旧书店，但还没有形成较大的市场。而后由于读书人的聚集，使得这个不大的市场渐渐红火了起来。 琉璃厂东街 而其中有一位爱书人最为有心，此人叫李文藻，他在乾隆年间等候任命，这个等候期达五个多月之长，他说自己不喜欢看戏、逛茶园，只是每天到琉璃厂去逛书、抄书。而后他写出了一篇《琉璃厂书肆记》，其在此《记》中说：“惟日借书钞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后，逆旅长夜不能寐，乃追忆各肆之名号及所市书之大略记之。” 李文藻说他只要有空就到琉璃厂去看书，而后他被任命为广东恩平县知县。在离京赴任时，因为旅途中无事，所以他就靠回忆记下了琉璃厂一些旧书店的情形，比如他在文中写到：“入门为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 李文藻的记录颇为简单，他只是记下了一些店名以及其中所售之书，偶尔也会记录一些他跟书商的交往细节，因此李文藻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已知第一篇琉璃厂旧书店的整体描绘之文。但此前有些文献说，琉璃厂的兴盛是因为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 东街街牌 其实这样的说法也确实有道理，因为《四库全书》的纂修需要大量的底本，而当时的参考书除了宫内所藏之外，也没有公共图书馆可利用，所以那些四库馆臣们就会到琉璃厂来找相关的文献，当时翁方纲在《复初斋诗集》的自注中写到：“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为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书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江浙书贾奔辏辇下，书坊则五柳居、文粹堂为最。” 这段话写明了四库馆臣的工作方式，这些人上午到四库馆去工作，下午就列出名单，而后到琉璃厂书店去寻找底本。如此大量的需求，自然也就形成了市场，于是乎，各地的古书都汇集到了琉璃厂，使得这里渐渐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古旧书集散地。 原本这里也是旧书店 显然，《四库全书》的纂修促进了琉璃厂的大繁荣，但是李文藻所写的《琉璃厂书肆记》是在乾隆三十四年，而《四库全书》的编纂则是在此的四年之后。由此可证，如果没有《四库全书》的纂修，琉璃厂也因为历史原因，已然形成了一个大的古旧书市场，而有了《四库全书》的纂修，这使得琉璃厂书市得以锦上添花。从那时起，琉璃厂在书界的名声得以确立，虽然其中也有曲折，但这段历史一直延续到了今日，而这个过程中，有太多的文人将他们在琉璃厂访书的经历记录了下来，今日读到这样的文字，确实能让爱书人顿然生出过屠门而大嚼的愉悦。
北京市文物公司就在此院后 大藏书家黄丕烈曾经到琉璃厂来买过书，当时他在这里的斩获最让他高兴的一部乃是影抄金刻本的《蔡松年词》，虽然这是一个残本，然而却流传极其稀见，以至于他高兴地写了一首诗： 琉璃厂里两书淫，荛友荛翁是素心。 我羡小嫏嬛福地，子孙世守到于今。 在这里，黄丕烈把自己跟书友张燮并称为两个“书淫”，可见他们在这里一同访书是何等地快何如哉！他返回苏州后，仍然跟琉璃厂的书商有着密切的交往，为此他还从琉璃厂买到了宋刻本的《王右丞文集》等佳本。而在这个阶段，黄丕烈还结识了朝鲜藏书家柳得恭，他二人有着通信交往。 柳得恭在京期间，只要有空就到琉璃厂去访书，为此他跟不少的琉璃厂书商成了朋友，之后他写了篇《燕台再游记》，其中写到： 崔琦，琉璃厂之聚瀛堂主人；陶生，五柳居主人也。崔是钱唐人，陶生亦南人也。自前李懋官游燕时，及庚戌秋，多购书于五柳居，故陶有旧好，崔则新面也。聚瀛堂特潇洒，书籍又富，广廷起簟棚，随景开阖，置椅三四张，床桌笔砚，楚楚略备，月季花数盆烂开。初夏天气甚热，余日雇车至聚瀛堂散闷。卸笠据椅而坐，随意抽书看之，甚乐也。 看来，柳得恭在琉璃厂旧书肆访书的过程十分地愉快。而后他还记录下很多跟琉璃厂书商交谈的细节，他们甚至妄议朝政，俨然已经成了无话不说的密友。而同样是乾隆五十五年，朝鲜学者朴齐家也到琉璃厂来买书，他在旁边的万源夹道去看望了孙星衍，并且还给孙题写了问字堂的匾额。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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