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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以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为都。靖难之役以后，成祖朱棣即位，谋划迁都之事，先是以北平为陪都，升为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在此之前，由于经济重心集中在东南地区，漕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到明成祖迁都以后，以前元朝漕运的问题又摆到了明廷面前。然而元代所费力修治的运河，这时已经因元末战争及明初失修而难以通航。
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綜而計之，自昌平神山泉諸水，滙貫都城，過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衞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淸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衞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淸，會衞河，南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洸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出天井閘，與汶合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鎭，循泇河達直口，入黃濟運者，泗、洸、小沂河及山東泉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邳，會大沂河，至淸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淸口者，黃河水也。自淸口而南，至於瓜、儀者，淮、揚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矣。長江以南，則松、蘇、浙江運道也。淮、揚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其踰京師而東若薊州，西北若昌平，皆嘗有河通，轉漕餉軍。
如此看来，明朝的不同漕运河段有不同的称呼，甚至还有某河段的漕运专称：
漕河之別，曰白漕、衞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爲號，流俗所通稱也。淮、揚諸水所滙，徐、兗河流所經，疏瀹決排，繄人力是繫，故閘、河、湖於轉漕尤急。
由此可见，闸漕即会通河漕运、河槽即黄河漕运、湖漕即淮南漕运，这三段是漕运的重中之重。为什么会这样呢？上一期我们介绍黄河的情况，知道黄河对这三段漕运影响最大。如果黄河河道北徙，会通河以下到淮南这一段就失去水源而难以通航；而对会通河北段也会造成影响。
閘漕者，卽會通河。北至臨淸，與衞河會，南出茶城口，與黃河會，資汶、洸、泗水及山東泉源。泉源之派有五。...諸泉所滙爲湖，其浸十五...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淸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爲閘二十有一；南至鎭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閘五十有四。又爲壩二十有一，所以防運河之洩，佐閘以爲用者也。其後開泇河二百六十里，爲閘十一，爲壩四。運舟不出鎭口，與黃河會於董溝。
看了这段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会通河以南旺为最高点，因此南北上下都要设闸，故有闸漕之称。
河漕者，卽黃河。上自茶城與會通河會，下至淸口與淮河會。...而河流遷徙不常，上流苦潰，下流苦淤。運道自南而北，出淸口，經桃、宿，溯二洪，入鎭口，陟險五百餘里。自二洪以上，河與漕不相涉也。至泇河開而二洪避，董溝闢而直河淤，運道之資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溝以上，河又無病於漕也。
在开泇河（下详）之前，河漕的主要路程是自清口（今江苏淮安）北溯黄河五百多里到镇口（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北），这一段是极危险的一段漕运。泇河、董沟开凿后，河漕只需二百六十里，减少了黄河运段的长度。
湖漕者，由淮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積水，滙爲澤國。山陽則有管家、射陽，寶應則有白馬、氾光，高郵則有石臼、甓社、武安、邵伯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諸山之源，巨浸連亙，由五塘以達於江。慮淮東侵，築高家堰拒其上流，築王簡、張福二堤禦其分洩。慮淮侵而漕敗，開淮安永濟、高郵康濟、寶應弘濟三月河以通舟。至揚子灣東，則分二道：一由儀眞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廣、江西；一由瓜洲通西江嘴，以漕下江兩浙。本非河道，專取諸湖之水，故曰湖漕。
湖漕指的是江淮间的运河，因以高邮、宝应等地诸湖所构成而有此名。明朝为了保证这条航道的安全，在洪泽湖东筑高家堰以防淮河东侵；又修永济河，避开清口（今江苏淮安淮阴区码头镇北）至清江浦（今江苏淮安清江浦区北）一带淮河；修康济河、弘济河，使运河与诸湖分离，以避诸湖风涛之险。在扬州以南，有两道：一自仪真（今江苏仪征）江口，以通上游来自湖广（约当今湖南、湖北两省）、江西等地的漕运；一自瓜洲与镇江相通，以通来自下游两浙等地的漕运。
太祖初起大軍北伐，開蹋場口、耐牢坡，通漕以餉梁、晉。定都應天，運道通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下黃河。嘗由開封運粟，泝河達渭，以給陝西，用海運以餉遼卒，有事於西北者甚鮮。淮、揚之間，築高郵湖堤二十餘里，開寶應倚湖直渠四十里，築堤護之。他小修築，無大利害也。
《河渠志》回顾了明太祖时的各地漕运情况，那时国都在应天，漕运的问题相对要少得多。
永樂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轉運，一仍由海，而一則浮淮入河，至陽武，陸輓百七十里抵衞輝，浮於衞，所謂陸海兼運者也。海運多險，陸輓亦艱。九年二月乃用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尙書宋禮、侍郞金純、都督周長濬會通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寧至臨淸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
南旺者，南北之脊也。自左而南，距濟寧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淸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其秋，禮還，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並湖地設水櫃、陡門。在漕河西者曰水櫃，東者曰陡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純復濬賈魯河故道，引黃水至塌場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
永乐四年（1406年），漕运主要为海漕与陆漕，问题较大。九年（1411年），重浚会通河。先前元会通河已经淤废。这一工程的难度在于中间的南旺（今山东汶上南旺镇）地势最高，号称南北之脊，因此遏汶水尽入南旺，南北设三十八闸以控制水量，又在东平至沛县等地设水柜、陡门。为了补充水量，又开浚贾鲁时治河故道，将黄河水引至塌场口（今山东鱼台县北），与汶水南流至徐吕二洪（今江苏徐州附近）。
图片摘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
明代黄河决口造成运河被冲毁或淤废，这使得黄运、淮运、湖运分离三项工程成为明代整治运河的重点。有关明代黄河对运河造成威胁的记载甚多，此处不一一列举，这里只是介绍《河渠志》所载的几处重要的运河工程：
一、黄运分离
夏镇新河 （嘉靖）七年正月，總河都御史盛應期奏如世寧策，請於昭陽湖東鑿新河，自汪家口南出留城口，長百四十里，刻期六月畢工。工未半，而應期罷去，役遂已。其後三十年，朱衡始循其遺跡，濬而成之。是年冬，總河侍郞潘希曾加築濟、沛間東西兩堤，以拒黃河。
其运道大致为：自鱼台南阳镇始，自昭阳湖东至夏镇，南引至留城（今在微山湖内西侧）。这样，就降低了原在昭阳等湖西的运河易受黄河东决影响的风险。
泇河
（萬曆）三十二年，總河侍郞李化龍始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盡避黃河之險。
其运道大致为：自直河口（今江苏宿迁西北）始，经泇口（今江苏邳州西北）、韩庄（今山东微山韩庄镇）至于夏镇李家港，位置更偏东。由此避开了徐吕二洪，徐州不再成为漕运经转之处。
通济新河
漕儲參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以爲漕計，令同知宋士中自泇口迤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迴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又疏三汊河流沙十三里，開滔莊河百餘丈，濬深小河二十里，開王能莊二十里，以通駱馬湖口，築塞張家等溝數十道，束水歸漕。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天啓）五年四月，工成，運道從新河，無劉口、磨兒莊諸險之患。
这一运河主要是自直河口始，至宿迁骆马湖董口入黄河，以避邳州至宿迁段黄河之险。
图片摘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
二、淮运分离
清江浦渠
陳瑄之督運也，於湖廣、江西造平底淺船三千艘。二省及江、浙之米皆由江以入，至淮安新城，盤五壩過淮。仁、義二壩在東門外東北，禮、智、信三壩在西門外西北，皆自城南引水抵壩口，其外卽淮河。淸江浦者，直淮城西，永樂二年嘗一修閘。其口淤塞，則漕船由二壩，官民商船由三壩入淮，輓輸甚勞苦。瑄訪之故老，言：“淮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淸江口相値，宜鑿爲河，引湖水通漕，宋喬維嶽所開沙河舊渠也。”瑄乃鑿淸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永樂）十三年五月，工成。緣西湖築堤亙十里以引舟。淮口置四閘，曰移風、淸江、福興、新莊。以時啓閉，嚴其禁。
永济河 （萬曆）十年，督漕尙書凌雲翼以運船由淸江浦出口多艱險，乃自浦西開永濟河四十五里，起城南窑灣，歷龍江閘，至楊家澗出武家墩，折而東，合通濟閘出口。更置閘三，以備淸江浦之險。是時漕河就治，淮、揚免水災者十餘年。
这两条运河都试图将清江浦绕开，以减少转运劳苦与风涛之险，最终实现了淮运分离，南来漕船至清口入黄北上，无需再经过淮河。
三、湖运分离
康济河 （弘治六年）...白昂所開高郵複河亦成，賜名康濟，其西岸以石甃之。又甃高郵堤，自杭家閘至張家鎭凡三十里。
弘济河
（萬曆）十三年從總漕都御史李世達議，開寶應月河。寶應氾光湖，諸湖中最湍險者也，廣百二十餘里。槐角樓當其中，形曲如箕，瓦店翼其南，秤鈎灣翼其北。西風鼓浪，往往覆舟。陳瑄築堤湖東，蓄水爲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遂決爲八淺，滙爲六潭，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又從周家橋漫入，溺人民，害漕運。...濬河千七百餘丈，置石閘三，減水閘二，築堤九千餘丈，石堤三之一，子堤五千餘丈。工成，賜名弘濟。
邵伯月河、界首月河
（萬曆中）（劉）東星在事，開邵伯月河，長十八里，濶十八丈有奇，以避湖險。又開界首月河，長千八百餘丈。各建金門石閘二，漕舟利焉。
这四条运河，实现了高邮、宝应诸湖与运河分离，形成了独立于诸湖外的南北水道“淮南运河”。
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餘里，皆平流。歷嘉而蘇，衆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洩，盈涸不恒，時濬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揚、泰。
江南运河的整治重点在于今苏南地区，以武进至镇江一带漕河的开浚与北通长江为主，这其中还有练湖的疏浚等问题。明代江南人湖争地的现象更加严重，练湖几经疏浚仍然淤浅，而丹阳附近数个小湖都已经消亡。
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於湖口，曁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眞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閘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
江漕的运道，关键是指扬州以北运河与长江沿岸之间的运道。如永乐时陈瑄开白塔河：
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正統中）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大橋閘，以時啓閉，漕舟稍分行。自鎭江裏河開濬，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
后来白塔河因为偏东而不再成为主要运道。
图片摘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
衞漕者，卽衞河。源出河南輝縣，至臨淸與會通河合，北達天津。自臨淸以北皆稱衞河。詳具本志。
白漕者，卽通濟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爲潮河川。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於此，名曰白河。
卫河在《明史》河渠志五 中有专篇。这条河仍大致保持隋时所开永济渠的路线。
元末以后，由于北京城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导致元代的通惠河基本淤废，自北京至通州的漕运不通。永乐、成化、正德等朝虽有疏浚，但根本的水源问题仍难以解决，且遭到京畿豪强的阻挠，因而收效甚微。明代因昌平有皇陵而不能引水于昌平诸泉，因此上游水量不足，难以维持漕运。
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爲權勢所撓。顧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爲力甚易，歲可省車費貲二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爲然，命侍郞王軏、何詔及仲偕相度。...明年六月，仲報河成，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閘夫以罷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艌，俱宜酌處。”...自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
大通桥在今北京东便门外，二环以东。明代将元大都文明门外的一段通惠河纳入北京城，破坏了原有的积水潭与通惠河直接相连的水系，使得吴仲这一次治河尽管成功，也只是形成了通州到北京城下的大通河，而漕粮进城则仍需陆运。此外，还有一条由通州陆运至北京城的通道。相较元代而言，北京周边的漕运不得不说退步很大。
在北京东北、西北，还有这样几条运河：
薊州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衞百戶閔恭言：“南京並直隸各衞，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薊州等衞倉，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州，正與水套、沽河直，袤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闊五丈，深丈五尺。
此河缩短了海上运输的路程，降低了海漕的风险。
豐潤環香河者，濬自成化間，運粟十餘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後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四十五年從御史鮑承蔭請，復之，且建三閘於北濟、張官屯、鴉鴻橋以瀦水。
环香河即今之还乡河。漕船溯此河而上，到达蓟州东路。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鞏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口。袤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里難行。隆慶六年大濬，運給長陵等八衞官軍月糧四萬石，遂成流通。萬曆元年復疏鞏華城外舊河。
此河为供应明代皇陵（今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守卫军队的运道。按照文献的说法，此河实际就是利用了温榆河，自巩华城（今北京昌平沙河镇南）至于通州（今北京通州区）。
北京故宫西南角楼外的筒子河
与前面河漕相对应的，还有海漕。
海運，始於元至元中。伯顏用朱淸、張瑄運糧輸京師，僅四萬餘石。其後日增，至三百萬餘石。初，海道萬三千餘里，最險惡，旣而開生道，稍徑直。後殷明略又開新道，尤便。然皆出大洋，風利，自浙西抵京不過旬日，而漂失甚多。
按照《河渠志》的记载，海漕在明朝并不常用，除非是河漕梗阻或是军事运输，如山东到辽东的运输。究其原因，一是海上波涛汹涌，常有漕粮损失、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一是明代倭寇猖獗，东海、黄海海面上的航行安全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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