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文人相轻，我相重

钱钟书与陈寅恪皆出身于学问世家，皆留学海外，皆学识渊博，性情耿介。钱少时学于清华园，陈已为“清华三巨头”之一。然陈之些许学问，钱不与苟同。

一九七八年，钱同中国学术代表团出使他邦，语及文学研究，曰：“精细之考应不以文研为终止，不以之喧宾夺主。”并以春秋笔法提及陈之研：立新国前，一学者曾因己学问之渊博与心之缜密，考唐之杨贵妃入宫时是否身洁？然此问同一比济慈饮食、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之论更为无谓之问。

同年，一海外历史学家登钱门，言韩愈于台湾之后正为白居易之“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立于官堂上，以为白有“诽谤韩愈”之嫌，继而引陈寅恪之作《元白诗笺证稿》，始觉白所述之事为实。钱不以为然，觉此“退之”非韩愈之字，而为另一服食丹药致死其人之字。历史学家顿悟，晓陈之学问于钱而言，钱不都以之为然，仍存保留之势也。

钱持此保留之势，久矣。早于一九五零年，《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出版，陈对此甚欢。书一出，陈便将些许赠与其师友学子，钱亦在其中。因陈赠书时亦曾夸钱早年一代表作，钱便回信谢答。除此外，便无他话。钱、陈二人有师生之谊，钱父陈父亦有些许交情。然钱以“一向不敢高攀名流”之势，足以道明其不以陈此杰作为出众之作。

一久八四年，钱评此书“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去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然，据此以“钱看不起陈”未免有失偏颇。陈之诗词，钱由衷钦佩。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陈一爱徒整理陈一书稿，察其有所缺漏，加上其诗稿收集不齐、毁损厉害，遂请钱帮之校订，并将其缺漏之字补上。受托后，钱甚专。陈诗缺漏之字不多，然每补一字，钱皆要反复斟酌。既要顾及文字之贴切精美，亦要考虑与其意相融相合，偶得一佳字，钱便欣喜若狂，手舞足蹈。杨绛言，钱晚年极欣赏陈之诗作，并言，若早知陈如此会作诗，学于清华园时，定会选修陈之课。

显，钱虽不喜陈意气用事之考证，觉此掩盖文学思想艺术之光芒。然，钱之批评仅为陈之些许考证方式，并未从整体否定陈于文学研究史上之成就。钱对陈之诗词喜欢超常亦说明其对陈之见为一事归一事。

古人常言“文人相轻”，但众多文人于学术批评中皆渗透着深刻之理性精神。如胡适与陈独秀，其两人之政治文学观念诸有不同，然当陈被捕后，胡仍以老友之身份屡次出手营救。再如鲁迅与林语堂，二人曾相得，亦曾相争，可鲁迅逝世后，林仍写文怀念，高度肯定其文学创作之思想艺术成就。

真正学问无须拔高或夸大，真正学问家于学术批评时仅就事论事、一事归一事，这恰是尊于文学规律，亦是呵护学术良知。而今我等，皆看重那年代之学术大家，然其本在于其身之求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