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希免赐修改“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习惯。有些作家一挥而就，几乎不用修改，通篇读下来很完整，像我接触过的学者杨泓先生，从来都这样。我问他是不是成竹在胸?他说即便是急就章也是这样，可能是习惯吧。我认得的一个诗人也强调一气呵成，据说是保持写作中的原生态，这与中国的书法或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有点相像。更多的作家则相反，在不断反复的推敲、修改中完善文章。鲁迅有句名言：“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当然，写作状态因人而异，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作品好坏，取决于作品的质量，读者才不管他是“一日之迹”还是“十年磨一剑”。 传统媒体时代，作家写成作品交给媒体，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才能付诸发表，中间要经历审稿、修改、定稿、校对等等环节。编辑按照自己报刊的宗旨改稿也是重要的一环。有些作者对编辑改稿无所谓，有些则非常反感，甚至觉得多此一举。客观地讲，编辑的有些修改加工，并非多余，有些的确对原稿的质量有提升，当然有违原作者之意的也屡见不鲜。前者如 《高玉宝》 《林海雪原》 《徐悲鸿的一生》 等书，据说编辑花了大功夫。至于改坏的，笔者举个自己做编辑时碰到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我在 《文物》 杂志做编辑，领导对名人稿是有要求的。像我们这样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最初都有围“名老头”的经历，比如去围启功，启先生有次有点不耐烦，说：“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不要老找年纪大的，哪有精力，你们要发现一些新作者。”话虽那么说，找名老头是条捷径，见效快，发稿率高。比如我好几次向故宫的朱家溍先生约稿，每次他都表示写出来就给我。那时，朱先生年近八十，他所在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局还有其他机构，以各种名义派他约他的活很多，他还经常应邀出去参加各类活动，根本没时间写稿子。但我盯得紧催得急，可能也是照顾到共饮一江水的同乡情分，有次朱先生破例把为某大典写的谈漆器的序文给我先发。朱先生的文章向来内容充实，是十足的干货。因为是序言，文章前面有一小段铺陈，我那时虽然编发过不少名人文章，经验到底还是不足，自作主张删改了一些段落。当时 《文物》 的稿子发之前要给作者寄校样过目。朱先生收到后，很不高兴，直接打电话给主编，主编马上找我谈话：“你胆子真大，朱先生的文章我都不敢动的。”结果当然是恢复旧貌。 有些名人不在乎删改，信任编辑的职业眼光。传闻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海粟经常在报刊发文章，那时发文章不太容易，大至历史事件、人物评价，小至措词用语，把关极严。海老了解个中情势，常常主动跟编辑打招呼“只要能发表，删改没关系”，显得非常宽容。 老诗人忆明珠非常不喜欢别人动他的文字，说被改过后文气大伤，不忍卒读。诗人写过一则随笔，记录他短诗发表时的不幸遭遇。“昔年余画猫，题曰：彼猫不露脚与手，花荫独坐拥黑裘；杀机全在眸子里，俨然名士自风流。此诗后经友人投给一家地方刊物，编辑某公曰：‘猫有手乎?猫有脚乎？’即提笔改曰‘彼猫不露肢与爪’云云，并以其改稿刊出之。余见刊后，但有徒唤奈何而已。”当然，像这样的情况，想是极少数。 孙机先生是现在读书界一本非常走俏的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的作者，他也反对编辑改他的稿子。我手头就保存了一封他附在稿子后面的短信，声明“如不合用，弃之可也，不必客气。唯敬希免赐修改”。话说得毫不含糊，直截了当拒绝编辑修改。当然，孙先生这样讲，也有他的底气，他是目前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学者。 电脑代替笔墨进入日常生活，被人称为“换笔”，这样的技术革命也引出许多趣事。这是新旧交替阶段难以避免的问题。我编过的 《收藏家》 杂志，当时经常要请一些八九十岁的老先生写稿，他们的稿子还习惯于手写，对于收藏圈而言，未尝不是一桩幸事，至少还有手稿传下来，不过对于编辑来说，就是苦差事了，处理稿件的工作量也要多承担。黄裳先生生前，我约他写谈古书的专栏，整整一年半，读者爱读，文章水平也高，但编辑的工作量真不小。最大的问题是黄先生每次提供的复印件质量欠佳，辨认不易，还有不少异体字。杂志之前因大量来稿为电子文本，削减录入员，手写稿没人处理，只好临时请同事帮忙或打印社录入，虽经核对，错误仍不在少数。每次与黄裳先生通信，他寄回的校样都附一张便笺，谈及校对，总是满腹牢骚，至今还记得他那封不顾情面的短信：“校样悉，不看不知道，一看不得了，错得那么多，不校真不行。”黄先生所处的时代，人工是不惜的，只求准确性高。轮到我们这个时代，改革不断，最后不外乎讲求效率。黄先生不察，以为一块大牌子底下的杂志，人力一定是充足的，哪知道“今是昨非”，“巧妇”夹在中间十分为难。 这种情况今后大概不会再发生，因为以手写为笔耕方式的那辈老先生不大会有了。我们只是这个转型时代遭遇换笔变局而身处尴尬冲突的少数人。从大历史的眼光看，这类文人细事不值一提，但有些有趣的往事竟也令人难以忘怀。 唐吟方 2017年2月19日蓝旗营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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