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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热症可灸的理论依据 一、《内经》中早有“热病二十九灸”的例证 中医学说的思想是以经典和前人的见解为典范，则热症贵灸与禁灸，也应以经典为依据。通考《内经》全文，不仅无“发热不能用灸”的条文与字样，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有“热病二十九灸”之说。《素问·骨空论》曰：“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以年为壮数，次灸撅骨(尾穷)以年为壮数，视背俞陷者灸之，举臂肩上陷者(肩翻)灸之，两季胁之间(京门)灸之，外踝上绝骨之端(阳辅)灸之。足小趾次趾间(侠溪)灸之，喘下陷脉(承筋)灸之，外踝后(昆仑)灸之，缺盆骨上切之坚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天突)灸之，掌束骨下(阳池)灸之，脐下关元三寸灸之，毛际动脉(气冲)灸之，膝下三寸分间(三里)灸之，足阳明跗上动脉(冲阳)灸之，巅上一(百会)灸之，犬所啮处灸三壮，凡当灸二十九处”。 在以上各穴中，背俞陷与缺盆骨上硬结处是反应穴，灸犬所啮处，意为遭受外伤而感染高热者亦可直接在该处施灸。连此三穴在内，其中单穴五，双穴二十，只有二十八穴，所谓“二十九处”者只是概言热症可以在全身多处施灸，不必为二十九处所拘也。现今仍有不少人认为“热症禁灸”，观此不知何以自解。 有人说，经文二十九灸是指灸寒热之法，因为有寒所以才可用灸，这是脱离临床不通之见，发热的机理在《素问·调经论》中，对发热恶寒，以及内热和外热早有概括性的说明，即“阳受气于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问，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则寒气独留于外故寒栗；阴虚生内热者，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阳盛则生外热者，上焦不通利，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故外热。”寒战的出现，必然皮肤血管收缩，散热减少和肌肉抖动，产热增多。以及体温升高，反而感到外界气候寒冷，因此恶寒必然就有发热。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除此之外，在《内经》全文中，仅是指明气虚寒凝与阳气下陷等症，灸疗具有重要作用。如《灵枢·官能》：“阴阳皆虚，火自当之，……经陷下者，火则当之，结络坚紧，火所治之。”《经脉》：“陷下则灸之”。这是说明在上述诸症中，是灸胜于针，并未说明发热不能用灸。仅有《素问·八正神明论》有“天寒无刺，天温无灸”之说。细玩文意，当是在天气寒冷时，针刺不易得气，故应以灸法为宜，而当天气炎热时，针刺得气较易，作用得到提高，就不必专于用灸。因此，“天温无灸”与“天寒无刺”，是互相对待而言的，而不是“天热禁灸”，也可能是因天气炎热，灸疮发作常感不便之故。再则，这也是和《素问·异法方宜论》五方五时与针灸的各有所宜之思想体系分不开的。后人以词害义，以“天温无灸”作为“热症禁灸”的经典依据，这就有充分的商讨余地。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禁”与“无”，“火”与“灸”是不能彼此不分，相提并论的。“禁”是禁令，法令与制止之意，《易·系词》：“禁民为非”，《荀子·议兵》：“兵者所以禁暴除害。”“无”与“毋”通，是不要，没有，《左传·宣公二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斯为贵矣。”《礼记·曲礼》：“坐无箕，立无跛，寝无伏”。可见“禁”与“无”在词义的轻重上，是有很大悬殊的。因此“天温无灸”就不能与“发热禁灸”同日而语。 热症可灸，当然不是反佐，是反治与从治的运用。这不是属于个人的偏见，前贤早已作出过说明。 二、以《素问·至真要大论》“正反逆从”的治则为指导 论中说：“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何谓逆从？逆者正治，从者反治。”所谓“正治”与“逆治”，就是以寒治热，以热治寒，逆其气而折之，这乃是正常的治法。“反治”与“从治”，就是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从其气而达之，这乃是反常的治法。说明正治与逆治是同一治法，而从治与反治又是同一治法。正治与逆治易于理解，而反治与从治除相对于正治与逆治而言外，从阴阳学说来讲更可以说得通。物极必反，促其向相反方向转化，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这也是自然规律。阴阳学说是属于中医的认识论，而正反逆从的治疗原则，是属于方法论，对中医学说与治疗方法的理解，不能脱离基本原则。 在汤液内服方面，正治与逆治，视为常规常法，而从治与反治法，在外治法中尤为重视。如《东医宝鉴》及《针灸集成》均引《纲目》曰：“灸法所以畅达，拔引郁毒，此从治之义也。譬如盗入人家，必开门逐之使出，万一门不开而无所出，必伤生乃已。”又如《理瀹骈文》中说：“若夫热症可以用热者，一则得热则行也，一则以热能引热，使热外出也，即从治之法也”。又在太乙雷火针条下曰：“寒者正治，热者从治。”反治与从治也并不只是限于外用，表症发热，辛温发汗，又何偿不是热因热用的说明。从治之法也不只是限于热症范畴，在寒症中也有应用，比如冻疮初起，用冰雪摩擦发热，即可促其消散。近有同道传一法，在汤火烫伤，皮肤未起泡之前，立即将伤处浸入50~C左右热水中，随即提起，随浸随提五七次，可以立即消肿止痛，不起水泡，已试有验。曾记某医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某一患者周年畏冷，虽盛夏亦需棉服拥被，某医者在冬日使赤身卧石上，以冷水浇之，患者奄奄垂毙，仆不敢再浇冻之，医鞭仆，续浇冷水不停，俄而患者肌肤转暖，并见有热气冒出，渐而热气蒸腾，汗出如洗，此后虽严寒亦无所畏惧矣。此虽无实例可凭，但反治从治之理，亦《易》复卦之义也。 三、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火郁发之”为准则 郁的繁体字为鬰，是积聚与塞滞之意，五郁为病，即五脏之气不得宣通也。对于五郁的治则，论中指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这正是热症用灸的主要依据与准则。因势利导，不失时机，乃是掌握与支配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热症用灸，也是因势利导、火郁发之的具体应用。张景岳在《类经》中对此作注说：“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灸法正可以使血管扩张，血流加速，腠理宜通，从而达到“火郁发之”散热退热与祛邪外出的目的。 四、后世对热能引热的阐明 被埋没的真理，总是时刻在闪烁其固有的光芒。热症禁灸虽为多数人所奉行，但热症可灸又为不少的人所提倡。不仅在以往的灸针文献中对热症用灸的效果有着大量的实例可资凭证，在理论方面也多所论证。如《理瀹骈文》中说：“若夫热症可以用热者，一则得热则行也，一则以热能引热，使热外出也，即从治之法也”。又在太乙雷火针条下曰：“寒者正治，热者从治。”《红炉点雪》痰火灸法条曰：“病之沉痼者，非针灸不解。以其针有劫夺之功。第今之针法，得妙者稀，且见效少，若虚怯之体，倏至天绝者有之。而灸法去病之功，难以枚举。凡寒热虚实，轻重远近，无往不宜。盖寒病得火而散者，犹烈日消冰，有寒随温解之义也；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犹火郁发之之义也；虚病得火而壮者，犹火迫水而气升，有温补热益之义也；实病得火丽解者，犹火能消物，有实则泻之之义也。痰病得火而解者，以热则气行，津液流通故也……若年深痼疾，非药力所能除，必借火力以攻拔之。谚云：火有拔山之力，岂虚语哉。若病欲除其根，则一灸胜药力多矣……然火之功用，固有生发之妙。必其人肌肉尚未尽脱，元气尚未尽虚，饮食能进者乃能胜此痛楚……若肌体虺赢，元气虚极，饮食不能进，则亦不能禁此燔灼。病本自剧，若灸后病不得起，不惟无益，必反招病家之怨也，至嘱至告。”这对灸和针的比较，热症可灸及灸的优点和适应症，以及施灸所应注意之处，作了精辟的阐明和论述。 又如《东医宝鉴》及《针灸集成》均引《医学纲目》曰：“灸法所以畅达，拔引郁毒，此从治之义也。譬如盗入人家，必开门逐之使出，万一门不开而无所出，必伤生乃已。”可见“热能行热”朴素的正确见解，始终未被“以火济火”的误解所埋没。 五、反对热症用灸者也模棱两可，不能自圆其说 在过分扩大《伤寒论》热症禁灸的影响下，因而有人是人云亦云地在反对热症用灸，另一方面却又不知不觉地说是热症可灸。甚至是在竭力反对的同时，也在提倡热症用灸。这种例证当以《针灸问对》为其代表。在反时热症用灸及天热时忌灸是这样说的：“若身热恶寒，时见躁作，或面赤面黄，嗌乾，咽乾，口乾，舌上黄赤，时渴，咽嗌痛，皆在外也，但有一二症皆不宜灸。其脉必数，或但数，亦不可灸，灸之患立至。”又引丹溪曰：“夏月阳气尽浮于表，今医灼艾多在夏月，宁不犯火逆之戒乎!或者因火而生热胀，发黄腰痹，咽燥吐血者往往有之，尚不知为火逆所致，宁甘心于命运所遭，悲夫!经曰：春夏养阳，以火养阳宁有是理，虽愚者亦当有知焉。”这在反对热症用灸来说，已经是不遗余力。但接着又模棱两可地引用高武的话说：“《难经》云：热症在内，取会之气穴(考《难经》并无此语)，为阳陷入阴中，取阳气通天之窍穴，以火引火而导之，此宜灸也，若将有病，一概而灸之，岂不误哉。” 由于汪氏对热症可灸与不可灸是胸无成竹，因而在同书中既是极力反对热症用灸，却又明明白白地提倡热症可灸。如引卢氏曰：“灸法不拘虚实寒热，悉令灸之。”又引丹溪的话说：“用火以畅达拔引郁毒，此从治之义。”又说：“虚者灸之使火气助元气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语出《医学入门》，《东医宝鉴》亦加援引)这不但承认热症可灸，而且更能概括出灸疗功效的基本内容，可见热症可灸，是有着历史的根源和理论基础的。 六、大量临床实例的证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热症不仅“可灸”与“宜灸”，而且更是“贵灸”，这从中医文献中和大量的临床实例中获得证明。在以往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论是对肝炎、肺炎、脑炎、肠炎以及对许多化脓性与非化脓性的发热病症，不论是细菌、病毒与原虫感染，不论是内脏、体表。局部与全身的病种与病变，均可采用灸法取得速效与伟效，这足以充分证明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与可靠性。对于自金元以来迄今尚未能肃清的影响与未曾得到纠正的偏见，必须大力清除，方能使灸疗的功效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应用。 综上所述，可见热症可灸，乃是对中医传统理论应有的理解，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别出心裁，如果至今仍顽固不化地认为“热症禁灸”，这不是古人误我而是我误古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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