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汉代碑刻，除了河南洛阳出土若干《熹平石经》残石，主要有1958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延熹二年《张景造土牛》残碑，1973年天津武清出土的延熹八年《鲜于璜碑》，1976年山西临猗出土的建宁元年残碑，1990年内蒙古包头南郊出土的东汉孝廉残碑，1991年河南安阳出土的熹平元年残碑，1993年包头南郊出土的建宁三年残碑，2004年重庆云阳出土的熹平二年《景云碑》，2005年四川都江堰出土的建安四年《郭择赵汜碑》，2010年四川成都出土的东汉《李君碑》《裴君碑》等。在这十几通新出土的汉碑中，《鲜于璜碑》的字数最多，碑阳碑阴共计800多字，其次是《李君碑》《裴君碑》，各有700多字。而《景云碑》的刻工最精致。诸碑书体风格各有特点，专家看法见仁见智，难免有个人好恶。至于诸碑刻史料价值，因研究现状的局限性而难以比较。 《鲜于璜碑》的碑阳和碑阴明显出自两人之手，不仅书体风格不同，就连鲜于璜的世系辈分也写得有差别，这种情况在汉碑里是仅见的。鲜于璜及其家族，均不见于《后汉书》记载。宋人王应麟《姓氏急就篇》记叙鲜于氏云：“后汉有鲜于妄人，鲜于辅、裒（póu 汉代墓碑通常是儿子为父亲建造，造碑时间距离死亡时间一般依礼制为二十五个月，或称三年。《礼记·三年问》：“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山阳太守祝睦后碑》：“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卒”，“于是三年礼阕，乃相与刊勒金石”，概称三年之丧。令人不解的是，《鲜于璜碑》是延熹八年（165）鲜于璜的孙子们所造，距鲜于璜死亡的延光四年（125）相差了四十年，这在汉碑里还找不出其他例子。 一般汉墓按照守丧三年之制，都可以依据造碑年代推定墓葬年代。但是依据《鲜于璜碑》造碑年代推定墓葬年代就遇到了难题，究竟是先建墓后造碑呢，还是建墓和造碑同时进行？今天我们根本无从得知。考古报告称，《鲜于璜碑》是1973年5月当地社员发现的，1976年至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距离汉碑发现地点六米左右的地方发掘了一座东汉中期的墓葬，后来被认定为鲜于璜墓。但是这座墓葬的规模不大，随葬品规格不高，跟过去发现的东汉太守一级的墓葬规模等级难以对应，墓葬年代和墓碑年代难以契合，因此学界对于该墓的看法还有不同意见。 现下就《鲜于璜碑》来说，碑的形制、图案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碑文还需要进一步研读、考证，该碑与其他汉碑的比较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而这些内容都直接关乎价值的评估。 (陈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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