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盆地发现“阿舍利手斧”能说明什么？
据2013年01月28日《化石网》雷恺《陕西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阿舍利”手斧》一文报道，“2012年9—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洛南县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在配合省道S202线洛南过境公路建设中，对线路穿越的第二级阶地“四十里梁塬”东部的郭塬、十字路口、延岭、鹤眼岭、柳树洼和张豁口南等6个旧石器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遗址面积1300余平方米，发掘过程中还同步采集了古环境变迁分析和年代测试样品1500余份，出土石制品18000余件。”“确定该遗址年代确定在70万年至3到5万年之间”。是继2011年商南张豁口出土了20000件原始人类石器，发现了包括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等阿舍利石器组合之后。“本次抢救性发掘中，再次从郭塬地点和张豁口附近几个地点发现了流行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阿舍利工业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典型器物组合。这是迄今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充分说明以往在洛南盆地发现阿舍利类型工具组合不是偶然的，这里保存着数量惊人的该类遗址”。
这次抢救性发掘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大规模集中发现了包括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阿舍利石器组合。二是通过对出土阿舍利石器周围土层年代的测定，判定石器的年代距今从25万年至7.5万年左右，确定该遗址年代确定在70万年至3到5万年之间。这次考古发现，其意义甚为重大，为人类起源及人类起源与现代人类起源的衔接挠开了一线缝隙。
关于“阿舍利手斧”与“阿舍利石器文化”，简要叙述如下：
阿舍利手斧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这是史前时代第一种两面打制、加工精细的标准化重型工具，它代表了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和早期相比，这时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等多种类型，都表明当时直立人双手已非常灵巧，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和思维水平。阿舍利石器文化是旧石器文化中的一个阶段，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而得名。它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左右对称的石器，多类型组合，例如：手斧、手镐、薄刃斧、砍砸器、大型石刀等。
埃塞俄比亚南部的Konso地层中发现的阿舍利石器群的年代与在肯尼亚北部发现的石器的年代相同——大约是在175万年前，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阿舍利石器文化。手斧（hand-axe）是旧大陆旧石器时代初期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Tradition）代表性的石器。其分布范围东至印度，西达英伦，包括整个非洲、近东及西欧大部份的地区，一直延续到晚更新世。
1944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在研究泰国北部伊洛瓦底河的安雅特旧石器文化之后发表著名平行两种文化假说（Parallel Phyla Hypothesis），认为早期旧石器时代，存在两个技术传统不同的文化圈，一个是砍斫器文化圈（The Great Chopper-tool Complex），包括东亚、南亚巴次大陆北部；一是手斧文化圈（The Great Hand-axe Complex），包括全非洲、欧洲的南、中、西部以及中东和印度半岛（Movius，1944，1948）。莫维士的理论影响很大，按照这个理论，旧大陆在过去200万年的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生活在非洲、欧洲和西亚的的直立人掌握着先进的阿修尔或“模式Ⅱ”技术，能够打制程序规范、技术复杂的手斧等两面打制工具；而他们的智商较低的亚洲其他地区的直立人则缺少这样的能力，只能使用“模式Ⅰ”技术，打制简单的工具，如砍砸器和未经加工的石片。莫维士用后来被称为“莫氏线”的这种技术将大陆分割成两半：西面的“手斧文化圈”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东面的“砍斫器文化圈”则相对落后，是一个文化落后的边缘地区，他将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划分为文化滞后的范围。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洛南盆地“阿舍利手斧”的发现，能说明什么呢？本文认为，至少能够为两个问题提供支持性证据。
一、下山来，爷拿着锋刃利器
这一题目有点秦腔的味道，以示对这一考古成就的祝贺。作为论文，再换个文一点的。
第一个问题：东亚有没有“阿舍利石器文化”？
1954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贾兰坡根据丁村遗址资料在1956年《科学通报》上，发表了《在中国发现的手斧》一文，较早提出过“手斧”。
1978年美军军人Greg Bowen在韩国京畿道全谷里发现手斧类石器。美国旧石器研究权威者J.Desmond Clark在参观全谷里石器后亦指出，全谷里石器并不表现典型阿舍利文化特征，反而与非洲“Sangoan facies”重型石工具有相似之处，年代在旧石器时代前期到中期的阶段。目前全谷里石器群在年代上未能有更确实的认识，石器类型学上该遗址发掘出土石器亦不包涵典型手斧石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Thanh Hoa省度山遗址发现过数以千计的大石片及手斧石器(quasi-bifaces)。
近年黄慰文先生依据广西百色发掘出土的手斧石器，曾在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南中国百色盘地中更新世阿舍利型石器工艺》。
蒙古国就出土过阿舍利的手斧石器。在Okaladnikov与Derev’anko的努力下，蒙古迄今发现数百处石器时代的遗址。其中1987至1989年发掘的Tsagan-Agui洞穴遗址，堆积三米多深，出土一件相当典型的宽刃手斧。发掘者Derev’anko认为这里的石器与阿舍利文化相当。
广东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很丰富。粤东揭阳发现的这两件燧石两面修整石器，从石器器形正面形状、刃沿及修整技术，都与欧洲所见到的典型手斧相当一致。
祝恒富《概述鄂西北发现的砾石工业》一文说：“鄂西北地区在七十年代就先后在郧县、郧西发现古人类化石及少量旧石器，……在九四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古脊椎所对丹江库区沿岸进行了一次调查，共发现旧石器遗址或地点50余处其中鄂西北境内有40余处。此后十堰市博物馆及所属各县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又先后发现数十处地点，现累计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达70余处，获得石制品数千件”。“鄂西北手斧是近年来发现的，多不被人所知。手斧的原料基本为河滩的砾石，石质多为灰岩和石英岩。其形状平面有扁桃体形、梨形和三角形，以扁桃体形为主……手斧的加工方法是先将砾石打制成初坯，再对二侧边缘加工成刃，一般加工都较细致，刃缘均较长，基本都超过一半，大部分在三分之二左右，个别的等于或略小于石器的某一边。鄂西北手斧是用硬锤打制而成，所以片疤较深，刃缘不平。手斧在石器中所占的比例不大”。
由以上举例子可以看出，其实，东亚还是存在“手斧”文化的。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在陕西省商洛市洛南盆地郭塬、十字路口和张豁口南等6个旷野型旧石器地点的发掘过程中，再次发现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工具组合，这是迄今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至此，至少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士所提出“两个文化圈”理论已经不能成立。
洛南盆地阿舍利手斧的发现，基本可以确认，阿舍利手斧文化是一个全球性旧石器中后期文化，并非欧、非及西亚所特有。这种文化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它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在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也就是说，全球范围内的直立人能够制造出如此“标准化”、高度一致的石器，于是就产生第二个问题：在所知170万年到10万年之间扩散到全球各地的直立人，有可能出自同一个种群。有些类似于全球惊人相似的大洪水传说实为同一个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相同的效应。或者说，人类起源与现代人类起源相同，都是一源所出。
那么，高度一致的“手斧文化”产生了人类同源的可能。第三个问题：如果人类同源，其源何在？
考古学家在肯尼亚托卡纳湖附近的古老沉积层中发现了176万年前的手斧，这是迄今发现的阿舍利石器技术的最古老证据。按照一般思维，由于东非发现了最古老的手斧，人类起源在东非应是无疑。况且东非起源说已是目前的主流认识。
这一主流认识可能还要持续一、二百年，但是这是建立在一个不正确思维模式下的结论。一般来说，作为源，由于变革较快，覆盖强度大，往往很难发现早期遗存，而处于边缘地带却覆盖频次低，扰动小，最易保存早期遗存。所以，一种惯性思维，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分子人类学，一般认为在哪儿发现最古老的，哪儿就是中心。其实，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发现最古老的东西的地方，反而离源头更远。有一种可能，青藏高原具有人类之源的条件，可能就是人类起源的源头。
阿舍利石器文化所对应的是本博《华夏之源》第三次自然推动力之后的文化状态。3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导致青藏高原进一步上升，早期直立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迫使其离开第一起源地，向东部第二阶地寻找新的生存地，同时也在世界更大范围寻找生存空间。
如果人类来自青藏高原，如果将肯尼亚发现的176万年前的手斧为参照点，那么直立人从青藏高原出走时间也在220—250万年前，也就是说，直立人从青藏高原下来时，可能就有了这种利器，或是下山后的创造发明，所以，并不排除青藏高原东侧台地可能是这种手斧的发明地。
人类起源探索的路还很遥远，非洲起源说才开始盛行。无论是洛南盆地阿舍利手斧发现也好，还是历年来发现元谋人、巫山人、郧县人、蓝田人、丁村遗址、泥河湾人，也只是为人类起源探索划了一道缝而已。何时能够揭开人类起源之迷，要看中国史家和考古家的担当，或许百年，或许五百年，甚至更遥远。
二、山那边，也有一群人正在忙活着
这次抢救性发掘，找到了足以证明东亚直立人并不怎么傻的“阿舍利手斧”组合工具，其石器的年代判定为距今从25万年至7.5万年左右。基本对应于有巢氏时期和燧人氏时期。当洛南盆地先民运用先进的“阿舍利手斧”组合工具，幸福生活着的时候，山这边，中华台（蓝田山）的先民也在忙活着造房子、生火取暖、烤肉或捏陶罐。
中华台作为现代人类唯一的起源地，山那边，商洛一带必然也有一个相呼应的聚居区，作为现代人类起源的副区相伴共存。
这涉及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即直立人为什么要选择中华台作为现代人类的起源地，而不是别处？
这是自然力第四次推动的结果——秦岭的抬升。约到了一百万年前，秦岭阻断了直立人在第二阶地的南北通道。然而在今称流峪，古时称流沙的这一峪道留下了一个能够通行的缺口，虽然不怎么好走，但能翻过秦岭，南行或北往。于是。发生了一个挡板效应，致使直立人在这一带秦岭南北开始聚集，逐渐定居下来。定居，是文明积累的必要条件。尽管也有出出进进的流动人口，但保持了有足够数量的种群在秦岭两侧坚守和生活，终于形成了现代人类。
商洛一带无论哪一项考古发现，都是中华台这一现代人类起源地的支撑证据。这次发掘遗址“确定该遗址年代确定在70万年至3到5万年之间”，是一个比较有力的支撑证据。尤其是“阿舍利手斧”组合工具高密度集中发现，不仅证明东亚的直立人不是二傻子，也为中华台现代人类起源与人类起源的衔接，提供了部分证据支持。
附：赵建兰《陕西集中发现“阿舍利”工业器物》（来源：2013年02月01日《中国文化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在陕西省商洛市洛南盆地郭塬、十字路口和张豁口南等6个旷野型旧石器地点的发掘过程中，再次发现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工具组合。这是迄今在我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阿舍利工业器物最为集中的发现。目前，以洛南郭塬和张豁口周围地点为代表的遗址年代学和古人类生活环境、石器工业特征、石制品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等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
2011年，考古专家在洛南盆地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其中还发现了很多属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文化类型的工具。2012年9月至12月，考古学家们对洛南的6个旷野旧石器地点发掘中，出土石制品1.8万余件。引人注目的是，在郭塬等3个发掘面积较大的地方，再次出土了西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流行的阿舍利石器工业类型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等工具组合。
“一般来说，阿舍利石器集中在非洲、西欧、西亚等地。之前在韩国、我国百色等地有零星单件发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社江告诉记者：“发现单个类型可能是偶然的，但两次都发现，且是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发现，说明阿舍利石器是当时原始人类普遍使用的工具。”经过测年，此次出土的阿舍利文化器物距今有25万年至7.5万年左右。在西方，大约在20万年前阿舍利文化就逐步消失了，而在中国缘何在7.5万年前还有此类器物，专家推测可能与环境等因素有关。
据介绍，阿舍利工业是源自非洲的旧石器文化，至少始于170万年前，因最早发现于法国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利而得名，也被称为“阿舍利技术”或模式Ⅱ技术。其典型特征是有大的两面器，特别是手斧和薄刃斧，一组比较简单的石刻制品以及经过修整的石片。“阿舍利手斧很先进，它代表了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王社江说：“这表明当时直立人双手已非常灵巧，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和思维水平。在洛南发现手斧，也说明，80万年前的中国古人类拥有与非洲、欧洲的古人类相类似的先进石器打制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