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力换挡拖拉机的核心零件精度须达到φ0.04mm，这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在很多工艺人员的眼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他通过反复试验、攻坚克难做到了，并在这个过程中悟出了“工匠精神”。 2005年，王裕喆大学毕业后，来到在中国一拖第三装配厂工作。10多年间，他干过工艺、做过车间基层管理，现在又钻研信息化，每一项都很出色，33岁的他已经是第三装配厂企业发展部部长了。当记者问道，你觉得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在技术还是在管理？ 王裕喆笑笑说，“我的兴趣点在技术。我可能当不了统帅、都督之类的管理大牛。但如果是带着几个同志冲锋陷阵，一块儿干活儿，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 φ0.4mm和φ0.04mm的落差 2005年王裕喆来第三装配厂的时候，正赶上大轮拖产量大幅上扬的微笑曲线。作为工艺部加工组的一名新人，他又恰逢好机会，在2008年接触到了高端动力换挡拖拉机的试制。  LA2004是第一台中国一拖自主试制的动力换挡机型，当时中国一拖正在同奥地利AVL公司做动力换挡工艺咨询。其中有一些关键、重要零件需要第三装配厂加工，王裕喆要做的正是前箱的试制。 王裕喆当时感到很困难：动力换挡零件不但大，光前箱就是四、五百公斤，而且结构复杂，甚至连形状看起来都很怪异。再就是精度要求很高，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高精度的产品。 当时，王裕喆在加工组还是个没有多少经验的新人，但畏难情绪归情绪，他也没有被眼前的庞然大物吓倒。第一件活儿就开始干了。他特别用心，很多地方都注意到了，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定位销孔这个尺寸，位置度要求是φ0.04mm，做出来的却是φ0.4mm，精度差了10倍。 这个巨大的落差，直到10年后，王裕喆都印象深刻，“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么高精度的产品，这个10倍的差距让我沮丧极了。幸亏有了中国一拖工艺材料研究所的徐成慧老师。徐工带着我，在现场出主意、想办法，对夹具进行改造。” 王裕喆不肯认输。在那段摸索、攻关的艰苦日子里，他常常想起父亲。父亲也是一拖人，也是做技术的，他从小的一个印象，就是深夜父亲在阳台上支板画图的背影。他暗暗给自己鼓劲儿：要比父亲更用功，绝对不能干得差，绝对不能。 在徐工的帮助下，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三维仿真分析。他开始学习对零件建模，做零件压紧分析，做各种实验来确定它的变形量。无数次的重复，上百个数据，他不急躁不气馁，一一分析清楚。最后，他通过改造夹具、打表加工、精加工前对压紧力进行释放等一系列手段，加工出了符合精度要求的产品。 没有多少成功的喜悦，王裕喆只是感到，如释重负，他长长舒了一口气，一项这么重要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实践机会——每一个小问题的解决、每一个困难的克服、徐工以及部门师傅们的帮助像是一缕和煦的暖阳、一泓清冽的泉水、一把打开希望之门的钥匙，赋予他年轻的生命向上成长的能量。 开拓眼界 逐步成长 今天回想起来，王裕喆对参与高端动力换挡拖拉机试制的机会仍然充满了感激，没有那次全程跟进的宝贵经历，他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快。如果说，试制给了他亲身实践的宝贵机会，锤炼了专业的深度，那么，参与与奥地利AVL公司的工艺咨询则让他开拓了眼界，拓展了专业的广度。 王裕喆回忆，“是2008年11月吧，我们带着任务去奥地利，我是队里最年轻的技术人员。记得我们天天关在小黑屋子里谈。老外那种严谨的理念给了自己很多触动。尤其是在标准执行方面，在老外的制造业中，他们的标准更规范，一环套一环，每个环节都是可信的。” 在那次难忘的咨询和谈判中，王裕喆发挥所长，和AVL公司的专家们探讨工艺、技术问题，为整个咨询做辅助翻译工作。 “记得在讨论变形量问题的时候，咱们一般是按经验办事，每个环节都给自己留有余量。而他们更看重标准的东西，你要多大压紧力，就应该选多大螺母，在设计上有一套标准化的东西作支撑。” 外国专家那种“不存在万一不行、不存在商量余地”的刻板态度让王裕喆受益匪浅，为他以后“丁是丁卯是卯”的工作态度打下了一个精神底子。 无论是干工艺还是后来干车间管理，王裕喆至始至终都坚持，底层的问题应该从底层解决。他打了个比方，如果毛坯标准不一，不去解决毛坯的问题，而是让加工去迁就毛坯，实际上是掩盖了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 那一次，他还随队参观了欧洲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加工厂、拖拉机厂、设备厂，第一次把视野伸向欧洲的制造业。 随着项目的进展，王裕喆先后承担了LA2004/3004、LW4004、LF1604等动力换挡及无级变速机型核心壳体零件的试制工作，解决了加工工程中的诸多难题。他参与的项目《200/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变速箱与后传动箱壳体机加工艺研究》《动力换挡拖拉机传动系制造成套工艺研究》获得河南省科技成果奖。如同一株幼苗，王裕喆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飞速地成长为一名年轻有为的技术骨干。 工匠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2009年，为满足市场需求，第三装配厂启动了100马力关键自制零件的上能力项目。这时的王裕喆已经是一名资深的加工工艺员了，这次他负责的是100马力差速器壳体的上能力工作。 有了前翻几次历练，在工作开展初期，王裕喆信心满满。差速器是拖拉机行走系的重要组成部件，加工内容包含车、镗、深孔钻等，其工艺过程十分复杂。 那段时期，他全身心地投入，连走路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各种精度要求。午饭时，他和部门的师傅们边吃边讨论，晚上睡前还要把工艺方案再在脑子里过一遍，感觉可能有疏漏的地方第二天再讨论。为保证零件质量要求，在工艺设计时，他采用了全机能数控车床、经济型数控车床、卧式双面精镗床、摇臂钻床、立式加工中心、立式钻床共9台设备，以完成全工序的加工内容。 没想到，加工结果出来，与预想的完全不同。王裕喆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仔细分析原因发现，加工过程受到了产品结构和机床功能、精度的限制，一些尺寸关联精度高的内容无法安排在一道工序加工，造成零件多次装夹，定位和加工累积误差大。 如何改进工艺，快速建立起100马力以上差速器壳体加工线，有效保证零件的质量和产量要求？王裕喆知道，必须一鼓作气，迎接挑战。 他善于自学，能够和老外对话的专业英语，能够用于车间管理的软件编程，他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这次也不例外。通过大量查阅技术资料，他和部门的师傅们一次次论证又推翻，最终确认使用车铣复合加工工艺来完成差速器壳体的精加工内容，这也是该工艺首次在中国一拖内使用。 新生产线建立后，不仅有效解决了100马力差速器壳体长期存在的质量难题，每件零件的加工时间也节省了约21分钟，形成了日产120台的生产能力，圆满完成了上能力目标。王裕喆又一次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做事情时沉下去，不计较”，谈感想时王裕喆这样说。从千分之一的误差中他悟到：“工匠最主要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精益求精的追求。对这个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它是你的兴趣点，你真心想把它干好，还是它仅仅是谋生、获得职场晋升的手段？如果一个人考虑自己太多，是成不了工匠的。” 2012年底，王裕喆从工艺部到了机一车间，担任技术副主任。其时，机加工业园正在筹建中，他参与了该项目的整体规划。从厂房、生产线的选型到设计工艺方案，从机加设备的调试到管理思路的策划等。那段时期非常辛苦，山上、山下两头跑，王裕喆投入了所有精力，完成了80两箱壳体桁架自动线的工艺方案会签、安装调试等相关工作。 在中国一拖机加车间的这4年多的经历是王裕喆成长的黄金时期，正是在这4年中，王裕喆通过参与项目和车间基层管理，职业生涯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对车间的基层管理了然于胸，同时，以工艺为桥梁，下至车间，上至各管理部门，王裕喆开始建构起自己对企业整体业务的理解和把握。 从技术到管理 2016年3月，王裕喆担任第三装配厂企业发展部部长。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他认真组织推进装配区MES系统深化应用、PLM系统升级等项目的需求调研、方案制定、合同签订及实施等工作。他参与了国家《新型轮式拖拉机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及《农机装备智能制造创新方法系统性应用研究与示范》智能制造项目的申报工作并顺利通过审核，为后续第三装配厂信息化建设及智能制造样板车间的建立提供了思路及目标。 从车间技术副主任到现在的企发部长，从技术到管理，王裕喆实现了质的跨越，他的思想也有一些转变。他说，“以前是自己干，现在要让大家一起干。所以，你要求别人做好，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好，你要求别人努力，必须比别人更努力。营造一个良性的竞争氛围非常关键，科学有效地发挥一些管理手段也非常重要。”近一年以来，他在企业信息化建设上投入了非常多的努力，获得了高度认可。 但尽管如此，他仍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一线技术人员。他认为，如果管理人员完全不承担技术业务工作，管理也会出现偏差，管理的一些决策需要建立在对一线了解的基础上。 得到中国一拖劳模这个荣誉，王裕喆想，最激动的应该是父亲。父亲在中国一拖干了一辈子，也没拿到，自己拿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裕喆说，其实自己的想法一直都不高大上，就是要把工作做好，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东西转化成实际，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带动一些事情。“如果中国一拖是一台很庞大、很精密的机器，希望自己能够当好一个关键零部件，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