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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谱的拓制虽然不是民间常见的文事活动，但却是最初吸引创社诸君的主要雅事活动之一，这也是他们结社前经常相聚的平台，赏印、治印、交流藏印，以印会友。 1904年之前，丁家就凭借其经济实力斥资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古玺印谱和浙派印谱，颇有名声。年轻的叶为铭很早就制作印谱，如《叶氏手抚周秦玺印谱》。1891年六月，他辑自刻印成《叶品三摹印集存》四册，这一年叶为铭25岁。1899年叶为铭辑自刻印成《松石庐印汇》和《列仙印玩》各一册。1901年叶为铭拓制、严信厚辑《秦汉铜印谱》四册（亦名《小长芦馆古铜印谱》）。1902年叶为铭辑赵之谦刻印《二金蝶堂印谱》四册。在上海创业的吴隐以刻碑雕版为主业，也手拓了不少藏印和自刻印印谱，其中，1895年辑《周秦古玺》二册，为自藏印。1895年辑《遁庵印存》一册，1897辑《吴石潜摹印集存》一册，均为自刻印。王福庵虽时年弱冠，却早已以“印佣”自称，集得“精而佳者数百方，拓为《福庵藏印》16卷”。20世纪前后，人倚搂里这类印谱拓制活动较为频繁。因为印谱的拓制，印人交往切磋机会增多，萌生立社的念头亦在情理之中。从理论上说印谱拓制是立社的前奏曲，行为上可谓水到渠成。虽然印谱拓制数量不多，多为孤芳自赏，少量赠人交流，但金石欣赏和印谱拓制的雅事活动，对西泠印社的问世，产生了直接地积极推动作用。  群贤论印图 1904年后，丁辅之、叶为铭等人在人倚搂开始以西泠印社名义出版印谱，成为一项常态的文化活动，招引印人同聚，甚至远在日本的印学名家也慕名而来。除了丁辅之编辑大量印谱外，从1904年夏始，先后有西泠印社辑吴熙载刻印《吴让之印存》十册（亦有八册本）。叶为铭为江阴季厚焘补刻完成《<红楼梦>人名、<西厢记>词句印玩》未竟部分，并将之辑成《叶品三摹印集成》。1905年西泠印社据严荄辑《钱胡印存》成《钱胡两家印辑》四册（亦名《钱叔盖、胡鼻山两家印辑》）。叶为铭辑《铁华盦印集》六册。西泠印社重辑《周秦古鉨》二册本。叶为铭辑《叶舟所见印偶存》一册。等等。吴隐在上海也以西泠印社的名义出版了大量印谱，并设有书肆，同时也扩大了西泠印社的影响。印人们也可以像手捧诗书一样手捧印谱津津有味，为社会文人姿态的又一景象，西泠印社以特有的风格和面貌问世。 人倚楼里拓制印谱的便利条件，不仅是丁家提供了场所，还因为丁丙主持的浙江官书局，有着刻书、印书传统的影响，其雕版印刷的技术也提供了帮助。这样，人倚楼里不仅有手拓印谱，也有利用雕版印刷成谱。也可以说西泠印社最早的出版活动源自这里。 雕版印刷源于中国印章，印章又借助雕版技术用墨和宣纸把印章上的文字、图形清晰地拷贝出来，结集成谱，传承于后人。 印谱始于宋代而盛于明清。这种专门汇录历代印章作品的书籍，兼具古籍善本和印学文献史料原件的双重价值，是人们欣赏、研究、收藏和为篆刻者提供临摹、借鉴的蓝本。篆刻艺术源于古印，而古印的广泛流传得力于印谱。宋人辑历代官、私印章而成《集古印格》《宣和印谱》《嘨堂集古印录》《复斋印录》等，当时集印主要是为了考证“设官分职废置之由”，并非因艺术欣赏所为，但编纂者和阅览者也从遗文旧典之中领略到古印的典雅朴厚。元代赵孟頫的《印史序》，已完全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匡正当时印风流弊，是印谱史上的一个亮点。吾丘衍的《印式》则从艺术着眼看待篆书，提出篆印要以汉印为本。明代印谱数量较多，除继续以古印原拓翻版制作外，还出现摹刻古印，如甘旸用七年时间仿刻古印1700多方，收入《集古印正》；程朴用两年时间摹刻何震印1000余方，结集《忍草堂印选》。各种印谱的共存和刊行，促进了篆刻艺术的繁荣。清代由于考古而出土古玺印增多，收藏者众，印谱的数量也与日俱增，集古、摹古、自刻以及各家印人作品印谱，举不胜举，据统计有250种左右。由于篆刻于历史上被视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多不为官府所重，而流行于民间。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乾隆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却未收录一部印谱，仅在《四库存目》中录存五部而已。但印谱有赖于民间社会的厚爱，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代代承续，普及发展。印人们从印谱看到了欣赏、研究、使用的便捷，尤以原印钤拓的印谱，能真实保存原作的神韵，灵气、刀法、功力毕现，拥有自慰。艺术欣赏之外，印谱的文献价值，亦为学界所重。 责任编辑：朱小雨、易晔 您的转发与点赞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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