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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朝廷不能一日无湘军，湘军不能一日无曾国藩”的说法，高度评价了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湘军集团在晚清的重要地位。而“同进士”出身的曾国藩之所以能力挽狂澜于危险之间，成为晚清中兴名臣，并且开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进程，对清廷做出巨大贡献而被封侯，还能于权力中心屹立不倒，很大的原因是他有一个始终追随其左右，在各个方面帮助其出谋划策，在关键时候对其加以援助的人才集团。 曾国藩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知道，人才很多，但是他们很少主动前来找到自己，而且也不会主动愿意跟随自己。因此，他在寻找人才的时候，什么手段都用，只要对方能够跟自己走就行。他根据不同的对象，或结以交情，或者待之以诚，或者激之以情。从咸丰三年奉旨办团练、创立湘军后，曾国藩就开始陆续延聘各类人员到自己的幕府中帮办各种事务。后来每到一地，他便广为寻访，延揽人才，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这样被他求来的。在和“捻军”作战时，曾国藩在所出的“告示”中还特别有“寻访英雄”这一条，在说出优待政策之后，又说自己只是“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让百姓能早日有安宁之日。这样既有实质上的好处，又有大义支持，人才们便自然会跃跃欲试。薛福成就是看到上述告示，上《万言书》，进入曾国藩幕府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求人若渴，每次和人通信交谈，都恳求对方向自己推荐人才。所以，曾国藩幕府中人，经人推荐入幕之人极多。他在长沙求学的时候，曾与郭嵩焘、刘蓉等人深交。在任京官时，又广交朋友，以文会友。很多人还慕名而来，主动和曾国藩结交。 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他又告诫自己，不要讨厌那些规劝之语，不要妒贤嫉能，不要排斥异己。从他的实践来看，这些都做的很好，。对自己的人才，曾国藩不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还非常注意以诚相待，致成风气。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早上必定会和幕僚同桌进餐。李鸿章初到时，不习惯早起，一次想托病请假，睡个懒觉。曾国藩却坚持幕僚到齐后方能进餐。李鸿章毫无办法急忙穿衣进账，曾国藩这才招呼大家进餐。饭后，曾国藩对李鸿章推心置腹地说：“既然来到我的幕府，我有言相告，这里讲求一个‘诚’字而已。”李鸿章听后，羞愧难当，面红耳赤，从此不再贪睡。曾国藩对李鸿章悉心历练，一再提携，使李鸿章终身难忘。 曾国藩对待幕府十分宽容大度。1861年，太平军李秀成突然率军攻打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此时大营正好十分空虚，有人极为惊恐，有的甚至把行李都搬到了船上，准备随时逃跑。曾国藩知道后，并没有丝毫的愠怒，反倒传出一纸命令：“敌人势大，有想暂时离开大营者，可以支付三个月的薪金；事后如果还想来营共事，我也同样接纳。”他自己则写下遗书，决心以死相守。幕僚接到命令后，深为感动，觉得不能辜负曾国藩的仁慈宽厚之心，于是全部留了下来，抱定了死战的决心，军心稳定了下来，最后居然打了胜仗。 由于曾国藩知人善用，对待幕府诚心仁厚，再加上前途无限，利益颇丰。曾氏幕府人才越来越多，以至于当时全国人才的精华，几乎全部汇集于此。从曾国藩的这些追随者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才。政治人才是曾国藩幕府的主体。他们经过了幕府的锻炼和曾国藩亲自教导，优胜劣汰，很多人迅速升迁出幕，成为朝廷大员、地方督抚或州县官吏，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实力集团。在自强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薛福成、冯桂芬等，构成了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左宗棠、彭玉麟、刘铭传等，都曾是手握重兵的将领，在近代中国弘扬了爱过的民族精神。晚清地方大员中，更有三分之二的人曾出自曾氏幕府。在中央也有不少来自曾氏幕府而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这些人才，都是曾国藩通过幕府逐渐培养和选拔的。许多外交和科技人才也成为曾国藩的追随者。其中郭嵩焘曾担任第一任中国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曽纪泽也活跃在外交舞台上，在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利益上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曾担任过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的薛福成和曾驻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以及曾出使美国的陈兰彬等，也都是曾国藩的幕府。这些人才在承办晚清外交交涉事物的时候，都曾产生了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数学先驱李善兰，曾在曾氏幕府先后8年之久；数学家华蘅芳、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的徐寿，也都是曾氏幕府的成员。在文化方面，曾国藩四大弟子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在当时甚至以后的文坛上都独树一帜，而其他如俞樾、王闿运等，也是晚清文史方面著名的学者。 人才到处都有，但是究竟是否能够发现人才、留住人才，让其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为自己卖命更加重要。曾国藩正是懂得如何为自己抓住这些追随者的心，知道以诚待人，并和他们推心置腹。正是这些人才，曾国藩及其集团才在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经济外交、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这些绝不是曾国藩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同时，对于清廷方面来说，人才集团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它不敢轻易对曾国藩下手，由此能够保证曾国藩能够在权力的漩涡中屹立不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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