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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魂人必先有其魂，方可言艺术之作为；而诗人之精魂，实乃诗之精魂——尔后才有血脉、声韵以及隐显在语符间的汩汩然生之气息。 以是观照当代中国诗歌创作现状，不能不无深切的忧思。新时期二十年来，诗界对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各种流派和主义，作了鸟瞰式的扫描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尝试。旗帜林立，口号云集，流派昙现，但定睛审视，仅见语符之包装，鲜见血韵之迸溅；只有主义之堆砌，鲜闻灵魂之号呼。诗人之念念不忘者，无非为以私人身份向“内”转，以信徒身份向“西”转——此之谓诗歌之“失魂”。清人叶燮云：“我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发生，随生即盛。”确乎如此，如无阔大之襟抱（即灵魂），即无以载诗人之艺术生命，无以言气韵之显现、节律之外化的诗歌艺术。天地之大，诗人显小；灵魂之大，则天地显小。浩瀚时空，正是刚健豪迈之灵魂及其辐射的伟力，支持着诗人与岁月撑持、与流俗抗衡、与污浊对峙，并在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生大搏击中迸发出“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之金石之诗声。
90年代以来，伴随着“私人写作”恣意泛滥，那种徒有诗之形骸，却无勃发血韵，苍白可憎的失魂之作，触目可及。中国诗歌传统中的精华，诸如“兴观群怨”的诗歌功能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批判精神，“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作诗原则以及“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的创造精神，等等，皆被视作诗歌之赘物而予以嘲弄和唾弃。这是继“文革诗歌”之后对诗歌本性的又一次令人悲怆的扭曲，是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的典型的艺术一元论。设想，无诗魂之美，又何来诗形之美、诗象之美、诗韵之美？又何以使诗深入民心、深入历史呢？
反崇高，使诗丧失了英雄主义气质和品格。正如古罗马文艺思想家郎吉纳斯指出的：“崇高就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刻意驱逐崇高之魂，只能使诗歌流于对细琐生活现象的浮光掠影的吟咏和把玩，如此诗歌，自然生命力极为贫弱，遑论堂皇地进入艺术圣殿。那些絮絮叨叨，费尽笔墨，描摹和堆砌日常生活形态的《0档案》之类，与诗歌艺术的严肃、庄重、高迈，相去何止千里，与其说它们是诗歌，还不如是诗歌的异化和歧变，是对中国优秀的诗歌传统的背叛。我们并不一味反对诗的平民化，也理解对承载过重政治负荷的“文革诗歌”的否定，但是，被推崇为新时代预言者的诗人，毕竟不能简单地降格为一介庸常的小市民，绝不能只关注一己的吃喝拉撒、油盐酱醋，并以此为满足。诗歌不是匠人的手艺。它是伟大的时代精神的折射，是高迈的人格光辉的闪耀，是优秀的人生境界的升华。那么，试问：崇高精神是诗歌的外在和累赘吗！至今有人引“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之类的话语作为自己的美学宣言，但这个振聋发聩的断语是发自80年代初，且是针对毫无美学品格和审美个性的“文革诗歌”而言的。在世纪更替、民族复兴、社会转型之际，作为首先是国家公民的诗人能够放弃崇高的时代使命，沉浸在所谓“个人困境和生存焦虑的强烈表达”中吗？能以匠人或职业写手的心态和技巧摆弄文字魔方，并乐此不疲吗？总之，驱逐崇高感，实质上就是抽去诗魂——失魂之诗，又有何为！
反抒情，使诗歌丧失了磅沛的创作激情，陷于淡漠的“零度”状态。“诗从语言开始”，已代替了诗从情感人格开始的创作原则，这就抽去了诗歌的坚实根性——源于心灵现实。于是乎，诗歌创作异化为一种机械操作的流水作业，误入语言游戏和智力竞赛的迷宫。诗人仿佛高明的外科医生，娴熟地肢解和组合语言，并在这种肢解和组合中显示所谓诗人的特殊智能。这样，90年代诗歌的情感基调普遍地是冷色甚至是冷酷，自然使读者的心灵望而却步、不敢相拥。抒情性是诗歌的基本审美要素之一，也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它与深刻的智慧和哲思，不是冰炭相克，而是水乳交融。尤其处在社会变革的大时代，诗人为斑驳陆离的现实所酿蓄，应有磅沛的激情可以倾泻，否则真使人怀疑为冷血的智慧动物了。果真如是，诗人还不如去扮演不动声色、高深莫测的哲人罢了。当然，诗人所抒之情并不是像传统意义上那么狭窄单一，并不是只有对美的颂歌，也应有对丑的反讽和恶的忿怒乃至鞭挞。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决定了情感现实的复杂多样，从而使诗歌拥有一颗博大的爱之魂。
反历史，使诗歌全面陷入猥琐的私人化泥淖。对演化着的当代历史的有意识逃遁，对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境遇的有意识回避，这就是人们痛感着的90年代诗歌的“非历史化”倾向。所谓追求不受社会历史“污染”的纯诗，已成为一种神性的幻想而禁锢着诗歌的思想。相当时期以来，诗坛其实只是在狭隘的“自我”及其晦涩、隐秘的私人体验中打转，大量词根性的语汇被“纯”而又“纯”地反复操作着。“麦子”“水”“玻璃”“瓷”“金属”“火焰”等在迭用和机械复制中泛滥成灾，其浓重的匠气使我们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深层次体验和感悟。显然这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塑料诗歌”，而不是激荡着历史风云的洪钟大吕，私人化的虚幻、平庸和纤巧，表明诗人的灵魂只是从历史平面轻轻滑过，处在浮萍般飘忽不定之中，这与食指、昌耀等独立于90年代诗歌主潮之外的个别诗人那些颤栗着强大的理性力量、辐射着历史真实气息的厚重之作，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后者也具有“个人”的单纯，但同时又抵达了历史相当的深度，它们甚至比江河和杨炼的智性更为深沉，远非匠心的技艺所能类比。
纵观90年代诗歌，潮流浩荡，却少见雄然崭立的浪尖。凡是出类拔萃、具有悠久生命力的惊世之作，必然内在的支撑着一颗高迈拔俗、伟岸刚忍的非凡诗魂。他赋予诗歌一种杰出的人文高度，放射着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的光辉，并以思想、激情和美学的独特魅力，引领着一个民族以热烈的目光、昂扬的姿态走向新纪元。有这样的诗魂所支撑着的诗歌，才是一个民族的火炬和力量，是其足可珍惜的荣耀和精神瑰宝。
因此，目前的诗歌创作必须从盲目追逐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歧途上扭转方向，摒弃所谓“诗人就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这样貌似艺术、直至拒绝道德人格升华的反诗命题，确定面向新世纪的价值理念和发展取向；倾力于诗人主体的人格修炼，综合性地提升诗人的人生质量和精神境界。换言之，通过修炼诗人之魂，赋予作品以亮丽的内在诗魂。
关于诗人的现实人格。我们坚决否定对崇高价值和崇高理想的解构，诗歌的真正建设必然以诗人价值观和理想观的建设为前提。应当重新审视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关系，对于优秀的诗人来说，个人命运天然地蕴含在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只有自绝于国家和民族的人才会将两者隔离开来。诗人者，民族之精华所在、良知所在、灵魂所在，岂能背弃时代、躲进诗壳。历史上的优秀诗人，都是对现实世界充满关怀和爱心的思想者，是乐于探索、不懈进取的大写的人。从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再到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及至当代大诗人艾青《黎明的通知》《光的赞歌》和“今天派”得到公认的代表：“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中间一脉相承的灵魂线就是诗人亮丽的入世精神和卓越的人格魅力，就是以博大的襟怀和清醒的灵魂恒久地关注天下风云。今天，面对剧烈变革、举步维艰的社会现实，诗人依然应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自己不朽的座右铭，保持并强化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理想激情。这是诗人精魂构成的实质内涵所在。面对企业转制、职工下岗、贫困加剧，诗人之魂应以巨大的道义感而醒着；面对拜金主义、权力异化、道德沦丧、感官享受，诗人之魂应以高昂的理想精神而醒着。而欲使诗魂长醒，就要提升平庸化了的生存品位，用睿智深刻的哲学理念武装思想，善于剔除生活表面的“泡沫”，透视社会底蕴。
关于艺术人格。这是诗人之魂的重要构成部分。一方面要把颠覆了的诗歌观重新颠倒过来，力克狭隘的功利意识，反对将诗歌视作猎取功名的敲门砖，反对“作诗都为稻粱谋”的偏颇倾向。写诗，即不是有利可图的一种社会职业，也不是点缀生活的一种装饰性技巧。而是一种需要付出虔敬和献身精神的高尚事业，是赤子灵魂的赤诚歌哭。因此，诗歌不是外在于生命的手段和载体，而是血肉生命之本身。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诗人有理由彻底拒绝世俗的诱惑或无形的压力，高标艺术信念，沉静守护诗魂。另一方面，诗人需要全身心投入艺术角色，从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和美学理论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玉成大家风范。应当力克90年代诗歌创作中的两种偏颇倾向；一种是“偏食症”，即只注重吸收某种诗歌流派的精华而排斥其它；另一种是“无我现象”，即对诗歌偶像只作崇拜状，缺乏纵横古今、突破框格、推倒偶像的创新精神。凡有抱负的诗人必然既能尊重优秀诗歌传统，又能以我为主超越先贤，最终形成鲜明的审美个性和风格。
构建如是现实人格和艺术人格，铸成高迈诗魂，其诗韵诗象诗形自然蜕净匠气、俗气、腌臜气、拈笔而来，万物驱遣；纵笔所至，皆成大诗，诗魂之灵气、浩气和雄气将氤氲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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