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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与“自由法国”抵抗组织竟是靠运气发展起来的?

 alayavijnana 2017-07-16

在1942年尾,三年来对希特勒有利的战争形势倒转了过来。在苏联、英国在埃及都使纳粹遭受了重大挫折。戴高乐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余下的大部分法属海外领地脱离了维希的控制,落入了他的手中。这场争夺战的决定性一役发生在法属北非。害怕重蹈迪厄普覆辙的美国,同英国人商定了新的计划,于这年11月7日夜,突然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海岸登陆。美国人确信他们不需要戴高乐的帮助就能获得成功,把自由法国部队完全甩在一边。但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和设想的全然不同。当地的法国殖民当局和军队仍然坚持忠于贝当,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一个偶然事件帮了盟国的忙。达尔朗因为儿子患了重病,碰巧来到阿尔及尔。盟军舰队强大的炮轰使法军遭受严重损失,给达尔朗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当地法国的最高级军官,11月8日,他同盟军缔结了一项在阿尔及尔停战的协定。不过文件中并不包含摩洛哥,在那里,战斗继续激烈的持续了两天。只有奉到贝当本人的命令流血才会停止,达尔朗显然在等待元帅作出决定。

法国宪兵正在巴黎附近的皮蒂维耶集中营登记新到的法国犹太人。后来他们从这里和德朗西等其它几个拘留中心,被送往纳粹根据“最后解决”计划设在波兰的死亡营,大部分都在那被杀害,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


11月10日2时30分,达尔朗接到了维希发来的官方电报。“我早已下令保卫非洲,现在仍维持原令。”贝当命令他用全部可用的兵力抵抗入侵。“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这就是我下的命令。”然而同日4时35分,元帅又用德国人不懂的绝密电码,发出了另一份意思相反的新指令,打消了那位海军上将的疑虑。原来在1940年停战后,法国人将所有电报密码交给了德国方面,但贝当和达尔朗保留了一份只有一两个人知道的密码。贝当授他以全权,同美国人进行谈判。达尔朗立即肩负起当地的行政管理和军事指挥权,同意实行全面停火。11月15日,他又发表了一项宣言,使本地区内的法军及政府不再受效忠贝当的誓言约束。

▲尽管受到在伦敦的“自由法国”报纸的猛烈攻击,但美国一直采取要理不理的态度,把达尔朗(左一)当作一个“临时的权宜人物”支持。他保留了北非的维希政权的全部官员,甚至包括因通敌而声名狼藉的人物在内;另一方面,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派都关进了监狱。所幸他的遇刺身亡使政治纠纷随之解决


地中海彼岸发生的事件使赖伐尔大为惊慌,生怕他赖以维持的同德国人达成的不稳定的妥协办法会彻底崩溃,于是一再重申先前的政策,力图挽救这种局势。但不希特勒要求法国对英美宣战。这是会使德国人息怒的唯一一着,也是贝当始终最最不愿采取的。

当11月9日赖伐尔奉召前往德国谒见希特勒时,他所能转达的只是贝当对这项要求的拒绝。他可能仍然希望通过谈判有所收获,可是希特勒却无意再谈下去了。次日上午10点半,贝当接到有关德军侵入自由区、占领法国全境的通函。他大发雷霆,已退役回到庄园生活的魏刚劝他赶快南下,退避阿尔及尔。然而,赖伐尔从德国给贝当打来电话说,如果维希政府在北非组织抵抗的话,德国人就要对法国人民和战俘实行可怕的报复。这样,贝当拿定主意没有离开。

在德国官员陪同下参加政治集会的达尔南(中),周围站着一群身穿皮衣、头戴礼帽的便衣保镖,以及一位着制服的保安队员。尽管智力有限,但赖伐尔却说这位野蛮粗暴的法西斯民兵头子的“政治智慧和路边的石头一样多。”


11月11日,停战协议规定在法国本土仅存的法军部队都被加以遣散,贝当的私人卫队也遭到裁撤。翌日,德国人逮捕了反对同德国人继续合作、试图飞去北非与盟军会合的魏刚,并将其转移到奥地利的集中营监禁。贝当撰写了一条法案,准备在电台广播。工作人员将内容告诉了赖伐尔,后者立即转告德国方面。11月13日,在广播贝当讲话的前几分钟,听众们只听到一阵歌曲,接着就没有了声音。贝当接到通知,德国人阻止了播音。元帅向德国总领事克鲁格·冯·尼达争辩说,在此情况下自己已被置于无法履行职责的地步。他取消了预定了一切宴会,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赖伐尔通过极力使德国相信他的忠诚,设法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地位进一步获得加强。根据于11月17日颁布的第十二号制宪法令,贝当被迫把除了宪法以外的一切法律和法令的钦定与发布的权力全都授与了他。

一批被德国纳粹支持的法国法西斯民兵俘虏的抵抗战士在枪口下放风。虽然盟军向游击队空投了很多次武器,但德国人想方设法拦截了其中大部分。因而他们除了骚扰难有更大作为,还没有强大到迫使敌人的战略进行大幅调整的地步


同1940年一样,希特勒主要担忧的问题仍是不能让现在集合在土伦的法国舰队落入英国人手里,或被自由法国控制。因此,他企图安抚维希政府,如果法国人保证不站在盟军一边对德国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的话,就答应不占领土伦。德国人最初的让步是在土伦四周划出一小片“自由区”,接着便坚持这一地区只应由大约4~5千人的海军驻防。其实这只不过是哄骗法国的海军将领们,让他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已。这支小部队根本不可能确保土伦和舰队的安全不被侵犯。11月27日清晨4时30分,赖伐尔收到希特勒的信,宣布将要占领土伦。与此同时,德军机械化部队向该港直扑过来。他们的突击是迅疾的,但还不够。两年多来,达尔朗下达的破坏舰队的命令一直被严守机密地保持下来。现在,它生效了。法国海军的最后一支大舰队,以比德国坦克飞驶而来还要快的速度,被凿沉海底。

一辆德军坦克停在土伦的码头上,远处一艘自沉的法国战舰仍在冒着浓烟。总共有4艘战列舰(包括2艘是米尔斯克比尔战斗中幸存的)、7艘巡洋舰、17艘驱逐舰、6艘护卫舰和15艘潜水艇被凿沉。各舰指挥官中,极少数决定逃跑。仅有5艘潜水艇逃脱,其中1艘在出海后自沉,另一艘逃往西班牙被扣留


达尔朗在美国人的坚持下,曾亲自要求土伦的舰队驶往北非,以防落入德国人手中,但因希特勒的奸计得逞,从而夺去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对其权威是个沉重的打击。12月24日,一个年轻的学法律的法国大学生博尼埃·德拉夏佩尔开枪打死了达尔朗。刺客被仓促地处决了,使人无法有效地查明到底是谁唆使他进行此次暗杀的。可不管这次暗杀的动机如何,除掉达尔朗就搬掉了一块绊脚石。他的消失使戴高乐的领袖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仍然被视为自由法国运动的唯一合法领袖。他对北非政府进行了彻底改组,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在一切非敌占区代表“法国主权”。

达尔南身穿保安队的蓝制服出席某次仪式,他背后的楼上悬挂这这支队伍的徽章。它的职责是在被占领的法国维持所谓新“新秩序”,这使之成为一个最顽固和令人憎恨的通敌组织


然而,如果不能把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团结起来,戴高乐就还不能以全体法国人的名义讲话。1940年时,奋起者寥寥无几,开始只有孤立的个人行动,激于一时义愤。每次反抗过后,德国人就实行宵禁,征收罚款和枪毙人质。可是,抵抗运动并未停止。幸存者转入地下,十分谨慎而缓慢地建立起组织来。在敌占区与自由区,在“禁区”甚至阿尔萨斯和洛林,都有就地发展的区域性组织。但由于过于分散,联络很困难,只能自行其是,没有保障,风雨飘摇,往往是昙花一现。1942年底,戴高乐派遣让·穆兰空降到法国本土境内。这位从前的县长从一开始就反对纳粹,自然也因其大胆行为被捕,但设法逃出去了英国,给戴高乐留下了深刻印象。

赖伐尔认识到合作的危害程度有多大时为时已晚,1942年12月19日到贝希斯特加登接受希特勒的训示的他无奈地说:“我代表一个没有陆军、没有海军、没有统治权和再也没有黄金的国家。我代表一个在德国仍然有200万战俘的国家,作为最后一招,它有70万工人在德国或法国为德国工作。”


作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代表,穆兰重回法国的使命是去同所有的抵抗小组接触。他克服了地理和政治上的分歧,在这项十分困难的工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到1943年5月建立了一个统一领导的隶属于戴高乐领导的“全国抵抗委员会”。虽然不久后他不幸被捕并死于酷刑之下,但没有吐露所知道的任何情报,而全部的地下行动已协调就绪。抵抗运动除了加强情报搜集工作,还秘密发行报纸进行宣传鼓动。此外,用小队武装人员实施破坏的军事行动也更加普遍。而占领军收紧对法国的控制的笨拙作法,也使投身抗德的人数大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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