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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两个推测分析，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其实属于相互利用，在这种前提的影响下，两人的关系随时会因为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也就注定这种关系是非常不稳固的。 以上分析了第一个问题：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如果说这种推测还有些证据不足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第二个问题：吕布个人和以前丁原手下的一班并州官兵的发展情 况的了解，更加清楚地进行判断。从史料分析，吕布和其手下的并州官兵在董卓的阵营中是非常受排挤的，而且矛盾比较激烈。《后汉书·董卓传》说：“孙坚收合 散卒，进屯梁县之阳人。卓遣将胡轸、吕布攻之。布与轸不相能，军中自惊恐，士卒散乱。坚追击之，轸、布败走。”该传注引贤注引《九州春秋》中叶说：“卓以 东郡太守胡轸为大督，吕布为骑督。（胡）轸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当斩一青绶，乃整齐耳。’布等恶之，宣言相警云‘贼至’，军众大乱奔走。”从这几 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董卓及其手下对吕布的相互矛盾和敌视，直接影响了吕布和董卓的关系，双方的矛盾在不断加剧。另外从《三国志·董 卓传》中“初，卓女婿中郎将牛辅典兵别屯陕，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略陈留、颍川诸县”的记载分析，董卓对吕布是不怎么放心的，所以把吕布牢牢地控制在 自己的身边，只不过这时董卓的判断出了问题：没有预见到吕布会有如此大的反应。而造成董卓判断失误的主要原因不是董卓对吕布这个武夫不了解，而是他没有想 到自己信任的司徒王允一直对自己心怀不满。司徒王允的出现，使得这个原本就已经是一触即发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最后吕布联合王允杀掉董卓的结果。 王允原本就和吕布是同乡，平时关系就比较密切。《三国志·吕布传》中载：“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对于吕布的处境，王允应该是看得比 较清楚的，所以他才能成功地说服吕布。而吕布因为受到董卓及其手下的双重压制，心情郁闷，投诉无门，找到王允这个能够代表朝廷士大夫势力的实力派人物，自 然满心欢喜，并通过与王允的谈话了解到朝廷官员对董卓的不满，摸清了王允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吐不快，最后同王允形成了一个同盟，终于干掉了董卓。董卓死 后，从《后汉书·董卓传》中“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衔肆”的记载可以看出，吕 布是立了大功的。如果说以前的吕布诛丁原稳定了洛阳局势的话，这一次杀董卓的客观结果则是造福于民，有功于社稷，值得大书一笔。 短暂的辉煌 刺杀董卓成功以后，王允和吕布共辅朝政。这段时间虽然很短暂，却是吕布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但是这个辉煌的时刻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是多方面的。这一点拙著《煮酒品三国》一书中已有介绍，这里再做一些补充。 造成以王允、吕布为首的并州政治集团在长安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王允、吕布之间的内部矛盾。虽然吕布在王允的举荐下被任命为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 司，王允还把自己温侯的爵位让给了吕布，但从心里王允是看不起吕布的。《后汉书·王允传》中说：“（王允）而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布亦负有功劳，多自夸 伐，既失意望，渐不相平。”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将相不和的严重矛盾。这也导致了双方在处理内部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例如在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的处理 上，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的意见，但王允却不予采纳。将相之间如此的离心离德，就更别说服众了。这对以他们二人为代表的并州政治集团造成 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在如何处理董卓残余势力政策上的南辕北辙，这对王允、吕布所代表的把持朝政的并州政治集团是致命的。《后汉书·王允 传》中的记载最能说明问题：允初议赦卓部曲，吕布亦数劝之。既而疑曰；“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 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议罢其军。或说允曰：“凉州人素惮袁氏而畏关东。今若一旦解兵，则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义真为将军，就领其众，因使留陕以 安抚之，而徐与关东通谋，以观其变。”允曰：“不然。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甚不可也。” 这种意见的分歧，导致了在决策上的犹豫不决，这才出现了后来“尽诛凉州人”的传言以及之后爆发的长安之乱。结果八天的长安之战，以李傕、郭汜为首的凉州军 事集团重新夺回了对汉末朝廷的控制权，而仅仅在长安辉煌了两个月的并州政治集团从此消亡。吕布也不得不从此亡命天涯。自此，以吕布为首的并州军事集团也随 之逐渐形成。 吕布集团的雏形 前面已经提到，吕布是被李傕、郭汜用武力赶出长安的，此时他率领的不是一支完整的武 装力量，完全是一帮散兵游勇。无论是《三国志》、《后汉书》还是《资治通鉴》，都明确记载了当时吕布仅剩“数百骑”。而短短的数年之后，吕布却摇身一变， 已经有实力与曹操、袁术等诸侯一起逐鹿中原，这里面的原因十分复杂。以笔者浅见，不仅与吕布诛杀董卓而积累的在百姓中的声誉及汉末的地缘政治有关，更重要 的是与当时公认的诸侯领袖袁绍密不可分。 吕布逃出长安之后先是投奔袁术，不久因为“恣兵抄掠”引起袁术的不满，不得不离开袁术去投奔 自己的并州老乡——河内太守张杨，之后又来到了袁绍的冀州。此时的袁绍正忙于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吕布这名勇将的依附也是比较欢迎的。这个时间按《资治通 鉴》记载当在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而正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吕布的军事力量终于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形成较强的战斗力。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第二年 袁绍与黑山军张燕的战斗中，吕布的军事力量已经足以击败彪悍的黑山军。《三国志·吕布传》中说：“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 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应该说，正是因为袁绍的庇护，吕布军事集团的雏形才得以形成。然而不久之后吕布“求益兵众，将士钞掠， 绍患忌之”。“将士钞掠”与之前袁术时的“恣兵抄掠”意思一样，属于军纪问题，而“求益兵众”说明了吕布已经着眼于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这自然是袁绍所不 能接受的。于是也就有了之后的“布觉其意，从绍求去。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事露，布走河内，与张杨合。绍令众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 者”。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发现，此时的吕布不但已经以个人的武勇而闻名，同时其军事力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足以抵御袁绍军队的追击。不过在离开袁绍之 后，吕布无家可归，只能经过张邈控制的陈留，再一次去投奔张杨。经过张杨的斡旋，吕布终于通过曾经的对头李傕、郭汜的凉州集团手中讨得了一块安身之地—— 颍川。自此，亡命天涯数年的吕布终于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其军事集团也在这段时间里得以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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