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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鉴古设馆,兴礼修志(4)

 liuhuirong 2017-07-19
自西周初年周公旦的“制礼作乐”以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建国以后无不重修礼乐。唐王朝亦不例外。如果说周代所存的六代乐之一《大武》是表现周武王姬 发克商的乐曲和舞蹈,那么,《秦王破阵乐》则是表现唐太宗李世民平定天下武功的乐曲和舞蹈。据《隋唐嘉话》记载,《秦王破阵乐》产生于李世民平定刘武周, 收复并、汾故地后,“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庆祝对刘武周作战的胜利。这一记载表明,《秦王破阵乐》亦含有乐曲和舞蹈两方面 的内容。

  唐王朝建国之初,首要任务是平定天下,来不及制定新的礼乐,因而在燕享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乐、扶 南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天下已经平定,正月己亥日,高祖“诏太常少卿祖孝孙等更定雅乐”,为大唐王朝 制定新乐。

  贞观元年(627)春正月乙酉日,李世民改纪元为“贞观”,于丁亥日设宴宴请群臣。当时,大唐雅乐尚在制定之中,宴会上奏 《秦王破阵乐》。该乐曲歌颂秦王平定天下武功,李世民听了当然十分高兴。然而,这毕竟是一曲“武乐”;此种场合,应当奏“文乐”,但大唐雅乐又未制成。为 此,唐太宗向群臣们解释说:“朕首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

  右仆射封德彝奉承唐太宗,说道:“陛下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

  封德彝这句奉承话,并未能讨得唐太宗的欢心,因为这违背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唐太宗不得不予以拨正,说道:“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

  封德彝没有料到奉承皇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顿首认错。

   太常少卿祖孝孙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大师,他受命制定《大唐雅乐》,所遵循的原则是吸取古代音乐的精华,融南朝与北朝的音乐于一炉,以适应大唐王朝统一天下 后新形势的需要。唐太宗即位后,又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并于贞观二年六月修定完毕,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 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 新乐”。

  当祖孝孙将修定的《大唐雅乐》上奏后,唐太宗对大臣们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御史大夫杜淹颇有异议,说道:“齐之将亡,作《伴吕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

  唐太宗不赞同杜淹的观点,说道:“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

  尚书右丞魏征发挥唐太宗的“缘情以设教”的观点,说道二“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唐太宗对魏征“乐在人和”的观点颇为欣赏。据《旧唐书·张文收传》记载,协律郎张文收曾向唐太宗建议“厘正太乐”,唐太宗没有同意,并且说道:“乐本缘 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

  唐太宗的“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以及“缘情以设教”等观点,表明他对乐的本质及其社会功用有着颇为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破阵乐》和《庆善乐》的制定和修定之上。

   据载,贞观七年正月,“更名《破阵乐》日《七德舞》”。所谓“七德”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语:“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众、丰财”。《通鉴》胡三省注引《新志》:“七德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命吕才以图教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 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日《秦王破阵乐》。”可见,《破阵乐》有歌有舞,内容是颂扬唐太宗的武功。

  贞观七年正月(癸巳日),唐太宗在玄武门宴请三品以上官员以及州牧、蛮夷酋长,“奏《七德》、《九功)之舞”,太宗颇为得意。见此情景,太常卿萧璃上言说:“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

  唐太宗没有采纳萧瑀的意见,因为刘、薛、窦、王当年的一些部下,如今已成了唐王朝的文臣武将。如果在乐舞中表演刘、薛、窦、王等人被擒拿时的状貌,势必会伤害这些人的感情,因而解释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

  萧璃闻听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说道:“此非臣愚虑所及。”

   唐太宗的这番话表明,他确实遵守了乐在“人和”的原则,把乐舞的社会效果放在第一位。主张“偃武修文”的魏征,每当侍宴演奏《七德舞》时,他总是低下头 来,而演奏《九功舞》时,他则高兴地抬头观看。这就是史书所记载的“魏征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见《七德舞》辄俯首不视,见《九功舞》则谛观之。”

   《九功舞》是唐代的“文舞”,创作于贞观六年。此时,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已大见成效,九月己酉日,李世民临幸庆善宫。庆善宫是唐高祖李渊在陕西武功的 旧宅,太宗李世民的出生地。唐太宗效法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宴请并赏赐闾里故旧,见景生情,感怀颇多,赋诗十首(汉高祖刘邦当年在故乡所作的《大风歌》仅 一首三句),命音乐大师、起居郎吕才为诗谱曲,“命日《功成庆善乐》”。唐太宗又效法刘邦命童子唱《大风歌》伴唱起舞的做法,使令64名童子(分为8列, 每列8人),头戴“进德冠”,穿“紫挎褶”,长袖,漆髻,屣履而舞“这种舞蹈,打扮文雅,”进蹈安徐“舞步徐缓,乐曲悠扬,因其”以象文德“故曰”文舞 “与手执干戚”击刺往来,发扬蹈厉,以象武功“的《七德舞》即所谓”武舞“截然不同。自此后,每当有大的宴会,唐太宗都使令乐工将《庆善乐》、《九功舞》 与《破阵乐》、《七德舞》”偕奏于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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