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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提到《诗经》，心里顿时就生发出一种安谧，一种宁静。  不能想象。 梁启超先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我们今天看到的真金美玉、字字可信的《诗经》读本，就来自毛亨、毛苌的呵护与珍藏。 但凡受过点基础汉语教育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诗经》。 作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诗经》一直受到历代读书人的尊崇，经历两千多年，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被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一部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即公元前一一〇〇—前六〇〇年左右的诗歌三百一十一首。其中六首为笙诗，只有题目，没有内容，去而为三百零五首，故又简称“诗三百”。 《诗经》内容上包括十五国风、大小雅、周鲁商颂。“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为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诗 经》表现手法为赋、比、兴。其中直陈其事叫赋，连类譬喻叫比，以他物引起所咏之物叫兴。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作为一本古老的诗集，它自然应该享有人们应有的敬意，但何以能够成为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并被历代学者大雅传诵，讲习不止？ 首先由其“史诗”性质所决定。 像西方的史诗《伊利亚特》被认为是信史一样，形象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各个层面生活的《诗经》，内容浩繁，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 有贵族间的宴饮交往，还有底层百姓的怨愤，兼有反映劳动、恋爱、婚姻等方面的动人篇章。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又具有社会历史特征。 因而，《诗经》以历史的记述者与见证人双重身份出现，而不再是一部简单的诗歌集本。清人说“六经皆史”，其意就是指此。 其次得益于孔子的大力首倡。 在孔子那里，《诗经》不单纯是部文学作品，而是承载着政治和历史、寓含了道德与仁爱的治世化人法宝。不独是《诗》，儒生所修明的“六艺”所诵读的“五 经”，都于治世有着直接作用，“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因而，他对《诗经》有着极高的个人评价，他甚至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认为诗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兴，可以志。《诗经》温柔敦厚的品质，能够洗涤并 澄清俗世中蒙尘的心灵。对己，可以培养阅读者的联想力，提高观察力；对外，可以从中学到隐喻讽谏的本领。对父母君王，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他们，将之 作为教化的工具，从而达至儒家以仁化世、以礼律己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 经孔子首倡，《诗经》遂作为“六艺”之首为春秋以降的儒家奉为重要经典，进行研习揣摩。自此，《诗经》中所录言辞，不仅被认为原典而广泛引用在庙堂对策之中，而且更是作为文人行文的立论之基，游走在书生的笔下。 影响可谓十分深远。 在文明的进程中，文化与反文化的力量，从来就以一种对抗的形式共同存在。文明的脉搏时强时弱，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它甚至几近停跳。而正是一些不辞辛苦的 接竹引泉人，他们站在枯竭的溪流边，舀起上游依稀断流的水源，再灌溉向行将龟裂的下游河床，让文明的水路始终保持湿润，然后等待风雨忽来，水波再兴。 公元前二十世纪，就是中华文化的重大灾难时期。 公元前二一二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几乎将孔子苦苦整理并精心建立的文化体系彻底火烧土葬。 大火熊熊，纸灰飞扬，一场浩劫在所难免。 中国幸甚。 此时，幸亏有他们在。 以研究《诗经》为自己终生事业且名声大噪的毛亨，在文化大灭绝、大戕害的暴风骤雨来临之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悄悄将古老的《诗经》藏掖于贴身处，选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弯下身躯，逃离故乡邯郸，与侄子毛苌一起举家北上。 这纯系文化接力中的一种神圣使命在召唤。 据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对古文经学《诗经》传承的考证，“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荀卿授《诗》浮丘伯，为《鲁诗》之祖，复以《诗经》授毛亨，为《毛诗》之祖”。 据三国时期陆机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载：“孔子删书授卜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哪个文化传承链条更准确，更符合事实，这在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担当文化中继者的大师们，他们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那就是上承下传，接替有序，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所以，毛亨、毛苌的逃离，已经不是简单为自己寻一片避世远祸的安身之所，而是为文化找一块清静休憩、舔痂养伤的所在。 这让人想起公元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人攻入北平并占据清华大学后的一个人的举动。 他是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当日本人荷枪实弹占据清华，当众多师生想方设法涌向校外时，赵忠尧却偷偷潜回清华，因为有五十毫克镭还在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而这是他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特别赠送的。 这不能落入日本人手中！趁着夜色，由梁思成驾车，他们冒着被日本军队以及高丽浪人打劫或逮捕的危险，出城来到清华园，偷偷取回。 向南溃逃时，赵先生将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他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路上几乎丢弃了所有随身携带之物，包括自己的钱财，但始终牢牢地提着那个坛 子。一个多月之后，他到临时大学报到时，全身除了一个坛子，一无所有，形同乞丐。他用九死一生的艰辛，为国家保留下了那五十毫克镭。 没有谁告诉他必须这样做，这也不是他的职责所系，但发自一个人心中的神圣使命，驱使他慨然担当，舍命捍卫，在所不惜。 赵忠尧坛子中的镭，毛氏叔侄怀中的《诗经》，都有着让人感佩的留存记忆，那中间都透泻着人格的光芒。 就这样，毛氏叔侄来到了人静草密、偏乡僻壤的赵国北方，武垣，现在的河北省河间市。 举目无熟客，放眼皆陌生。 很好！那就在这里隐姓埋名，筑巢架屋，栖息下动荡不安的灵魂吧，这也是有后世史家误认他为河间人的原因。 秦王朝很快垮塌了，汉灭秦之后承袭秦制，“挟书律”仍在通行。 所以，他们仍安静地陪伴着《诗经》，做着自己的研究与整理工作。直到汉惠帝登基的公元前一九一年撤销“挟书律”，大开书禁，毛亨这才推开关闭了二十一年之久的柴扉，迎着阳光，清清憋了多年的喑哑嗓子，重新大声朗诵熟稔的《诗经》。 也正是从此时，他不再遮遮掩掩，放开手脚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 他应该十分高兴的是，十一年之久的传授之下，侄子毛苌的《诗经》造诣已俨然青出于蓝。 正是毛苌继承家学，并发扬光大，最终使《毛诗》名扬天下。 因为身上背负着文化的火种，所以他背负上受迫害的罪祸；因为他要保存这火种，所以他又必须仓皇逃奔。这不是一个人的屈辱，而是整个民族的耻辱。 在欧洲，但丁也有着同样的经历。他被佛罗伦萨主教缺席审判死刑后，背着死刑的十字架逃往拉文纳，在那里写就不朽的《神曲》，最终成为文化的巨人。拉文纳至今保存着但丁墓，而佛罗伦萨坚持为墓前那盏长明灯提供灯油，寄去家乡对游子的最后一丝温存。 远在河间的毛公墓前，也应该有盏灯，邯郸也该送去故乡的一丝温暖，为安息在远方的受委屈游子送上迟到的问候。 武垣用它特有的安静无扰接纳了毛氏叔侄，也接纳了余音将歇的伟大《诗经》，最终使之得以喘口气，在与世隔绝中修养生息，为中华文化保存贞元。 这里还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河间献王刘德。 公元一八〇五年，名重一时的清朝大学士河间人纪晓岚死后，嘉庆皇帝深感轸惜，御赐祭文、碑文各一。两篇文字中，分别用到“居藩国传经之地，业富缣缃”、“求惟实是，河间家有藏书”这样的句子来褒奖。 这个“藩国传经之地”、“河间家有藏书”，都是指西汉时的河间献王刘德。 刘德，汉景帝次子，汉武帝刘彻的哥哥。《汉书·景十三王传》称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 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 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自汉高祖至文景之世，汉初三代皇帝都崇尚无为之术，信奉黄老之学。直到汉武帝即位，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把儒学定为一尊。而先于汉武帝登基十五年就在河间为王的刘德，却早已倾心于儒家文化，用极大的热诚来着手整理儒学典籍。 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幅场景！ 他广泛向民间搜集各种典籍，每获得一本好书，就令人抄写一份送给书主，然后将原本留下，并赐献书者金帛。一时间，四面八方的学士不远千里，纷纷前来献书，有的人将祖上几代留传下来的书都献出来，使河间云蒸霞蔚，人才炳焕，成为了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学术中心。 刘德还在其封国内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日华宫（遗址在今泊头市严铺村，距河间国都遗址约十公里）。其内设二十余处馆舍，专以接待四方饱学之士。齐、鲁、燕、 赵等地的儒家学者纷至沓来，聚集于此，梳理、校勘儒家典籍。日华宫“殿阁灿烂、古光璀璨”，儒士则“褒衣雍容，弹冠奋袂”，“或趋以跄，登降于堂”（葛洪 《西京杂记》卷四）。 对的，你应该想起了战国时齐国的稷下学宫。而刘德治下的河间国都乐城，就宛如战国时齐国的临淄。 很幸运，毛苌此时就在河间国。 那么人才与爱才之人相见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闻听毛苌大名之后，刘德“礼聘再三”，封为博士。《汉书·儒林传》写道：“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 刘德还以极大的文化热情，专门在乐城北面建立招贤馆，供毛苌在此讲授《诗经》。 大雅传诵，弦歌缭绕。 从此，这里成了诗的殿堂，也成了诗的产房。 相对于偌大的汉朝疆土来说，河间毕竟还是太小了。 不管再受器重，毛苌也只是一个刘姓诸侯王的博士；不管影响再大，《毛诗》也只是在赵地河间流传。于人于诗，都显得菩萨太大，庙门尚小。 可能是这个原因，直至西汉结束，《毛诗》也没有被立于官学。 在今文经学盛行的西汉，训诂简要、缺乏迷信谶纬思想的《毛诗》属于古文经学，与另外三支研究《诗经》的今文经学派——齐诗、鲁诗、韩诗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三家被官方承认的今文《诗经》学派，在西汉备受尊崇。“鲁诗学”的开创者申培在汉文帝时即被任为博士，是汉朝最早的博士之一；“齐诗学”的创始人辕 固生、“韩诗学”的创始人韩婴在文景时均为官学博士，前者教出了汉武帝时的布衣宰相公孙弘，后者还曾将本门诗学直接传授给汉昭帝，因而享尽尊荣。 相较之下，只蛰伏在民间的《毛诗》就显得潦倒不堪，寒酸许多。 这些尽可不去理会。让人感兴趣的是，起自周代的遥远《诗经》一路迤逦而来，在夜色茫茫的秦汉渐渐消失了身影，最终却将这里作为再次飞翔的起点，从此展羽振翅，飞黄腾达。 事实是，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开始迅速崛起，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 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之后，汉章帝诏治古文经学的儒生入讲，并正式“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后汉书·贾逵列传》），后又经郑玄作笺大昌，前三家遂逐渐衰落，到了南宋则完全失传，只剩毛诗独家流传。 西汉经学大师刘歆及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们二人对毛诗的流行与普及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刘歆不仅在学术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在西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又极为活跃，得到了王莽的器重，于是《毛诗》经他推荐而日益葱茏参天。 郑玄《六艺论》说：“诗宗毛义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毛诗》对《诗经》中各篇诗章均有小序，简述了诗的主题、 作者和写作背景。而大儒郑玄为《毛诗》作《笺》，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诗的化世功用，对每篇诗作几乎都确定了其创作时代、产生原因、社会作用以及艺术 表现手法。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诂训传》为主，《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 自从郑玄的《毛诗笺》问世，原先红红火火的齐、鲁、韩三家《诗经》之学遂因之渐渐式微，最终湮没在漫不可知的时光漩涡之中。《隋书·经籍志》说：“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 站在今天，从文化的多元性来看，《毛诗》一门独兴，三家诗消亡，无疑是令人相当遗憾的。但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其实也顺应着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 《毛诗》的兴盛，除了西汉时的刘德、刘歆，东汉时的郑玄及唐代的孔颖达的外部襄助，更因其自身蓬勃的内在生命力在起重要作用。 西方文学史的源头，是皇皇史诗《伊利亚特》；文学在东方的始发站，则是《诗经》。 有意思的是，《伊利亚特》恢弘铺排和热情讴歌的主题是战争。英雄的武威，征伐的酷烈，是盲人荷马的落笔点；而《诗经》娓娓歌吟并喁喁倾吐的，则是闺中的爱怨，倚门的惆怅，对暴政的不满。 前者是马蹄橐橐，兵戈交鸣；后者是清思悠悠，爱恨情长。二者主旨和意趣之异，全在这里。 注意，这是一个微妙的结点。 其实，赋予《诗经》教化意义的首创者正是毛苌。 《毛诗序》就明确地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诗大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会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 所以，毛公对《关雎》中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有了“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的解释。这种解释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我想象，有着很大的随意生发性，但却合乎了统治阶层正心化民的要求。 《诗经》写作手法尚比兴，即就眼前事物指点陈述，引譬连类，可以激发人的情趣志愿，故《诗经》内容多为为人处世、民风世道等基本人伦和社会规范的讴歌或 讥刺，通过读它则可观天地万物，也可反观内心，在明礼知节中，学会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通可以群，但群而不党；穷可以怨，但怨而不失其 正。 《周南》、《召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前两部分，其内容更是基本的人伦常理。如著名的《关雎》，以即目所见、倾耳所闻的当前实 际景物，作为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顺带产生了联想，可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诗人眼前实景，由一对河洲之上互相依偎唱和的水鸟，托起未婚青年寻找淑 女以为配偶的比兴。事难显陈，则托物连类；理难言罄，辄借景引怀。 此所以读《诗三百》，先须通训诂，明诗旨，始能领会诗情。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诗经》占据着不可替代的至大至伟地位。薄薄一部《论语》之中，孔子对《诗经》的直接评价就达七八次之多，他对《诗经》的 赞誉之高，看待之重，倡导之切，都让人为之侧目。不独如此，在他与弟子的闲居言谈里，其转述与引用《诗经》更为常见，可以说比比皆是。 《毛诗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一语道破天机。 因而，毛苌在身后受到历代官方的大力推崇。元代，河间在崇德里毛精垒建起毛公书院；明代，遗址上重新建起祠堂，供奉毛公；清朝乾隆又特遣重臣为毛公致祭。 如今，毛公祠更是规制宏大，气象庄严。来自遥远赵地的毛氏叔侄在森柏苍翠、香火缭绕中，每天都接纳着来自四面八方之人的瞻仰与崇敬。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忽然又想起了替佛罗伦萨永恒照料着它的游子但丁的拉文纳。 河间，谢谢你，替邯郸人照料着它的不归游子，替所有中国人照料了一份充满诗意的源头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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