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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然而他经过孔子的修订之后，成为了儒家经典——《六经》之一，《论语·子罕》上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这一年，孔子69岁了，他返回了鲁国，对《诗》进行了编辑整理。因为经过了大儒孔子的整理，所以这部诗歌总集就被后世称之为“诗经”。孔子是如何整理诗的呢？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司马迁的这段话十分重要，他说到了孔子时代，《诗》总计有三千多篇，孔子经过一番删减，仅余下了三百篇。一删就减掉了十分之九，这种删改方式在后世当然会引起较大的争论。当然，这里说的三百篇只是取个整数。因为流传后世的《诗经》，实际上有305篇之多，另外还有6篇仅有题目没有内容，即便把这6篇加上，也仅311篇而已。 孔子为什么删掉了这么多诗？对于这一点，没人能说得清楚，后世争论的焦点，乃是司马迁说的到底对不对——孔子是否真的删掉了十分之九的上古诗歌？对此有人认为确实是这么回事，也有人认为不可能，东汉的王充持赞同的态度，他在《论衡·正说篇》中称：“《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而东汉的班固也赞同这种说法，《汉书·艺文志》上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毛诗》二十卷，民国上海涵楼影印宋刊四部丛刊本，清康熙册子纸印本，书牌 《毛诗》二十卷，民国上海涵楼影印宋刊四部丛刊本，清康熙册子纸印本，卷首 除此之外，唐代的陆德明、宋代的王应麟等人，都赞同孔子删诗说。最早提出这个怀疑者，乃是唐代孔颖达，他在《毛诗正义·诗谱序疏》中称：“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看来，孔颖达认为孔子删的数量太多了，所以他说司马迁的这番话不可信。 针对孔颖达的这个说法，宋代的欧阳修明确地表示反对，《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引用了欧阳修如下的说法：“马迁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存三百，郑学之徒，以迁为谬，予考之，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又删《诗》云者，非止合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 欧阳修说，他经过考证，认为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不止是三千首，而《诗经》仅收了305首，确实说明孔子删掉了绝大部分。然而欧阳修的这个说法仅是一种推论，当然，他的态度就不能受到后世的信服，因此宋代的朱熹、叶适、清代的崔述、朱彝尊、魏源、梁启超等，都不相信孔子删掉了这么多的诗。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也只能让专家们继续争论下去了，至少到了今天还未看到争论的结果。 《毛诗注疏》二十卷，明万历十七年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 到了秦代，秦始皇接受宰相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称：“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其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看来，除了朝廷规定的少数人之外，所有人不允许藏有《诗经》等书，必须拿出来烧掉。同时规定，即使是偶然，在言语中引用了《诗经》中的句子，也要被砍头。这等严酷的法令使得《诗经》难以在市面上见到，但好在《诗经》中的篇章大多朗朗上口，虽然人们不敢公开地背诗，但私下里总能默诵。也正因如此，经过秦火之后，儒家经典大多受到了损失，而唯有《诗经》基本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因此《汉书·艺文志》中说：“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之故也。” 好在秦朝的统治期很短，到了汉文帝时，《诗经》得以再次公开讲授和流传，当时讲授《诗经》最有名者有四大家，他们分别是申培、辕固、韩婴和毛亨、毛苌，这四家分别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毛诗》，而后世将此并称为“齐鲁韩毛”。 《毛诗注疏》三十卷，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 这样的简称来源于前三者原属的国家，比如申培是鲁国人，故而称为“鲁诗”；辕固是齐国人，所以他讲授的《诗经》被称之为“齐诗”。但是韩婴本是燕国人，但不知为何，他的讲授不称之为“燕诗”；而毛亨本是鲁国人，但毛苌却是赵国人，同样，也没被称之为“赵诗”。为什么这种命名方式不能一一而贯之？看来，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在。 然而《齐诗》、《鲁诗》、《韩诗》，原本就立于学官，因此这三家被称之为“今文三家”，其简称为“三家诗”，而唯有毛诗乃属古文经学。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周予同在给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所作的序言中说：“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 周予同的这段话是总括六经的说法，而单纯就《诗经》而言，于新在《诗经研究概论》一书中则称：“今文三家与古文毛诗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将《诗经》奉为政治经典，都是借解说《诗经》来发挥比附儒家教义来为封建统治服务。但今文三家与汉代政治结合得更加紧密，故随汉亡而亡。毛诗虽与汉代政治关系稍远，但却普遍适用于任何封建朝代。” 由此可知，齐、鲁、韩三家诗到了汉代的末年就基本消亡了，而唯有《毛诗》流传到了今天，因此说，我们今天读到的《诗经》中的篇章，其实都是来自于《毛诗》。 《附释音毛诗注疏》七十卷，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重刊，书牌 《附释音毛诗注疏》七十卷，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重刊，卷首 对于《毛诗》的传承情况，夏传才在《十三经讲座》中称：“《毛诗》由毛亨、毛苌所传，称大毛公、小毛公。传说荀子《诗》学传自子夏，毛亨承自荀子。他在西汉初年开门授徒，著《诗故训传》（后简称《毛传》），传于赵人毛苌。河间献王任毛苌为博士，献《毛诗》于朝廷，但不被立为官学，长期在民间传授。东汉后期《毛诗》立为官学，取代了三家《诗》的地位。以后，三家《诗》衰亡，《毛诗》兴盛于世。我们现在读的《诗经》，就是《毛诗》。” 看来，《毛诗》在汉代并未受到重视。虽然《毛诗》被河间献王贡献给了朝廷，但朝廷却没有把它列为“官学”，所以《毛诗》最初是在民间传授，直到东汉后期，《毛诗》才取得了“官学”的正统地位。夏传才的这段话应当是本自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所言：“《毛诗》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班固在这里没有点明，他只是说毛诗是毛公所传，并且毛公说他的学问是本自孔子的弟子子夏。 关于毛公是哪国人？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又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这里明确点出，毛公是赵国人。然而毛亨是鲁国人，只有毛苌是赵国人，如此说来，《儒林传》中所说的赵人毛公，乃是指的毛苌，可惜班固没有点明这句话。 而后到了三国吴陆玑那里，才点出了毛苌之名，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 对于毛苌之后毛氏的递传情况，陆玑又在文中有如下的讲述：“苌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阿武令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新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时九江谢曼卿亦善毛诗，乃为其训。东海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得风雅之旨，世祖以为议郎。济南徐廵师事宏，亦以儒显。其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齐鲁韩诗三氏皆立博士，惟毛诗不立博士耳。” 由以上可知《诗经》的大致递传情况，但是今文经学家大多不承认陆玑的这个说法，比如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若毛公为六国时人，著有《毛诗故训传》，史迁无缘不知。又郑君始言大小毛公有二；陆玑始著大小毛公之名。郑，汉末人，不应所闻详于刘（歆）班（固）；陆，吴人，不应所闻又详于郑。” 皮锡瑞认为，陆玑是三国时的人，陆怎么知道有着这样的完整递传？对于皮锡瑞的这个怀疑，蒋伯潜也表示赞同，他在《十三经概论》中说：“按唐人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叙录》，始详记《毛诗》之传授；但共载二说，所引徐整之言与另一说又不同。徐整亦吴人也。且徐氏以大毛公为河间人，亦与郑、陆二氏以为鲁人者异。是古文《毛诗》之来历，未可信也。”既然这样的递传不可信，那怎样的递传才是正确的呢？今文经学家当然有他们的说法，但这种说法显系有着门户之见。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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