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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腐朽没落的时代在濒临结束之际，总会有两个非同寻常的身影在此时出现。  郑玄兼录异文，融会众说，遍注群经，考订疑误，对两汉以来的学术成就进行系统整理。在考镜源流、厘析篇帙中，平息了两汉以来今古文经学长达二百多年的纷 争，将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终成在当时定于一尊的蔚为大观的郑学。“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后汉 书》作者范晔如是说。 郑玄的历史影响，远不止其学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他在乱世中始终坚守清贫，拒绝出仕，独举高标，始终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傲视权贵，谦恭自牧，也为后世的中国读书人巍然树立起一个仰望而钦佩的人格高度。 如果可以送他一幅挽幛，这样几个字庶几可以匹配： 肩挑两汉，息罢今古，定学术于一脉； 身范魏晋，楷模士人，布隐逸于学林。 梁启超写过一篇《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如果让他来写公元二世纪中国的人文渊薮，他一定不会忽略了这里：山东。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以鲁为核心区的山东一直是中国的人文渊薮。公元二世纪的汉末，从广义上讲仍然是这里，从微观看，它的核心区向东南稍稍偏移。 作为两汉“公羊学”殿军，以“张三世”学说上承董仲舒之意，下启近代维新变法的何休，就出生在山东任城，今鲁西南济宁。郑玄，北海高密人，今天的鲁东南高密市。 两个人的学术身量，构成了这片区域的学术高度。 正是这两个吃着饼卷大葱长大、操着同样浓重山东口音的汉子，同时驰骋在东汉末年的学术牧场，彼此苦学，彼此著述，彼此驳难，又彼此尊重。他们的联袂出现，使得政治天空阴云密布、气息奄奄的东汉王朝，却在学术天空别开生面，呈现出一派秋风送爽，万里无云的湛蓝晴空。 他们太相近了。 何休出生于公元一二九年，郑玄出生于此前两年的公元一二七年。 与何休有个官至九卿的少府父亲相似的是，郑玄有个做尚书仆射的祖爷爷，就是那个在西汉末年勇敢向汉哀帝同性恋小朋友董贤作斗争的郑崇。只是，到郑玄出生时，郑家家道已经完全衰落，有点像“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的扬雄。 所以，郑玄不会有何休少年时“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好也，辞疾而去”的可能，他只能远学孔子（因家贫，孔子尝为委吏、乘田，支撑家用），近学刘秀（因家穷，刘秀为太学生时，曾与人合伙买驴，在洛阳做拉脚生意赚取生活费），以工助家，工读相间。 《后汉书·郑玄列传》记录了他从少年到青年时期的全部经历，这是幅标准的贫寒学子求学图： 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常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筭 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 啬夫，《汉书》里解释说：“乡有啬夫，掌听讼收赋税。” 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年轻的他不得不担任“乡啬夫”这个乡级基层干部职务。但他却深深厌恶着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更喜欢沉湎于书籍之中。于是，只要得闲回家，他就常常跑到当地的学官那里，探讨学问，求知问疑，无为吏之志。 有关于他性格上的内敛不事张扬，《郑玄别传》有记：“玄年十一二，随母还家，正腊会同列十数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闲通，玄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愿也！’” 他的无心为吏，不同于上蔡仓吏李斯，李斯是对现实职业过于卑微的强烈不满，希望通过求学获得御帝王之术，从而贤达于世。郑玄则是出于一个学人天生对学习的喜爱与钦敬，由之产生的对俗务的极端排斥和拒绝。 培根说：读书时，我们与智者交谈；生活中，我们通常与愚人交谈。 不喜欢与愚人社会周旋的郑玄让父亲气恼异常，但郑玄一心向学，斥责与婉劝均无济于事，父亲只能在一次次粗重的叹息之后，最终以无奈的神情听其自便。 那失望的眼神，应该如同伏尔泰的父亲，本来希望出生在富裕中产阶级家庭里的这个儿子，长大以后走上神甫之路，或做个本分的法官，但伏尔泰不但对法学嗤之以鼻，而且对神学天生反感，却只对百无一用的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 杜荀鹤诗云：“此身虽贱道长存，非谒朱门谒孔门。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老实巴交、安分守己的中西两位父亲，他们永远也不会懂得“非谒朱门 谒孔门”的道理所在，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好处，即在劝说无用之后，绝不用自己的狭隘思想绑架儿子，而是尽己之能，成全自己虽不能理解但儿子坚持要走的人生方 向。 于是，郑玄终于可以一路向西，来到洛阳，在太学中受业。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享有知识有时更需要命运。 就像公元一九九一年摄影记者解海龙在偶然之间，将一个伏在课桌上渴望求学的“大眼睛”女孩摄入镜头，从此，希望工程改变了苏明娟的一生。 贫家子弟郑玄得以远赴洛都，进入中央大学学习，得益于一个人的大力襄助。 他就是与宦官集团勇敢斗争的清流集团代表人物，在党锢之祸中与李膺并称为“李杜”的杜密，时任北海太守。 范晔在郑玄本传中漏掉了这该交代的重要一笔，但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有记载：“杜密字周甫，颍川阳城人也。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为司徒胡广所辟， 稍迁代郡太守。征，三迁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 可见，他能够到太学受业，完全是爱才惜才的杜密在“乡啬夫”位置上发现他天资聪颖、卓非凡器之后，为他安排郡职，以此俸作学资，郑玄才能迤逦西行，负笈求学。 郑玄在太学之中，先师从今文经学博士第五元先，于是对京氏《易》、《公羊春秋》两部今文经学经典融会贯通，后来还对不属于学习范畴的刘歆的《三统历》及周公所撰《九章算术》等天文历算典籍进行了深入探研，同样烂熟于心。 尤为可贵的是，在极为讲究师法与家法传承的东汉时期，作为今文经学的门徒，郑玄不但没有固守师法家法，甚至还翻今文经学围墙而出，跨进被今文经学派视为异端谬说的古文经学门庭，跟随古文经学家张恭祖学习《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及古文《尚书》。 面对学问，郑玄总是怀着极度的饥饿感。从洛阳太学走出，他又游历在三辅之地，四处遍访名师，执经问难。经过十余年的游学，郑玄已经成为一个遍晓群经的学问高深的经学家。 高到何种程度？连谦虚的他自己都认为“山东无足问者”，崤山以东的广大平原上，再没有可向之讨学问教的人。 那该收拾行装，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了。 不。因为郑玄早就向往那间远在长安扶风的课堂，那里面端坐着他一直仰慕的当世通儒——马融。 巴尔扎克说过，人生最美好的主旨和人类生活最幸福的结果，无过于学习。 带着这种快乐，他西入长安，通过朋友卢植介绍，谦卑地做起了马融的学生。 说学生并不准确，其实，只是个颇受歧视的旁听生。 马先生讲课的排场很大。《后汉书·马融列传》载：“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虽然早年毕业于太学，尽管在河洛之地名声大噪，但在马融这间私人学堂里，郑玄还实在属于无名之辈，只配搬个板凳坐在绛纱帐外，像坐在剧场后排的观众，不 是在听，而是影影绰绰地看马先生在堂上说着永远也无法听到的金玉之言。“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 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 在这里求学三年，却始终被拒绝在纱帐之外，与老师连次面都见不上，只是由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来 传授指导，这无论如何都会让一个学人感到耻辱！更何况，此时的郑玄已是一位淹贯经史，饱学到“于山东无足问者”的中年学者。但郑玄不仅没有愤然而走，甚至 心无怨言，日夜诵读，未尝倦怠。 在一次召集学生门徒探讨图谶纬书象理时，马融听说有个叫郑玄的学生善于算学，便将郑玄招到楼上，师徒终于面对面会晤。郑玄趁机向老师询问了很多久积于胸的未解疑难义理。 学生高质量的提问，总能在高水平的老师那里得到会心一笑。 《论语·颜渊》中，樊迟从孔子游于舞雩之下，问道：“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孔子充满激赏地说：“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原因就在于“舞雩”这个场所有着特殊的历史寓意。鲁昭公被三家攻打逃往齐国这年，《春秋·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有鸲鹆来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 辛，又雩。”《公羊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对其解释道：“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可见，“雩”是对季氏打跑鲁昭公史实的曲笔。樊迟问孔子之时已 是鲁哀公执政，季氏仍然权倾朝野，而哀公也有逐季氏之心，樊迟与老师游舞雩台之时，自然在这凝聚着一段深刻历史的所在，引发了自己现实的考虑，所以，有此 曲折微隐之问。与弟子心有灵犀的老师，这才会对樊迟夸赞：“善哉问！” 郑玄究竟向马融请教了些什么，老师的回答又是什么，无从得知。但这更像一场精彩的毕业论文答辩，只不过提问者是学生。 寥寥数语的提问，却已足可透露问者的深厚学养，为学宗旨，以及学术指向。妙语破障，也无须长篇大论，娓娓道之，学生惑解疑消。当郑玄得到圆满的解答，决定将见面当作分手，向老师辞归时，马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只有文化宗师，才有这样的慨然自许与许人。这既是老师对自己学问的自负，更是对学生学问的全面肯定。 望着东归的郑玄背影，马融知道，他身后的一座学术高峰将在东方屹立。 走出高密时，他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书生；学成归来时，他已是位年届不惑的中年学者。 长达近二十年的游学生涯，这是否也太长？ 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悉数付给学习，这是否又太苦？ 如果一个人将探求学问视为生活的全部，他就会将人生的所有乐趣都建立于学习之上，心无旁骛，无暇他顾。 发现了天王星的赫歇尔·卡罗琳兄妹，为他们钟爱的天文学事业，一个终生未娶，一个终生未嫁。他们说：“我们既自信可以去做常人不敢做的事，也就不再希冀得到这种常人的幸福。因为它是以时间和精力为代价的。” 天才+勤奋+持久=？ 在这个问号面前，爱迪生说：成功； 牛顿说：我像个沙滩上捡贝壳的孩子，无所适从； 郑玄认为：什么也不等于，一切请继续。学海无涯，此生有限，只有持续泅渡，直至终老。 所以，一切才真正开始。 回到家乡的郑玄，一方面自我研习经典，在相互参照、彼此印证中，梳理成说，校枉补阙，解结释疑，遍注群经；一方面开馆授徒，讲授学问，弘道扬学。由于他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一时间，远近向学之人从四方赶来，麇集于此，盛极一时，“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无论办学规模，还是学校声誉，这里都已经可以与长安那座马氏学院相提并论，甚至还可以说，山东的这所学校已经远远超过了创办者毕业的母校。 两汉之际，士族豪门享有“任子制”的世袭权，所以出现了大批“四世三公”乃至“四世五公”的强宗大族，他们的子弟、亲属、门生、故旧攀藤而上，形成了官僚政治集团的主流人群。 另外，朝廷选官以察举、征辟为主，所被举征的对象往往是因谙熟经典而享誉民间的大儒硕士，所以，普通士人要想进入上层社会，就必须读经通籍，这使得地方 郡国学校与私学得以空前繁荣。《后汉书》说，颖容于荆州聚徒千余人，楼望在洛阳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张生和蔡玄的弟子竟然多达一万余人。 学生如此之众，靠弟子微薄的束脩供养，自己完全可以过上优游卒岁的诗书年华生活，再奢侈一点，如老师马融那样，“居宇器服，多存侈饰”，也未尝不可。 但郑玄没有这样做，而是清操自守，自食其力，过起艰难的耕读生活。后来因家贫，甚至“客耕东莱”，边种田维持生计，边收徒讲学。 也许，他相信只有简约生活，才能博大自身，只有苦修身体，才能提升灵魂。 巴尔扎克一生就坚持僧侣式芯拉毗派的隐居苦修，他认为这种生活淳朴而充满趣味，适宜高尚的人以其骄傲的心情来忍受清贫的生活。 在今天青岛市的城阳区惜福镇有个书院村，即为郑玄当时客耕之地。晋时方志《三齐记》记载：“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余许，坚韧异常，时人名作康成书带。” 因了郑玄，这种叫做沿阶草的普通小草顿时儒雅灵秀起来，在典籍中频频闪现。李白有“书带留青草，琴堂幕素尘”之歌，苏轼有“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之咏，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还有“书带草其名极佳，苦不得见”之叹。 大师不幸于生存的世界，困窘中的他随手用来捆绑书简的小草却见幸于永恒的历史，这就是大师的力量。 自食其力，客耕东莱，在泥巴与书香、躬耕与勤读、栽秧与育人中，过自己简单的生活，终老此生，岂不也自适其性，优哉游哉？ 但苛严的世界不允许，哪怕是如此简约的生活。 一场政治风暴瞬间来临。 其实，郑玄早就在关注着清流党人与宦官集团的斗争，他怀着极大的隐忧，在等待魔鬼深夜里前来敲门。 因为，这不仅关系着东汉社会的整体走向，政治是否能得以清明，而且冲在最前方与宦官势力拼刺的清流名贤阵营里，还有着自己所尊敬的杜密。 杜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不徇私情，担任太山太守、北海相时，对“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因而，被宦官集团列入报复的党锢名单。 公元一六六年，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朝廷将李膺、陈实、杜密等系狱。 公元一六九年，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杜密自杀。 这场血腥而酷烈的大屠杀、大清算之后，汉灵帝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 正像何休因曾为陈蕃故吏而受到禁锢，郑玄也因曾为杜密故吏遭到同样的钳制。“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 上帝已无言，百鬼且狰狞。 于是，一个东南，一个西南，两盏点亮在山东半岛上的寂寞油灯，分别映照着两张中年学者枯坐沉思的脸庞。 他们很快从最初被禁锢时的惊惧与不安中安下心神，然后彼此静静坐下来，抻纸研墨，奋笔疾书，各自开始了他们闭门隐居、静修经业的孤苦学者生活。 公元一七九年，党禁稍稍开解，何休率先获得自由。当他第一次走出户外，尽情呼吸着自由而清新的空气时，身后的书房里，摆放着他十几年禁锢生活的结晶，一部皇皇巨著——《春秋公羊传解诂》。 郑玄获得解禁则在五年之后，直到公元一八四年才蒙赦。十四年独坐书斋，十四载与世隔绝，当五十八岁的他重新获得自由，打开紧闭的书房门窗时，人们惊讶地看到，他竟然在这艰苦的岁月中，已然遍注群经！ 范晔列举郑玄的注经目录如下：“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 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 而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著述》研究统计，郑玄注释儒家经典书籍远不止《后汉书》中所列这么多，而是达八十种之巨。 一个人需要有多么庞大的知识储备，多么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怎样妙运于心的天才能力，又该付出多么巨大的精力，才能在十四年里完成如此卷帙浩繁的工作？ 端的令人难以想象。 更重要的是，郑玄在遍注群经时，广采博取，择善而用，熔铸今古文经学为一炉，融会众说，从而对两汉以来的几乎所有儒家经典都进行了终结性的系统整理。 由此，他一手平息了两汉以来今古文经学长达二百多年的纷争，终成当时定于一尊的蔚为大观的郑学。这便是范晔所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 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郑玄注解经典，建立在对经典的重新整理校勘工作之上，这中间包括兼录异文、考订疑误、校勘文字、训释词语、钩玄提要、考镜源流、厘析篇帙，将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清代著名校勘学人段玉裁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雠学千古之大业。” 在郑玄注经之前，学术界是这样一种状况。 在今文经学派，不但长期弥漫在谶纬的神怪妖氛之中，而且坚持各守师法与家法，造成了此派学风的荒诞不经，大批学人为了一己利益不惜牵强附会，以合己说。 同时章句繁多，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说，使儒家经学阐释走上了烦琐冗长的道路，扬雄就对此气愤地说：“是何师与？是何师与？天下小事为不少矣，每 知之，是谓师乎？师之责也，知人知也。小知之师，亦贱矣。” 在古文经学派，以郑兴、卫宏、贾逵等人为代表，虽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 解，但出于政治逢迎需要，不惜曲解古文经典，而且为了与今文经学派划清界限，自示立场互异，在学术批评中缺乏应有的平和之气。范晔为此感慨道：“郑、贾之 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郑玄以儒家继承人自居，抱着“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的淳朴思想，不守门户，各采善端，来进行学术整理工作。比如他为《毛诗》作笺，着眼于《毛诗》，而兼取《齐诗》、《韩诗》、《鲁诗》另外三家之长。 如此，对各经皆以经过他改造而融合的今古文经说之长并参以己意，重新解说。经过他的宏大整理，今古文经的界限没有了，家法、师法的藩篱不见了，经学之间的矛盾抵牾消失了，代之以博采众家之长，又简明扼要的郑学。于是，“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皆争趋而学之。 这是一系列让人无比信服的事实： ——郑玄《论语注》行世，而《齐论语》、《鲁论语》不行。 ——郑玄《毛诗笺》问世，原先红红火火的齐、鲁、韩三家《诗经》之学遂因之渐渐式微，最终湮没在漫不可知的时光漩涡之中。 ——郑玄注古文《尚书》之后，属于今文经学的欧阳《尚书》与大小夏侯《尚书》，自此散佚不传。 ——郑玄注古文费氏《易》流行，属于今文经的施、孟、梁丘三家《易》学便自行在学界废止。后世王弼、韩康伯注《易》都采用郑玄注本。孔颖达《五经正义》中的《易》本，即采用本于郑玄的王、韩注本，而且通行至今。 皮锡瑞先生说：“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 郑玄对“三礼”用功甚大，成绩最为显著。在他之前，两汉《礼经》没有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只有说与记。在他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 后，“三礼”才得以确定。《礼记》即郑玄对戴圣《小戴礼记》的注本。被郑玄注后，《礼记》不仅得以独立成书，而且从本来《仪礼》这部经典解经之作的地位， 摇身一变，取代《仪礼》成为经典。 “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意义，但其中很多记载语言深奥浑蒙，如果今天不依靠郑注，很难窥得原意。郑注也成为今天考古学界在考释先秦地下挖掘文物的至重参照文献。 此外，郑玄注本因其注解详尽，涉猎广泛，对今天的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图书馆学等研究领域，也有着至为宝贵的学术意义。 更有意思的是，当何休以汉代“公羊学”集大成者的身份，对古文经学严厉斥责，写出《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郑玄则针锋相对，撰著 《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一一予以驳斥。当何休读到郑玄的反驳之文后，深为叹服地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有“学海”之称的何休能以此夸赞对方，足见他作为一代大师之允人之量。郑玄能深入何休学说之中，寻找出矛盾所在，并以作者之矛攻作者之盾，而且深得对手钦服，也真见其学道高妙。 巨大的学术成就与道德声望，给郑玄带来了无尽的荣誉。 蒙赦之后，郑家门前立刻车辆盈门，百辏辐集。殷勤邀请出仕的聘书，热情礼延上任的信函，自此翩翩而至，络绎不绝。 公元一八五年，新崛起的外戚何进成为大将军，闻听郑玄贤名派人征辟。州郡官长听到是何大将军的征召，自然不敢怠慢，在郑玄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硬是胁迫这位已近六十岁的老人前往洛阳诣见。此所谓，大神好斗，小鬼难缠。 何进对郑玄礼待甚优，甚至还为他破格设坐几与手杖，而且连朝服都已备好。汉制，年七十以上有德行长者授几杖，可见何进的尊重仰慕之情。但郑玄拒穿朝服，以幅巾打扮前去相见，向对方表达了自己固守林下的心志。而且，在洛阳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郑玄便悄然逃走。 此后，将军袁隗，即袁绍、袁术叔父，上表汉灵帝以郑玄为侍中，他再次以父丧丁忧为托辞不行。 公元一九一年，董卓掌权，迁都长安后，公卿举郑玄为赵王乾之相。郑玄再次被胁迫而往，因黄巾军阻道，这才没能成行。顺道，他避居于徐州，徐州牧陶谦以师友之礼盛情接待。 公元一九六年，他从徐州还乡高密，途中再次遇到黄巾军数万人。这帮黄巾缠头的农民兄弟们竟然也素知郑玄高贤，见到他，竟然“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后来，黄巾军席卷山东时，独不入高密，就因为这里住着大儒郑玄。 公元一九七年，大将军袁绍统领冀州，举郑玄为茂才，表为左中郎将，仍然不就。 公元一九八年，汉献帝公车征郑玄为大司农，赐其安车一乘，所过途中，长吏送迎。郑玄于不可抗拒之中前行，但只领了一个虚名，旋即以病自乞骸骨还家。因了这个虚名，后世之人便称郑玄为郑司农。 不能说这些盛情相邀都是出于拉贤人立门面的表演，其间不乏真诚，也不乏期待，而面对一次次征召，一回回举荐，郑玄只有一个态度：坚辞不就。 不管对方是权炽位重的何进、袁隗，还是杀人如麻的董卓、袁绍，甚或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最高统帅汉献帝，他都一概拒绝，绝不出仕。 这中间，当然有他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洁净自守心理在起作用，是孟子的“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的沛胸豪气使然。更多的，却是他对混乱时局 清醒打量后的决断。天下无道，君子则卷而怀之。就像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那太不舒服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文化的倾心，从而表现为对世事荣华富贵的淡漠。 就像以色列准备将它的第一任总统位子送给爱因斯坦，科学家却淡淡地回答说：于我而言，方程式比总统更适合，也更重要。 在郑玄的心中，唯有一个大愿，那就是以儒家承上启下者的姿态，“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故而“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 这从他给儿子郑益恩写的《诫子书》中可以洞悉： 吾家旧贫，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 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 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 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 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 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 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 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这是在诫子，也是在自况，更是一代大师自我人生志向的表态。 读之令人感慨！ 一个真正的哲人对生活的要求往往极少，低到让人听来辛酸。 在孔子，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 在苏格拉底，则是从市场转了一圈走出后感叹：“怎么那么多东西对我而言一无用处？！” 在郑玄，则是在“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中，“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只求“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的为学快乐。 这是一个学人最持久的快乐。 生置乱世，颠沛流离。 行走于末世的脚步虽然踉跄、艰难，却并不凌乱。他用清癯俊朗的风神，泰然自适的心境，君临天下的姿仪，赢得了包括庙堂、士林、军阀，甚至起于沟壑的农民起义军队的广泛尊敬。 仅此一点，中外古今便无人比肩。 霸据冀州的袁绍，曾在一次大宴宾客时，专门遣使邀请郑玄，以示宗贤。郑玄姗姗来迟，最后到达，却被延升上坐。座中多豪俊博洽之士，许多人对这个被延为上 宾的老头儿还很陌生，怪异泛酸之中，“竞设异端”，纷纷起身向他发难。郑玄则依方辩对，娓娓道来，所答之清丽高妙远超过问者所提之境。于是，皆得所未闻， 举座皆惊，莫不对这位“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的老人叹服至极。 名士应劭更是当面请求拜师，自我引荐道：“故太山 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郑玄淡淡一笑说：“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言下之意是，孔子只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来考查学 生，颜回、子贡这些人从不称引自己的官阶门第，你别用泰山太守的名号吓人，官位再大，又怎么了？应劭为此面带惭色。 郑玄的渊博学问与 磊落风标，使许多人心仪身折。以恃才傲物称名于世的北海国国相孔融，专门告诉高密州郡的官吏，要为郑玄特立一乡，名字他都已想好，就叫“郑公乡”。而且 说，郑公具有如此完美的品德，怎么能没有让驷牡得以通行到他家的大路？还可扩大他家门前的道路，让路面容纳高大的马车通过，并命名为“通德门”。 这条路当地交通部门究竟修了没有，这个门城建部门盖了没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间所折射出的大师巨大的人格魅力与学术影响力。 撰写《后汉书》的范晔，不光自己对郑玄仰慕之极，更是抬出自己先父范宁：“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堪堪是有目共仰，有口皆碑！ 一个怎样情操高尚、学问宏富、德行臻善的人才可享有如此的殊荣？ 公元二〇〇年，大师的生命走到终点。 《后汉书》如此记载：“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北齐刘昼《高才不遇传》对 此解释说：“辰为龙，巳为蛇，岁至龙蛇，贤人嗟，玄以谶合之。”意思是，这一年是庚辰龙年，来年是辛巳蛇年，谶书上说，龙、蛇交会对圣贤不利，所以他认为 自己当不久于人世。 此时，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一触即发。 大战前夕，袁绍不顾郑玄此时已风烛残年，重病染身，缠绵病榻，命悬一线，遣使逼迫郑玄随军。这个才气横溢而敛之于范、其学极博又驭之在我的文化大师，可以用傲岸的精神拒绝整个时代，却不能让自己虚弱的身躯逃脱于强人逼迫。 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时，郑玄阖然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公元前二一二年，罗马军队攻破叙拉古城，沙盘前正聚精会神研究几何的阿基米德倒在了罗马士兵的剑下，在为阿基米德哀悼的人群中，罗马统帅马赛拉斯哭得最为伤心。 郑玄死后，“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缞绖赴会千余人”。而在这个哀悼的人群中，却不会有袁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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