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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重点介绍的就是廖平的“矛盾解释派”。这里的“矛盾”就是《五经》系统所存在的系统性矛盾，其形成在两汉，在汉清期间处于潜伏状态，进入清朝之后，清随着清儒复兴汉学的努力而再次暴露于世。廖平是第一个对《五经》中“礼制”（制度）矛盾进行系统性总结，并且努力给出一个总的合理性解释的人。因此，我叫他“矛盾解释派”。 其实，在两汉时期，已经开始对《五经》中的矛盾进行解释了，但是，他们都是就事论事地，一条一条地，孤立性地解释，而廖平则是希望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解释。 廖平对《五经》中的礼制矛盾进行系统性梳理，对相互矛盾的条目进行统计分析，而且制作了很详细的表格，方法很现代。他认为《五经》中的矛盾可以用“今古”矛盾概括。“今古”即“今文”、“古文”，但是，廖平又进一步认为，“今古”的根本区别不在文字的今古字形，而在其礼制。今文经的礼制本于《礼记》中的《王制》，而古文经的礼制则本于《周礼》。把《王制》和《周礼》当成今文和古文的标准。 显然，将“今古”的区分不放在字形上，而是放在其中的礼制上、制度上，意味着廖平篡改了，或者重新定义了“今古”的标准。从“礼制”、制度的角度去系统性分析《五经》，总结其系统性矛盾，则是廖平的一个“创建”。 事实上，廖平区分和评判《五经》定了两套标准，一套是“今文古文”，一套就是以《王制》和《周礼》所代表的礼制。这两套标准是不重合的，又是以《王制》和《周礼》所代表的礼制为最高标准，这就导致“今古”的标准有点多余。既然多余，廖平又为何依然采用“今古”标准？ 原因在于，以“今文”、“古文”去区分两汉经学，是在清朝前期的考据学中逐渐形成的，而且重“今文”，而轻“古文”。这里就必须提一下阎若璩对《古文尚书》辩伪的影响，因为这一事件无疑对清儒在汉学上今古之分，且厚今轻古之观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 通过文字考据，清初的阎若璩得出结论，认为《古文尚书》中比今文《尚书》多出的28篇为后人伪造，进而断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并认定伪造者为东晋梅赜，他将伪书献给当时朝廷。到了唐朝，奉旨注经的孔颖达也以古文《尚书》为真，为其做疏，从而让此书成为官方钦定的《尚书》版本，而大行于天下。然后经宋明至清，已经被中国尊奉了1000多年。 阎若璩的结论对当时的学术界冲击很大，后来的梁启超在写清朝学术史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是掀起一场思想革命云云。《尚书》的古文版为假，而今文版为真，必然影响到经学的整体，是清儒后来出现“今古思维”的起点，干脆以“今古”去评价和区分整个经学，整个《五经》系统，并且贱古贵今。 值得指出的是，单纯地从文字考据的技术上来说，阎若璩的结论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判定一部盛行了1000余年的经典为假，远不是文字考据所能胜任的。事实上，如果非要较真的话，整个的《五经》系统，包括今文、古文，全部为假，因为里边都存在假的东西，违背儒家道统的东西。显然，阎若璩机械地将“汉学”定为真的标准，东晋晚于汉，因此这个时候出的东西一定为假。 请问如果依据文字考据，那将怎么评判汉朝，尤其是西汉所的出的东西的真假。答案是无法评判，因为那时经典的传承依然主要靠口耳相传，压根没有文字化的文献，没有书。所以，只能尊重“师法”、“家法”。至于“师”与相互矛盾的“师”与“师”间、“家”与“家”之间孰是孰非，则无法评判。 也就是说，阎若璩乃至整个考据学、汉学，在一开始就错了，他们企图用文字文献考据的方法去评判《五经》，而这是不可能的事。从真正的始源上来说，文字的成熟，文章文献的出现远远晚于《五经》的出现，用一个很晚的东西，去追溯远比它早的东西，岂不荒唐。显然，清儒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认为文字、文章的出现早于《五经》的出现，《五经》一开始就是用成熟的文字系统所记载，因此可以通过文字考据去追溯《五经》之源头。 事实上，早在北宋，已经有人发现古文《尚书》是有问题的，譬如欧阳修。南宋的朱熹也觉着不太对劲，他的证据正是基于文字学的，他认为，既然古文比今文早，为何今文《尚书》远比古文《尚书》难懂。但是，朱熹拒绝去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它认为如果深究的话，必将使人们对五经的信心产生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儒整体上境界和心胸都是偏狭的，远比不上朱熹宋儒宏阔。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清儒、清学整体上要为20世纪初中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信心出现大崩溃负主要责任，西方的入侵仅仅是次要原因。中国失去文化自信的起点在考据学的出现，在顾炎武、黄宗羲。 在乾嘉时代晚期，随着考据学逐渐向“大义”靠拢和转型时，尤其是向《公羊春秋》聚焦和靠拢时，清儒的“今古思维”也逐渐开始成型，因为《公羊春秋》碰巧也是今文的，后来还发现原来西汉的14博士也都是今文的，西汉盛行今文，东汉才盛行古文，今文的出现和流行比古文早。 晚清的廖平在对《五经》中的制度矛盾进行系统总结时，也不可避免对采纳了已成传统的“今文思维”，对《五经》进行“今古”二分，将五经的矛盾整体上概括为今古矛盾。 事实上，以今古文去区分汉学，更多是清儒的成见，汉朝儒家从未这么做。汉学的复杂和混乱性根源在“师法”和“家法”，远远超越今古文，因此，今古文范式也无法真正概括《五经》的矛盾。廖平已经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此，他又给今古文定了一个额外的标准，说今古文的区分标准不在字形，而在礼制。其实，廖平完全可以抛弃今古文的范式和成见，而直接用礼制、制度为《五经》中的矛盾归类。 正如廖平的学生蒙文通所讲，晚清的今文学到廖平才真正成系统。说今文学成系统并不意味着今文学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恰恰相反，而是系统性地重新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这正是清朝学术的整体悲哀之处，经过200年努力，仅仅是重现了一个问题。整体而言，清学是破坏大于建设，发现问题的能力大于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是今文学所发现的这个问题，加上碰巧西方列强在同一时期入侵中国，导致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信心崩溃了，出现了极度的文化不自信，文化自卑。也就是说，中国出现文化自卑有两方面原因，晚清今文学所发现的问题是内因，西方的入侵仅仅是外因。那么要恢复文化自信，也必须消除这两个病因。如今中国已经崛起了，强大了，已经转而成为当今世界最大“列强”之一。这说明文化自卑的外因已经消除，接下来就解决和消除内因。 现在流行的成见将中国文化自信的崩溃完全归因为西方的入侵，而忽视清朝今文学的影响，忽视内因，这是十分错误的。这种错误将会阻碍当前文化自信的建设进程。 廖平所代表的晚清今文学究竟重新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成为中国文化自信崩溃的内因？这是理解整个清学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中国之当下的关键所在，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关键不在外因，而在内因。中国的文化自信并非仅仅因为欧美文化的入侵才消失，同样，重建中国文化自信也不能靠单纯地排斥和贬低欧美文化来解决。 中国文化自信消失的根本原因在内因，这个内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尤其表现在《五经》之中、经学之中。中国的《五经》是有严重问题的《五经》、经学也是有严重问题的经学。这种严重的问题并不是清朝才有，而是在一开始就有，只是到了清朝被重新暴露和发现。 也就是说，中国的《五经》自诞生起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包含着病态因素的，就是病态的。而到汉朝才成熟的定型的经学，更是包含病态因素的，更是病态的。 我们应该知道，学术上《五经》系统的创始人是孔子，但是，孔子本人对《五经》并未赋予多么崇高的价值，在整部《论语》中，极少直接涉及到《五经》。相反，他却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敬鬼神而远之”，这些都实际上可以看做对《五经》的超越，甚至否定。 孔子的学问并不以《五经》为中心，而是以“仁”为中心，以“心安”为中心，以“权”为中心。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直接对《五经》进行否定，“书”即《尚书》。他还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的学问与孔子非常一致，是以“求放心”为中心，以“权”为中心。 孔孟的学问是超越《五经》的，甚至有些时候是反《五经》的，因此绝不能将孔孟之道与《五经》等同。事实上，孔孟之道比《五经》更代表着中国文化中更纯正、更古老的东西，代表着中华道统，这一道统起源于伏羲时代，经神农时代，至黄帝时代，再经尧舜时代至禹、汤、文武周公所代表的夏商周三代，然后至孔孟。 而《五经》经文的出现，远比道统本身的出现为晚，尽管《五经》整体上也是以道统为本，但是还是混入了诸多的反道统因素。《五经》中的反道统因素，不仅存在于《传》中，而且存在于《经》中。经学中的根本问题，就是反道统问题，《五经》中存在很多反道统因素，存在很多反道统的“礼制”、制度。 孔孟的学问是以人心为中心，以心性为中心，也是以道统、义理为中心。两汉学术相对孔孟，实质上是退步的，是有点反孔孟的，因为是以《五经》、经学为中心，进而以经学传承中的“师法”、“家法”和后来的文字考据为中心。 到了北宋，就开始明确意识到汉唐经学中的问题，直接说儒家道统至孟子就中断了，对经学进行了直接的否定。宋朝的儒家是以直接回归孔孟之道为宗旨，而非经学，而且在《五经》和孔孟之间做了区分，将《四书》的价值拔高到《五经》之上。认为代表中华道统的是孔孟，而非《五经》。宋明理学是以《四书》为中心，而非《五经》，叫《四书五经》，而非《五经四书》，《四书》排在《五经》之前。 正如两汉学术相对孔孟学术是巨大的倒退一样，清朝学术相对宋明学术也是一个巨大倒退。两汉学术因为对孔孟学术的偏离和否定而退步，宋明学术因为对两汉学术的偏离和否定而进步，而清朝学术则又因为对宋明学术的偏离和否定而退步。因此，中国学术的下一个循环应该是对清朝学术的偏离和否定，重新接续宋明学术，而回归真正的孔孟之道。当然这种对宋明理学的接续又要建立在清朝学术的基础之上，解决清朝学术所提出的但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在清学的早期，清朝儒家已经意识到《五经》的问题，但是，仅仅将问题归之于伪书。譬如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辩伪和指责，胡渭对包括《太极图说》在内的图像派易学的辩伪和指责。由伪书后来又慢慢升级到对“古文”的指责，出现所谓的“今古之辩”，因为除古文《尚书》为假，今文《尚书》为真之外，他们还逐渐发现在汉学中今文早出而古文晚出。 到了晚清廖平，又将问题继续推进，认为《五经》的问题在“礼制”矛盾，有些礼制是本于《王制》，与《王制》相合，而有些礼制则本于《周礼》，与《周礼》相合。尽管廖平将问题更深入了，更系统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廖平真正弄明白了，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终其一生，廖平也没有弄明白，尽管他在不停地努力着，并导致他的学术论点也在持续的变化。 梁启超、钱穆等人都嘲笑廖平的善变，事实上善变正是廖平的伟大之处。廖平的“变”实际上都是在对《五经》中的问题和矛盾给予合理性的解释，之所以要变，是因为他认为此前的解释是错误的。也可以把这些“变”看成廖平努力寻找真正答案的过程，一直在变，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找的真正的答案，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找到，于是就要变，继续找。 廖平的变是因为他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企图找到真答案。即廖平不仅有问题意识，还有真答案意识，尽管他不知道这个真答案具体是什么。而其他人，包括梁启超、钱穆之辈，就压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更没有真答案的意识。 同时，廖平的多变也的确说明他学术上的混乱和煎熬，这种混乱和煎熬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或者说整个时代的混乱和煎熬压在了他一个人的头上，他替一个时代去承受这种混乱和煎熬。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混乱和煎熬真的从廖平个人扩散到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真的让整个社会，整个时代变得混乱和煎熬了。而这个扩散过程还要经过另外一个人的中转，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如果说廖平清楚地发现《五经》中有魔鬼，康有为则是将魔鬼从《五经》的笼子里放出来的那个人。 当人们普遍看到《五经》中存在魔鬼时，于是就把《五经》当成了魔鬼，把魔鬼当成了《五经》全部，于是《五经》也就被当做魔鬼一样被驱逐和废除了。废除《五经》也就是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彻底崩溃，即文化自信彻底丧失。（本文为《清朝学术与新文化运动》第十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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